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爱听相声了，尤其是德云社的相声。以语言的形式，描绘一个场景，勾勒一个画面，讲述一个故事。把观众、听众带进故事之中，哈哈一乐。相比于小品，相声没有太多的道具。但仅仅以语言，便能实现“引人入胜”的效果。即使是听过的段子，隔了几天再听，依旧能够引人发笑；纵然已经熟悉各种包袱，依旧足以解颐欢笑。作为语文教师，本就是汉语言的使用者、研究者和传承者。听相声，从一开始的逗趣找乐，逐渐成了一种学习的方式。学习相声演员“捧逗”的关系、学习相声包袱的垫衬引埋，学习相声创作的整合分析。如是者一二，竟也不能尽述。况乎，犹是爱好者，远非从业员。本未解，何能为人述说解释？
然而，相声的高雅与通俗问题，在郭德纲的相声中早就提出并有很有趣的讨论。如其《我要下春晚》、《你要高雅》等等，听之令人捧腹之外，也引人思考。正如郭德纲所言：相声起源于市井，追求的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必然适应市井的需求而呈现出通俗的样貌。昔日奉旨填词柳三变，其词作何尝不是被人认作下里巴人、难等大雅之堂？到如今，已被奉上神坛，令人膜拜。郭德纲身后，其相声的评价，或许也是如此。
文明相声，即无所谓市井浊气的作品存在吗？自然是存在的。马三立先生、刘宝瑞先生、马季先生等诸位大德，在时代进入新世纪后，多有此类作品。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刘宝瑞先生的《官场斗》、马季先生的《宇宙牌香烟》都是如此。有趣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自然也大有出名者，如马三立先生的《今晚七点半》、刘宝瑞先生的《诸葛亮升帐》、马季先生的《五官争功》等等。这些作品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至今听来，亦颇有滋味。从语言的巧妙运用角度来看，亦给人以新颖独特的感觉。但这些作品真是先生们演出最多的作品吗？这些作品或许只是当时时代的当时产物。何尝不是另一种“通俗”呢？通俗，并不一定是污秽之言、难听之语也。
然而，就算如此，后辈子弟却鲜有如此者。姜昆先生的《虎口瞎想》出名，之后便少有作品；冯巩和牛群，子母对，非简单一捧一逗，有《小偷公司》、《点子公司》等精妙作品。继续往后，则为南派的有奇志、大兵这一对搭档。北派，便是贾玲和白凯南搭档。作品难能流传全国矣。最后坚守相声阵地，并流传全国的，有较大影响力的是陕西青曲社的苗阜、王声和德云社的郭德纲和于谦。相比之外，毫无疑问，德云社的相声影响力，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从梯队传承、开发研究方面都是其他各个社团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情境下，再来思考所谓通俗和高雅，就成了一种别样的意态：江湖德云社称大，自然是以其为主。
不过，称大不代表就正确。理不辩不明，仍可做一分析。通俗，意味着受众广。因为，大部分人不是博士，听不懂所谓“公式相声”；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社会中沉沉浮浮，身心困顿，需要的不是说教引导，而是一种合理的放松与调侃。高雅，意味立意高、切入深。然而，纵观相声发展史，确实不乏针砭时弊的作品，但更多的也是些放诞潇洒的作品。正如滚滚大河文学史，经典的作品固然有，且需要；但一些简单、直接的作品同样需要；文学史中，这类作品远远多于名著。若干年后，这些传奇也有机会成为名著。入大雅之殿堂。譬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勃朗特三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 格雷》；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相声艺人，创作各类段子，以适应不同场合的表演需要。郭德纲早有言说，说明此论。并非一味“抽烟喝酒烫头”“蒙古国海军司令”“郭小宝”之类也。此或为雅俗共赏。
莫要诲淫诲盗，宣扬负面思想负面理论，沉溺于低级趣味，所谓通俗，自然有白居易、陆放翁做底子；一味高高在上，坚持所谓寓教于乐、教育伦理，所谓高雅，自然有玄言诗、馆阁体做教训。听相声的趣味，哈哈一乐，好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