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已有研究成果，对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有所触碰的论述屈指可数。张春宁在其《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中在抗战时期空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中提到了巴金由小说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向，后又在“老作家‘破门而出’这一节下小点中简要呈现了巴金两次奔赴朝鲜写下的“感情真挚”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报告文学集。而佘树森、陈旭光虽然也在其《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到了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但转而却是分析他的抒情散文。以相对集中而系统的角度来尝试关照巴金与报告文学的研究论文只有丁晓原的《别样的史志：巴金报告文学论》。文章呈现了巴金在抗战时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所创作的相对集中的两部分报告文学，并从真实性的角度确证了巴金报告文学的叙事特点，“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巴金，卓然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其于报告文学，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名之为‘家’”。这样的论调既是巴金报告文学研究的定论，也是对于巴金研究来说这方面一直都不被重视的症结所在。将报告文学放置于散文研究中，零星地提及，或者简单地一锅端是我们对待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最习见的态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来当前报告文学研究一直都存在的尴尬局面，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丰硕的创作实绩相比显然是不相称的。亟待充实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可以用来解决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它的充实本身却是需要对文体自身属性的确证，而这却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关研究已经深入的基础上，二者的悖论式循环更加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巴金与报告文学研究深入的必要性。自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相比于《激流三部曲》等洋洋洒洒的小说文本和《随想录》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散文作品来看，巴金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巴金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他的相关翻译与写作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又有怎样特别的价值或者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完整呈现并深入探讨的。
一
对于缘起阶段的报告文学，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既有的研究都尤其强调它的新闻性与真实性特征。因此，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界定方面，无一例外地强调作者的职业新闻记者身份或是有着记者经历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现实迅猛变化的捕捉只有凭借记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思维才能够实现。从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从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者身份的重要性一再地被提及。的确，记者的身份有利于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迅捷从容地见诸报章，这点不容置喙。换句话说，报告文学对于报纸这一新闻媒介强烈的依赖性是记者身份在此时期被彰显的重要缘由，但却因此造就了另外的缺憾，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由来已久却未能被确认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看来，这方面的因素并非评判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标准，在他那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告文学论》中，他根据自己对报告文学的把握，提到：“据基休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真实客观的追求以及批判的政论性是基希作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典范提供给后人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无疑是一个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作家。
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现代文学史铭记，基于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1929年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身处那样一个“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的巴金对社会的瞬息万变显然也没有熟视无睹，这点从他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稍显闭塞的西南，但五四新思潮涌动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这里，小刊物的创办可以暂时性地缓解他内心的激荡，却无法挽留他日益冲决的青年反叛情绪，1923年，不到20岁的巴金决意离开家乡四川。漂泊上海的岁月里，巴金在潜心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为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刊物撰写宣传社会革命的文章，并热心地参与到了《民众》等相关刊物的创办过程中，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做了很好的准备。
特别是留法期间，周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呼声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巴金，也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结缘，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凡宰特等人先后进入了他的视野。留法期间，巴金先后翻译了凡宰特的《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等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巴金自己也承认“我在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的‘无政府主义’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安那其主义对军阀混战的反对、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关注对于那个时期的巴金来说是很好的慰藉，漂泊不定的游子情绪让他的心一时间无处安放，而“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的境况又倍增了这样的忧愁。反观这个时期的法国，巴黎的报纸正在密切关注的正是凡宰特与萨珂这两个意大利工人的事件，报纸上的抗议高潮不时地骚扰着巴金本就不平静的心。虽然最终两人还是坐上了电椅，但巴金却用自己的笔追踪着事件的变化，《反动的欧美》、《法律下的大谋杀》、《法律下的大谋杀——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等一系列文章迅捷地在当时国内的《平等》月刊上发表，为国内的民众及时地传回了事件的最新动向：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巴金显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至于远在国内即将发表的文章安排他都烂熟于心。这样的田野调查正是报告文学写作必经的重要阶段。热点事件的捕捉、观点的开门见山、批评的政论性以及无可挑剔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
更加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巴金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将作家自我的情感以更深刻的方式注入其间，显示出了与其他游记类报告文学特异的抒情性与文学性特征。在当时的多数报告文学文本依然停留在简单而又平面的印象式描述与展示时，巴金的报告文学写作已经在字里行间浸透着更加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自我的感情倾向性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艺术的感染力自然而然地也就增强了。安那其色彩的浓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或许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与狭隘，妨碍了我们对于巴金这些文本艺术方面的独到性的发现。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川口浩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专门谈到：“亚尔奉司.伯凯德和亚尔志尔.霍利偕，前者带着宗教的成分，后者带着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可是，谁都承认，他们还是现代很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作者。”真切的事实，抒情性的话语，巴金的这些系列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人道主义关怀的评论，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本真，也让我们拥有了真切明晰的历史在场感。
遗憾的是，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报告文学的研究者还是都只看到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以记者身份游历国外所写下的“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却忽略了巴金所提供的这些中国报告文学的早期范本。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这个时期巴金接触到并专门学习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是留法期间，巴金先后阅读了“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其中的高尔基与赫尔岑正是当时俄国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笔法对巴金本时期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那时候的巴金还无法回答“什么是报告文学”这样的追问，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做出努力与贡献。1935年，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曾巧妙地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这样的言论放在报告文学的研究中同样适合。巴金在对高尔基、赫尔岑等人的写作手法进行借鉴之后，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在事变的动态中去观察，做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原始资料的搜集人以及历史事件的审查者”。这样的历史真实不应该被简单化地对待。虽然，有时候情感性的过度介入在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会破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但这对于处在萌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同样是应该被理解的。
二
罗荪称：“报告文学产生于斗争存在的地方。无论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无论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斗争，无论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是新的势力与旧的势力的斗争，只要是这地方发生了斗争，也必产生了报告文学。”意识形态同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绕，而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彰显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正是中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最为显著的社会功能。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很好地演绎了报告文学同战争之间的这种对接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巴金的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他集中式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好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个阶段——抗战初期和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
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很快地凭借自己出色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在当时文坛的登堂入室，特别是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左联成立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一直追随鲁迅的他明显地处在左翼的阵营当中。1936年，巴金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旗帜鲜明地开始了对广大军民抗战的声援，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凭借着这样特殊的身份，巴金以自己的努力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一方面，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大量地刊载报告文学的作品，另一方面事必躬亲地践行相应的创作，将“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传达给普通的人民大众。
“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烦忙（他们除写作之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的停顿，纸张缺乏，发行的困难），作家们不得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住剧变的现实的断片。于是，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的确，在那样一个即便是很私人的信件都会在“一阵忙乱中遗失”的匆忙时代里，巴金显然无法继续自己所擅长的长篇小说的营构，于是，他自觉地选择了与时代的同步，顺时而动。左联推崇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了文人竞相努力的一个文体，而类似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的游记体形式则因为战乱的原因而备受亲睐。巴金同样不例外，《在广州》、《广州在轰炸》、《从广州到乐昌》、《广州在包围中》、《广州的最后一晚》等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旅途通讯》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前后印行了三版次。这是巴金第三个旅行式写作的集子，之前还有《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而之后还有《旅途杂记》等。很显然，抗战的爆发所带来的丰厚的材料给予了巴金的创作以极大的激情：
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了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里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冒着危险区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舍的虔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了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相比于同为三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如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对战乱中灾民惨状予以直击与叙说的题材选择，巴金把自己的视野放在了更高的层面——全民族的存亡上，表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危急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坚强斗志。从这简短局促却是真诚有力的言语叙述当中，巴金真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喷薄不言而喻。动情的文字，氛围的凝重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期广大军民不堪示弱的坚毅，巴金希望，通过这样的“摇旗呐喊”可以昂扬抗战军民的斗争热情，最终将“敌人”“永远地埋葬在黑夜里”。是否巴金的努力真的发挥了现实效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些叙事生议型的报告文学创作“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作‘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而且，在这样的先置下，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无疑会更加凸显。
相比较而言，巴金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井喷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1952年和1953年，巴金作为全国文联朝鲜战地创作组的成员，随军采访并写下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通讯报告作品。这个时期，他把目光移向了讴歌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个模范的通讯连》、《起雷英雄的故事》、《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等写人的报告文学经过巴金的构思与表现很快被传回国内，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等刊物上发表，后来又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爱国主义情思的直接抒发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新人物的塑造所替代：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如果说抗战时期碍于时间以及篇幅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巴金并未能在报告文学的深入细致方面做出足够的开掘，那么，上面这段话中提供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范本。在文学性坚持不放松的前置下，报告的新闻性与典型性开始成为巴金报告文学写作中受到重视的范畴。这种文体的自觉源自于战地记者身份的认同，更加有着多年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积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能够“一口气写成”恰好做了最佳的注脚。
在叙事理论中，对于人称及视角的关注为我们揭示了作家不同选择所体现出的各异的文学旨趣。第一人称写作所具有的亲切感以及同读者交流起来所能够达到的顺畅性品格向来为巴金所偏爱，这也是他“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的最好凭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择取的这类英雄人物对巴金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全新的一个系列，而巴金也创造性地采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将其展现给广大的读者。为了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物在前线战场的最真实情态，巴金充分调动了自己已有的文学积累，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白描式的手法将读者带进了特定的艺术境界。两千多字的篇幅就将彭总亲切朴实的作风、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而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以及目之所见的精当刻画，特别是在会见前作者一干人等兴奋而又紧张神情的生动形象叙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看似凝重实则轻松的历史现场。“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茅盾所强调的“好的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上的条件在巴金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学选择在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进行真实性确证的同时，也将巴金终生都在践行的“说真话”的品格无可挑剔地表现了出来。
三
“速写”常常被当作早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称谓而留存在了报告文学史册之上，但事实上，在艺术的其他范畴中，“速写”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绘画。相比于报告文学研究现有的收获，绘画当中的速写显然要更加夺人眼球。西班牙的加斯特劳即是速写绘画的佼佼者。生活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他，用自己灵动的笔触，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暴露无遗：
“我们在这里想要用照片来表明西班牙时事的发展。巴塞洛那的巷战，法西斯蒂的残暴和罪恶，内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按时地记录在这里。工人和农民自愿地和谐地合作来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工业的省份加泰鲁尼亚热心地为那些在阿拉贡、勒汪特以及西班牙中部作战的志愿兵准备一切。他们对国际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战，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将来而战。他们甘愿遭逢困难，忍受艰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当时同样处在抗战煎熬之中的巴金从友人手中得到了加斯特劳的1937年2月结集出版的画册，那时他在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立刻将画册翻印出来，改名《西班牙的血》。巴金在《序》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吁……”两年后，巴金又在上海翻印，给每一幅画配了文字说明，更名为《西班牙的苦难》再次出版。在巴金看来，“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与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联系之前论述到的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巴金的创新与独到。在他看来，固然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可以唤起民众的抗争意识，但比较而言，“图片比文字更真实，而且更有力量”。因此，依靠着这些反法西斯画册的印行，无疑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抗战的进程，“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
幸门同样是西班牙重要的速写画家，但他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到的不是加斯特劳所极力描绘的苦难，而是胜利的曙光，“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巴金深受幸门在画册中所凸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他将意大利文的《献辞》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在了书前。《献辞》中写道：“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在前记中，他刻意地提到“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画册给以人们争取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力量。
以画册的形式来承载报告文学内容在我们这样一个纷扰的读图时代已经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了。消费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的应变也需要报告文学文体适时地求新求变，才能够从容地应对新兴传媒对传统纸质媒介的冲击。但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不管是从客观条件的具备还是主观努力的付诸来看，巴金这种独特的反法西斯情绪的抒发显得特别而有力。
1958年，巴金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回忆与总结时，他这样说到：“……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在巴金所列举的诸多文类中，“特写”赫然摆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而它正是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而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苏关系之间的密切，苏联以“特写”指称“报告文学”的做法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本时期的中国文学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二者直接画等号。“特写”地位在诸多散文分类中的凸显，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之于报告文学的偏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丰硕的文学道路上，这一文体陪伴着巴金一路走来。
一直都无意于成为文学家的巴金自然更加无意于成为报告文学家，他在文学生涯开始阶段对报告文学的接受与创作以及后来两次井喷式的集中写作似乎都没有体现出很明显的文体自觉性。这样的简单判断不应该成为将巴金排除在报告文学研究范畴之外的理由，毕竟即便是在今日，“作家们对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也仍然莫衷一是，文体意识未能清晰地建立起来，文本组织的秩序感和凝聚力没有清晰地显示出来。”就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巴金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20年代末期自己文学生涯刚刚起步时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系列式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无疑比起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风起云涌要早许多，其作品中浸透的文学性的彰显也要明显地强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告文学文本，报告的真实有效与文学的感染力双管齐下。而抗战时期与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集中式写作所体现出来的白描式的人物塑造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题材上对于主流的相对偏离以及文学性色彩的浓烈等等都彰显了巴金报告文学的独特性。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画册的翻译及印制所透射出来的他独到的报告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进一步确证了报告文学之于巴金的重要性。同为三十年代重要小说家的茅盾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创作方面的缺位却使它丧失了实践理性，很多观点本身也文如其名地存在着矛盾。在这个方面，巴金显然更加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