今天我们常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人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问一问有什么特产，如果有，一定要尝一尝，这对于那些旅游的人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大家始终相信，那些从未到过的地方，似乎始终有从未目睹的美物，始终有从未尝过的美味。

说到特产，常常以“土”字修饰，称为“土特产”。这“土”字应不是“老土”之谓，而是“本土”之意，尽管很多土特产的确比较老土。

事实也正如人们所想，几乎每一个独成一国的地域单元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土特产，或为小吃，或为大餐，或为物品，或为技艺。大家所熟悉的自然是当地的地方特色美食和工艺品了。

我亦曾好奇，为何换了一个地方，就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呢？慢慢地，走的路多了，也就看出了些端倪。所谓土特产，大多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基于当地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采用本地所出产的原材料，运用特有的方法加工出来的食品或者物品。不管方法如何选择和创新，目的是要保证手头的原材料的价值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做到物尽其用。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这也是“土”的魅力所在。

为了第二天一早能登黄山，便取道杭州，坐汽车直达山脚下的汤口。半途忽见车窗外山高林密路险，顿生好奇，细看路牌，原来是歙县地界，也就是古徽州的核心区域之一了，也是古新安郡六县之一。连绵陡峭的山岭、近似直角的坡地、狭窄曲折的山路，这是一幅可远观的绝世风景画，有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若长期生活其中，这盛景便成了一个不可近玩焉的绝地。

若是不曾翻看历史，你也不可能相信，这片陡峭贫瘠的土地上能够产生一大批纵横世界几百年的商贾——徽商。你也不会相信，眼前的这片山水，不仅做到了物尽其用，更是做到了人尽其才。

在土地和人口作为财富来源和象征的农业文明时代，没有足够耕地和足够人口的徽州毫无疑问是边缘地带。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同时采摘制作一些山林特产换取生活必需品，虽然艰苦，倒也能勉强维持。但战争让与世隔绝的这里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无数难民和厌倦战争的人们陆续流浪到此，开始新的生活。尤其是宋人南渡后，人口激增，这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压力，贫瘠的土地根本无法承受愈益增多的人口。

但生活并没有退路，社会条件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南迁或是北移都已经成了不可能的幻想。选择即是背叛，当初的离开便注定是回不去的故里和曾经。剩下的路，便只有眼前的一片山林。于是乎，人们决定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开发山林，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竹、木、瓷土等材料，做成笔、墨、纸、砚、茶、漆等物品，外出贩卖。优质的素材、出色的工艺以及诚信的品质让“徽州产”逐渐遍布天下，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名品。徽州商人从此开启了财富的阀门，开始了财富的原始积累。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商人们，逐渐涉足盐业、金融等行业，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在鼎盛时期，远超过了著名商帮晋商的影响力。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徽商著名人物江春曾接待交谈，留下了“布衣交天子”的美谈，可见徽商在当时的影响力何其大，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导政治的走向。于是，外出经商也成为了徽州人的一种风尚，成了一个人职业发展的首选，第一等营生。这一切动力都源于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正如顾炎武所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近代西方社会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也是形势所迫吗？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传统和文化，并随之诞生了地域性的商业规则和行业规范，继而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商帮群体。

需要补充的是，徽商独具特色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抗争自然，也充分利用了自身与生俱来的优势条件。我们曾发出过“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但很多时候面对大自然先天条件的刁难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那些偏远的山区，贫困始终成了难以摆脱的噩梦。不是那里的人们不努力，也不是那里的人们不聪明，而是那里的人们真的无能为力。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浪潮中，始终处于旁观者和边缘者的地位，根本无法参与到现代经济活动之中，因为他们的位置实在太偏远，纵使物产丰富也常常受制于交通的阻碍而分文不值。这便是为什么条件恶劣的徽州能够繁荣商业，而其他诸如云贵高原、川西高原、秦岭山区等地仍然发展落后的原因。徽州虽然地形条件恶劣，但是地理位置不错，靠近江浙富庶之地，这里文人雅士荟萃，城镇人口集中，便有了广阔的市场支撑，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所不具备的优势。

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如果不能自为中心，便只有靠近并依附中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此时，我想起了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阐述的某些观点。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可以成就人，也可以毁灭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塑造了人类的形象和品性，继而规制了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