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杭州城南，月轮山麓，雄壮的六和塔上站着一位英武的中年男子，他默默地立在那里多时，仿佛陷入了持久的沉思。他的目光透过塔身的窗棂，射在不远处正滚滚奔腾的钱塘江上，那一刻，幽幽然似一座雕像，眼神坚毅而忧伤。
这个人，就是这座六和塔的主人——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主钱俶。
在那个被我们后人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藩镇割据，政权更迭，江山易手，兴亡只在旦夕之间，战乱不断，山河破碎，百姓涂炭，然而吴越钱氏却在这周遭乱世之中经营着一方乐土，百姓乐业安居，生活稳定富庶，作为吴越国都的杭州也在钱氏三代五主的精心经营下显露出了人间天堂的风采。
尤其是钱俶，十八岁即王位，雄姿英发，安民保国做得井井有条，颇有他的祖父开国国主钱镠的风范。与吴越国北边接壤的是南唐，当时的国主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才子李煜。就在这位李后主“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地过着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日子的时候，几百里之外的钱俶却正在身体力行地视察农桑，兴修水利。
钱俶信佛，为了祈求自己的子民太平安康，在不大的疆土之内修了大大小小的寺院一百多座。若是他的统治时间再长一些的话，恐怕凭他一人之力便能赶上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情画意了。
钱塘江的水患一直是吴越国的头等大事，钱俶听取了僧人智元禅师的建议在江边山上修建了这座高大壮硕的六和塔，用来镇住江水泛滥。六和塔建成的那一年，钱俶已经过了四十岁的生日。塔成之后，他总喜欢一个人登到塔顶静静地发呆，望着四周锦绣的国土，望着眼前开阔奔腾的钱塘江，眼神一如既往的坚毅，不过在这坚毅的目光之后，还有一缕不安的担忧。
2.
因为，比钱塘江潮更为凶猛的宋朝军队就要来了。
公元九七四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开始攻打南唐，南唐后主李煜负隅抵抗向吴越求援，但被钱俶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派兵助宋灭南唐。一年后，南唐在华夏的版图上彻底消失。在南唐灭亡的三年后，经过重重考虑的钱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亲赴开封向宋朝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献图受降，归顺了大宋。
由此，后世有一些自命清流的书生颇为不齿，连文弱的李煜尚敢与宋军刀剑相拼，而堂堂的钱俶竟然连一刀一枪都未曾交手就做了降国之主，实在是贪生怕死，气节全无。
这段历史真的就这样盖棺定论了吗？其实，钱俶何尝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又何尝不想在自己的这块小天地里长久的安逸下去。但是他更明白大势所趋，历史就若这江潮一般终归要东流入海，只手是难以阻挡的。用一场战争来强行改变这一轨迹，至多是徒增山河涂炭，百姓流离罢了。
痛苦的权衡之下，钱俶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用自己的江山和自由换取一方太平。他并非对于亡国而无动于衷，就在临行之前祭拜祖陵的时候，五十岁的钱俶哭得像个孩子，都无法站起身来。我们还是要感激他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让人间天堂的杭城免遭了一场浩劫，让美丽的江浙大地免遭了一场浩劫，不然也许就不会有后来词人笔下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了。
钱俶北上开封去做他名不副实的淮海国王了，直到六十岁这一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故土一步。临行之前，我想，他一定迈着沉重的步伐又一次登上这六和塔顶，望着眼前的钱塘江水，他甚至会幻想自己宁愿化身成为这座雄伟的宝塔，可以朝朝暮暮守在故乡江畔。
钱俶还是走了，英雄未必都是横刀立马，穷兵黩武，能够顺应天时，懂得并舍得放弃，亦是英雄。在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阳光透进塔身，将这个短短的王朝拉成长长的背影，深深印在塔壁之上。
3.
就像追寻《诗经》中那位在水一方的佳人似的，沿着钱塘江，我亦逆流而上。经过富阳，不远就是桐庐了。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写这诗的是韦庄。韦庄出生在唐朝末年，真是生不逢时。在长安应举的时候偏偏赶上黄巢起义，跑到洛阳，到后来“洛阳才子他乡老”，又流落到江浙一带，当时镇守江浙的正是钱俶的祖父，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韦庄在江南呆了几年，终于在他五十九岁那年回长安考取了进士及第。但这并不是一场范进中举似的闹剧，他后来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应王建之聘入川做掌书记。朱温篡唐之后，力劝王建称帝，王建做了前蜀的皇帝，他做了前蜀的宰相。回顾来时路，韦庄的一生也称得上足够传奇，经历过风雨，享受过荣华，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而他对江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情有独钟也从来毫不掩饰地流露在他的诗句之中，直到终老。
江水到了这一段就改名叫做富春江了，仿佛在本已秀美的江面之上又浅浅地镀上了一层诗意。舟行水上，快近桐庐县城之时，会看到一座浮玉般的山峰，这便是桐君山。山并不高，但古风颇浓。江南的山大多都应了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俗语，这一座也不例外。据说古时有一位仙翁曾在这里搭起一座草庐，每天上山采药，为百姓治病。当地人问他的姓名，他总不语，只是指指满山的桐树，于是人们就称他桐君了，而县城桐庐这个名字恐怕也是由此而来。
午后登桐君山，山的垂直海拔虽然仅有六十余米，然而拾级崎岖而上，头顶还是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登到江天极目阁，看到茶铺的幌子，坐下来点了一壶雪水云绿，这是桐庐本地的名茶，据说还是宋朝时的贡茶。一杯香茗入喉，江风习习，整个人就静谧下来。
这里是桐君山的最高处，也正是俯望富春江的好地方，江面澄净，渔船点点，一下让我想起郁达夫先生在《钓台的春昼》中写他一个人夜探桐君山时的情景，他也正是在这个地方遥望桐庐县城里的点点灯光和江边忽明忽灭的渔火。彼时半山腰似乎还有一座道观，但今天已经不存了。
下山回县城，必须要经过一座架在天目溪上的悬索桥，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没有桥的，虽然遥遥相望，但却咫尺天涯，往返于桐庐县城和桐君山之间还是要靠舟楫相渡的。后来为了方便百姓，当地政府在一九九五年修了这座两百多米的悬索桥。桥头立有一方石碑，碑记写的古风盎然，果然不负才子之乡的盛名。
4.
山清水秀的地方最容易造就才子佳人，刚刚提到的郁达夫先生便是富阳人，是地地道道的富春江上人，他把家乡的山水都浓缩到了笔下的文章之内。每每读到他《钓台的春昼》的时候，那感觉——云淡风清，总仿佛是亲临其境地跟追着先生游历了一番似的。
先生笔下的钓台，写的是桐庐城西南二十多里外的严子陵钓台，是需要雇船走水路才能到的。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在刘秀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很希望他能出来做官辅佐自己，但是严子陵不愿出仕，没有给皇上同学这个面子，而是携妻隐居富春江，渔樵耕读。据说刘秀还亲自跑到富春江来请他，严子陵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和皇上同榻而眠，但就是不肯出山。最终刘秀悻悻而去，严子陵终老林泉。
淡泊名利、宁静清高、不慕富贵、不媚权势，这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国式文人的理想气节，注定会引得后世的晚生们纷沓而来凭吊感怀。这不，李白来了，孟浩然来了，苏东坡来了，陆放翁来了，朱熹来了，康有为也来了。那一年范仲淹正好被宋仁宗贬到桐庐县来做官，第一件大事就是跑到富春江畔修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题写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碑文。
这还了得！我们称范仲淹为范夫子，而我们的范夫子称严子陵为先生，这一下严子陵钓台更是声名远播了。后世一代一代的文人、官员、游客四面八方趋之若鹜，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文人、官员就已经达到一千多位。不知道当初来到这富春江只想安安稳稳过上几天清净日子的严子陵，若是有知看到这种局面，他又该作何感想呢？
在我看来，掺杂在这一千多位凭吊隐士的来者中，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必不在少数。中国的文人和官员是中国社会最虚伪的一个群体，嘴上口口声声说着淡泊名利，心里却在凿凿实实盘算着如何名利双收。文人想做官，做了官想捞钱，有了钱又想做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钱……只有在失意的时候才会想到归隐遁世，而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有哪个想过急流勇退？这让我想起了苏州城里的拙政园、同里镇上的退思园，官做败了，这才想到回到家乡置个不小的产业过所谓的隐退生活。其实退思也好，拙政也罢，不过是以退为进，似拙实巧的手段罢了。倒是身为女人的李清照更坦白，她在诗里写：“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易安居士直抒胸臆，世上追逐的不过名利二字，自己也摆脱不了这两个字的羁绊，由于实在愧对淡泊宁静的严子陵，所以路过钓台的时候还是选择在夜里经过罢。
这个世上，爽真如易安居士者，实在是太少了！
5.
从严子陵钓台继续逆流而上，行至建德，这条江就叫做新安江了。江水穿过的小镇也以江名命名。
到达新安江镇已近黄昏时分，闲散地行走在小镇之上，湿润的空气中都能嗅出慵懒的味道。身旁的江水或急或缓的流淌，岸边金黄的油菜花优雅地怒放，三五只渔船散落的系在江畔，船的主人不见了踪影，大概早已跑到岸上的小酒馆里推杯换盏去了。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江面，小城安详地沉谧在即将到来的夜幕之中。三三两两的女人们抱着浣洗的衣服成群结队出现在江边，不一会儿，清脆的笑声夹杂着砧砧捣衣声随风飘来。是的，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这声声入耳的捣衣声，这被文人们奢侈地放进唐诗宋词中的捣衣声，每一天都在这宁静的小镇上平凡的响起。
回到预订的酒店，拉开窗帘，落地的玻璃窗外正是江流宛转的江水。沉浸在夜色中，远处的青山都印成了苍郁的轮廓。缓缓的，有点点的亮光在江上移动，那是载着游客的夜航船在黑暗中航行，去向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