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叶封弟的传说
说起晋国的建立，历来相传有一段桐叶封弟的典故，说的是周成王年少时与他的同母弟叔虞玩耍，削下梧桐的一片叶子作为珪（举行典礼时所执的玉器）给了叔虞说，我要把这个封给你。这时在一旁的史官佚说请天子择日分封叔虞，成王一听急了，说干嘛呢？我跟他开玩笑呢！史佚于是就劝道，天子无戏言，只要你说了，史官就要如实记载，既然史书上要记载你就得完成分封之礼，就要做歌曲传颂这件事，你看着办吧！成王无奈，只好把叔虞封到唐国。这种说法因为年代久远，所以中间细节更改了许多，据最早的说法来看，在一旁嘚不嘚的不是什么史官，而是那个摄政当国的周公旦大人。
向来推崇怀疑精神的现代史家对于这种童话故事般的叙事向来是不相信的，于是这个看起来拿国事当儿戏的故事很快就被证伪了。然而这个故事是那么的让人喜闻乐见以至于在不同的场合人们想到晋国建立的时候依旧还是最先想起这个典故，可见人民群众还是非常喜欢听故事的。
若要当故事笑一笑也就罢了，然而非信史时代的事情即便明知道是故事，可是对于那些喜欢死磕的历史学家来说也算是难得的历史资料，总要研究个透彻才像话。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那些政治游说集团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东拉西扯编出来的故事，尽管被秦火烧了一多半，但留下来的还是让后来的人们提供了不少的蛛丝马迹。这不，一个问题刚被证伪，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唐叔虞究竟是不是周成王的弟弟呢？（好奇怪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问题来了，就得有人回应，于是人们在各种材料堆里翻来翻去，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总感觉智商好像被侮辱了一般。但是这么久远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气人，研究了老半天，很可能就是无解。好歹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何解，总有一个答案是明确的，唐叔虞被封到唐国的时候铁定不是小孩子了——因为各种资料的记载都有说明唐叔虞曾辅佐成王的父亲武王南征北战，左右武王，平定百蛮，广治四方，到成王即位的时候，也算是有赫赫战功的大人物了。
对于唐叔虞身份的推定，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成王年龄的认定上。一种看法是建立在成王即位的时候的确还年幼的基础上，以成王的年幼且是武王的太子身份来考究，唐叔虞显然不是成王的弟弟，认定其为武王的幼弟、成王的叔叔也许更合适。
而另一种看法则完全否定了这个基础，认为唐叔虞有可能就是成王的弟弟。根据现在掌握的很多金文资料发现，成王即位的时候或许并不年幼，周公辅政期间的许多战事成王都是参加了的。而之所以会被人误以为是成王年幼，恐怕是因为后人的经验所致或是有意而为之。按后来王朝通行的做法，通常都是未成年的国君才需要大臣摄政，既然成王需要周公辅政，那么必定是还未成年。依照后人的经验判断当时的情势很难说是正确的，西周初年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部落氏族的影响，当时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习俗毕竟与后世还是有所不同的。
而仔细纠察关于成王年幼的记载，有人推测，也许是人们对于古书中某些词句的误解，在有关成王的资料中，常见成王以“冲人”、“孺子”、“冲子”、“小子”自谦的语句，战国时期很多游士有意无意地将其理解成了“年幼”之意。他们对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那么关心，只要是能够为他们的观点服务，能够让他们的学说被当世的君主所采纳，哪怕是有意曲解了，也是值得的。但尽管如此，战国时期的著作多少还有保留余地，只是说成王年幼，而到了秦汉时期，则进一步被夸张成了“成王初立，未离襁褓”，这恐怕是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的曲解。
好吧，说了这么多，这么一个问题还是没有搞的太明白，但是搞明白了似乎好像大概的确也没有什么影响，反正这种搞不清辈分的事情在非信史的年代里多的是，大家也不care这些。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会把“桐叶封弟”这样的典故当真了，分封诸侯不是儿戏，也容不得有闪失，否则就会有国灭身死的危险。但是这样一个在整个春秋时代发挥了巨大影响的一个国家，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总归还是要探讨探讨，那就从头开始说。
唐叔虞受封前的西周局势
武王克商，周人初立，曾经按照古代惯例对真个已知的天下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分封。对于他们多年的老对手殷商的遗民并没有赶尽杀绝（似乎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而是给予了足够的宽仁，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命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接续商部族的统治。只是安排自己的几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监视商人——史称三监。
而对殷商的铁杆粉丝们，则是另一副嘴脸，他们将其他东方部族中的豪强集中迁徙到镐京附近。说的好听点，是让东方的才俊为周所用，充实京畿的人口，开发关内的土地。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要把他们放在眼皮子底下，监视控制，加以利用，而让这些部族的人们群龙无首，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这样，即使是给了原住民足够的保留地，但是那些豪强开发的熟地却正好可以用来分封周人自己的贵族和功臣，自己人去了之后，东方局势就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了。
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武王感到很满意，然后就把天下留给自己的儿子，自己驾鹤西去了。但是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出现了，武王走的时候，成王的政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成王的叔父周公旦的摄政。在先秦时期有一个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的习惯，摄政是要行王命，成王事的，就比如鲁隐公摄政期间就以国君的身份处理国事，而太子则是在一边凉快着，等着他退位，至于他退不退位，那要看心情。而周公旦是不是也是这样，似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确切的作为佐证，但是由于摄政带来的政治危机却是显露无疑的。
于是天下间便有了传言，说周公旦想自己坐天下，不想还政给成王。一时间众议斐然，最气愤不过的自然就是周公的那几个还在监视商人的哥哥。当然他们气恼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护关心他们的那个小侄儿，而是如果要说如果王位若要在武王的兄弟当中传承的话，那首先轮到的也是我们做哥哥的，你一个弟弟凑什么热闹。而武庚也看中了这个时机，马上找人联络这三兄弟，联合上商王朝的忠实粉丝淮夷、徐、奄这些东方部族，举兵造反了。
流言起于何处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有人说是武庚趁机造谣，也有人说是因为三监嫉妒，所以才放出这些谣言，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反了，殷商旧部连同监视他们的三监，整个东方全反了。而且还不止如此，晋南夏朝故地的封国也都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北方与商王朝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戎狄部族也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摩拳擦掌，作壁上观。就连宗周国内也不安分，许多与三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也都蠢蠢欲动；西迁的东方豪强更是与武庚眉目传情，眼见整个天下都不保了。
越是到了危急关头，内部的团结就愈加重要，因为无论是对于成王还是对于周公，这都是决定生死的战斗，一旦失败了，他们两个谁都别想安逸地坐在这个位置上。于是周王室内部终于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周公也用他的诚心打动了国人，经过短期的整顿部署，在周公的带领下，周人开始了一次烈度不亚于克商战役的东征。
这次东征包括成王、周公、召公已经唐叔虞在内的周朝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战线也拉的足够的长，南到淮上，北至梁山，兵锋所指，几乎席卷了当时已经开发的整个中原。战争的时间也是旷日持久，历经几年的艰苦战役，才终于将叛乱彻底平灭了。最后的结果是武庚北逃，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处被贬为庶人，而与中原战乱遥相呼应的夏朝后裔所建立的唐国也在中原战事平息之后被周公所灭。
制礼作乐与分邦建国
这次战争给周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也给周公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无法臆测周公本人是不是真的是至诚至信的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有野心，经过这次战乱也让他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法了。而当务之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稳定人心，彻底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为此周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宪法，确立新王朝的根本制度，以制度约束人心，避免同族相残；第二件事是分割旧朝的土地和人民，彻底消灭他们复国的气焰。
所谓制定宪法，也就是制礼作乐，对于这件事情人们争论很多。但是总体上，殷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华夷秩序，商人也没有华夏观念。而周人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周礼确立了华夏意识，明确了华夷秩序，将周人治下的所有区域内的部族都统一到了华夏民族的大旗之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共同体，这对于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期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也形成了中原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制礼作乐这方面的内容过于繁杂，以后有时间再做参详，此处不做赘述，先简单地聊一聊第二件事，分割旧朝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周朝立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封。这里的旧朝包含的由殷商也有夏后氏，殷商的势力范围大体包括殷商本部所在的中原地区和淮夷徐奄所在的淮河流域黄河下游的广袤区域；夏后氏的势力范围大体局限在晋南地区和伊洛范围内。
对于周人来说，最大的威胁自然是殷商势力，因此他们将殷商故地一分为二，殷商都城所在的区域由殷人微子的后人统治，建都商丘，封为宋国，维系殷商的祭祀；黄河以北的区域由武王的弟弟康叔所领，统治殷民七族，封为卫国，以监视宋国。徐奄故地由齐鲁两国占据，鲁国由周公的儿子伯禽所领，统治殷民六族，防范徐奄旧部反扑；齐国原来封地由原来的吕地（河南宛西，这也是齐国姜姓吕氏的由来）迁徙到营丘，以防范东方部族。至于蔡叔度的儿子继续接任蔡国的君位，大概也有着同样的使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散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战略要地，与蛮夷杂处，共同拱卫王室，开疆拓土——就比如在楚国发展过程中被灭掉的汉阳诸姬，大概也都是这次分封的结果。
由于中原各地民族成分复杂，风俗传统不一，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对于原住民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措施。特别是卫国和鲁国，他们所统治的区域内大多都是殷商的遗民，因此周王要求他们要任用当地的贤人和长老，尊重原住民的习惯和传统，他们爱喝酒，喝完酒闹事，你忍一忍嘛！只要他们不造反，你就由着他们。同时还要求他们“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按照殷商的规矩和制度约束民众，以周朝的规矩和制度治理国家。这也就是要实行“一国两制”，旧人旧制度，新人新制度，目的就是要用怀柔的手段逐渐渗透，以达到彻底归化原住民的目的，最终巩固周朝的统治。就比如鲁国，在祭祀结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亳社和国社两套系统，君主自家人有什么事情就到国社去，当地的贵族和民众有什么事情就到亳社去。你信你的神，我敬我的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遇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对外用兵的时候要按我的规矩来。这种在当时面对不同族群所采取的变通的做法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对异种文明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大概也是受此影响。
鲁卫两国所统治的区域大体上还是殷商的核心区域，文明发展的程度也较高，统治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而齐国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局面——果然难啃的骨头还是要让外人来干。沿海的原住民族在周初的这个时期大体上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生活习惯和民风习气与殷商核心区域有很大的区别，治理的难度也就自然大的多。据说齐国从中原迁往山东的过程中，大军还没到营丘，莱夷就已经过来抢地盘了，可见齐人所领到的究竟还是个空头支票，所有的地盘都必须要自己拿命来换。但是齐人也只能认命，谁让他姓姜不姓姬呢？于是乎齐国在山东建国之后几代人都没有睡过安稳觉，一直都在与东夷、徐奄、熊盈之国缠斗，过着朝不保夕的苦日子。以至于齐国开国的五代君主死了都不敢葬在自家的地盘上，还得把灵柩送回宗周去葬在周地。也难怪当鲁国的君主还在用三年的时间在封地移风易俗的时候，齐国君主去了刚几个月就跑回来复命了，那种地方真是多待一分钟都有丧命的危险啊。这还不算，周王室对于异姓诸侯有着天然的防范心理，对齐国的待遇几乎都赶上对殷商后人的待遇了，特别指定了自家的国、高二氏在齐国担任上卿，恐怕也有防范姜姓齐人造反的考虑在里面。
在分封了东方的诸侯之后，周公可能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计划——营造东都。按照周人自己的传说，在远祖时期他们也算是中原的一个大部族，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所以才避居戎狄的，因此回归东方沃土大概也是他们心心念念了许久的事情了。另一方面，镐京偏处西方，若要统治中原这千里沃野，的确也有些鞭长莫及，因此也亟需要在东方建立一个政治中心来发号施令，以维持政治稳固。
因此兴建东都大概也是迟早的事，这次战争更是让他们意识到建立东都的必要性，面对随时可能反侧的殷商贵族，必须要周公自己才能镇压的住。但是在根基未稳的情形之下贸然迁入殷商腹地，其风险还是难以预估的。况且周人经过多年战火的淬炼，大概也有了一些战略层面的意识，因此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完全搬到中原，而是在离商丘不远的故夏地建立了一个辅助的行政中心。
建立东都的主持者是周公召公，而吊诡的是，工程的分配动员则是通过殷商邦国的贵族，运用商朝的行政体系，通过召诰等形式，征集殷商的庶民来建筑的，可见商人的社会组织政治架构并没有完全解体。兴建的新邑由两个城池组成——东城就是成周，西城是洛邑。周人将殷商的贵族（殷多士）迁到成周，但是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这种完整的结构，而是一再承诺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无须改变，所有的贵族依旧领有原来的采邑和属民。就连成周的守卫任务都是由殷八师来执行，他们入则守卫王城，出则征伐天下，成周守卫的统帅师氏家族也是殷商贵族，这种信任在我们今天看来得有多不可思议。
新邑建设完成之后，周王在成周按照商朝的礼仪进行祭祀，通过这个典礼周王整体接收了殷商的神祇和祖先祀典，算是将天命完全从商王那里继承了过来。殷商的贵族都参与了这次盛典，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礼遇，主宾双方其乐融融，一片盛世欢歌。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场景也真是让人感觉滑稽——一个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战胜者在战败者的地盘上用各种仪礼盛情款待失败者，恭敬地说我要夺去你们的天命了，而失败者又并不感到虚伪造作竟然也欣然接受，坦然处之，而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奉上——似乎很难理解。然而这种难以理解的做法却又的确是双方宗教观念的体现，这样的仪典对于当时的人们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甚至到了春秋时期，殷商后人建立的宋国也始终秉持着“天命不再受”的观念，认为自己就算再努力也无法再次取得天下而坦然接受这种天命从来不曾怀疑。
晋地局势与唐叔虞的受封
绕了半天，总算要说回正题，唐叔虞的受封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必然决策。既然商朝故地都已经分封妥当，那么夏朝故地的混乱局面必然也要加以整顿。否则以陶唐氏在夏朝故地的影响力，以后难免反侧。
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商朝灭掉夏朝以后，按理来说，夏朝故地的部族应该团结在商王的周围，共同建设新王朝才对。但是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是，商朝大概只是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尊号，对于夏朝核心区域并没有实行有效的控制，夏后氏的部族在晋南拥有很大的自治权。而王朝控制薄弱，就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也就出现了很多戎狄民族所建立的方国，比如鬼方。夏后氏的部族与戎狄的方国大多数时候也都处于与商王朝对峙的之中，而不是顺服的状态。
这也可以想见，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依旧保留着部落联盟时期的政治观念。商王朝可能也只是刚刚步入了城邦制国家的阶段，而周边的部族还或多或少的保留着部落制的社会形态。而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也让周人钻了很大的空子，周人在灭商的过程中，首先争取到了夏地方国的支持，从而才从容地经过晋南一线进入中原与商朝决战。甚至在周朝入主中原的初期，他们也并没有意识要改变这种形态。三监之乱的出现，才让他们开始着力思考，如何对既得领土实施有效控制。而陶唐氏参与叛乱，则是给他们整顿夏地政治格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说起陶唐氏，史料上有不少关于他们的记载，据说陶唐氏部落还有一段历史悠久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被尊为上古五帝之一的尧帝便是出自陶唐氏。古时他们可能是一个善于烧造陶器的部族，故以陶为名。据学者分析，古时尧读作陶，帝尧很可能就是陶唐氏部落的人格化象征，遂有人把陶唐氏这个部族人格化为帝尧。
帝尧之后陶唐氏逐渐衰落，有虞氏兴起，虞舜就取代了帝尧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时的陶唐氏飂（刘）叔安的后裔形成的一个分支在整个部落联盟中仍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部族首领董父在联盟中担任重要职务，据说很善于驯养龙（有可能是鳄鱼），被人们称作是豢龙氏。豢龙氏这一支一直持续到夏朝孔甲在位的时候衰落。飂（刘）叔安后裔形成的另一支号称御龙氏的部族在其首领刘累的带领下兴起，但是不久之后又得罪了夏朝君主，惧罪迁到鲁（河南鲁山县）。
之后经过部族之间的兼并整合，御龙氏改头换面以豕韦氏的面目出现，随后逐渐北迁回归故地，建立唐国。武王克商时唐国归附周人，但是三监之乱中他们趁火打劫，结果被周公打败。周公将唐国整体搬迁到杜（陕西长安县），放在周王的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因此被称作是唐杜氏。唐杜氏虽然被打败了，但其土地人口仍然不容小觑，因此在周王室仍旧有一定的地位。一直到西周后期，周宣王杀死唐杜氏子孙杜伯，杜伯的儿子隰叔逃回故地避难，在晋国担任大理一职，他就是晋国贵族范氏的始祖。
这些记录零零散散，其中有很多疑点，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也无法辨别他们的真伪，但是这多少也能看出陶唐氏在真个晋南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除了唐以外，散布在整个地区的大小方国如陶、刘、董、黎都有可能是被陶唐氏的部族所占据的方国。为了能够制约陶唐氏的力量，对夏朝故地进行有效控制，周人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霍叔处所封的土地就在这片区域内，虞国则是武王的堂兄弟虞仲的封国，虞国与当时的方国芮发生冲突，周王将芮迁到离自己近的地方以便于控制，而在芮国故地则又新封了一个姬姓的魏国。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制止唐国参与周朝初年的这场叛乱，为了平定这次叛乱，周王朝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是在搞定了商朝故地的权力分配之后，夏朝故地的权力制衡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这些细节中都可以看出，唐叔虞受封唐国显然不是如儿戏那般轻率。如果开头的那个梗是真实存在的话，那情形可能是正当周公不知道让谁去担当此重任的时候，突然叔虞跑过来说天子要给他封地，然后他灵感闪现，觉得面前的就是绝佳的人选，干脆顺水推舟，走你！
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了——谁说大人就不能开玩笑呢？
叔虞封唐时，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天子赐给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周王对唐叔虞的叮嘱和对鲁卫的嘱托是一样的，都是要怀柔与武力并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样都是要采取“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但是考虑到唐地的特殊情况，夏人和戎狄混杂，于是就给了他特殊的使命，就是让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个政策比鲁卫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还要宽松，不仅要按照夏朝的规制来统治人民，还要以戎狄的规制来治理国家，可以想见这里的民族成分有多复杂。
周王赐给唐叔虞“怀姓九宗”，和赐给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常年居住在他封地上的原住部族，只是为了体现周王的权威，履行了一下“授民”的手续而已，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听他们管教。只是这“怀姓九宗”与上述鲁卫的“殷民”不同，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戎狄。据很多学者考证，认为所谓的怀姓，其实就是鬼方的隗（wei）姓部族，因为隗和槐字近似，因此被讹为怀姓。殷民好歹是商王治下有了一定文明程度的部族，而这些鬼方的后裔则是彻头彻尾侧“蛮夷”。想要与这些“蛮夷”和平相处，就必须要遵循他们的风俗习惯，因此不得不给出特殊宽待政策“疆以戎索”才能制服这些游牧民族后裔。但不管怎么说，唐叔虞对于国内的原住民族的政策始终是比较宽松的，这种对于周边部族的宽松和解态度一直以来都成为了晋国与周边戎狄相处的长期习惯，延续到了春秋后期。
唐国国内尚且有这么多鬼方后裔，周边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戎狄民族不时地在唐都城外晃悠，冲着他们秀肌肉，露獠牙，斗争形势和姜姓的齐国有一拼，想必唐叔虞每日也睡得不安稳。局势是如此的复杂，戎狄就在家门口表演胸口碎大石，可是又山高皇帝远，一旦遇到什么事，远在千里之外的天子亲戚是压根都指望不上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想想也怪可怜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要跟小成王开那个玩笑。
跟戎狄打交道的时间久了，身上也自然就染上了戎狄的习气。唐叔虞死后，原来的唐国也一分为二，唐叔虞的嫡子燮改唐为晋，继承唐叔虞的衣钵，继续发展，而一个儿子另立炉灶建立贾国——这种现象被称作是“藕国”。据推测这也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草原文化的传统中，未继承王位的成年王子都会分领人众外移立帐，而即便是一般贵族家庭，成年的儿子也会分产外住——这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嫡长子继承制，而周朝确立的一直影响后世的嫡长子继承制恐怕也是受到西岐民族的影响才产生的吧？
晋人对于周礼一向不怎么感冒，做什么事情都全看心情。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就发展成了一个尚武的国家，以至于在春秋时期实力碾压齐、秦、楚和其他的中原大国，这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