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之苏东坡1：人之高贵，在于面对苦难时的心态
从仁宗嘉祐二年(即一零五七年)考取进士以来，东坡的名字似乎就与“贬”字亲密的联系起来，并终生都在升降除废中矛盾着。
王安石变法，他反对，被一朝得势的党派踢出朝廷。
后来，王安石遭到贬抑，新法成为万矢之的，当朝权贵改姓了，开始了大张旗鼓的革新，王安石“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飞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也遭到了质疑与否定。
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东坡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
因此，心地坦荡但性情耿直的苏东坡，又受到旧党程颐的攻击。
朝野上下，都在寻找大宋王朝入不敷出的原因，都在为一个行将就木的时代给出自己的答案，看似忙忙碌碌的鞠躬尽瘁，可是，眼前的一切，早已不是苏东坡心中神往的那个世界了。
于是，从元祜四年(1089)出知杭州开始，在人生的最后一趟征程中，他经历的是颠沛流离，举家飘摇的生活。后徙颖州、扬州、定州他又被贬至南疆的惠州、琼州、昌化等地。
遭“贬”是士人的困境，是民胞物与的理想因任性体制打压而虚置后的耻辱，而东坡无意一生守之，就像他传奇的一生一样，大奇！
宋神宗熙宁七年，即一零七四年（一说是在熙宁八年），苏轼转任密州太守，亲眼目睹了密州黎民在蝗灾、盗灾中痛苦流离的现状后，向那个不争气的朝廷先上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后写《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但是，文如千均，石沉大海。
此刻，东坡三十九有余不到四十岁，正是壮心未已、“匡国致君”的年龄。但朝廷内，却正在走马灯似的转换着执政大臣的姓氏。
他已经被朝廷遗忘了。他写给朝廷的那些关乎时世、贴近民心、充满了真知灼见的文字，统统被朝廷激荡的时局抛在了九霄云外。
面对生世浮沉，巨大的外部压力，终是把一个精神丰富的人逼进了自己的内在。
面对苦难，有愤世嫉俗的，有远害避货的，有厌世堕落的，唯有他畅通了外部遭际与内在觉醒的道路，实现了一个独步古今的伟大个体。
孤独时常与苦难为伴。
这样一位孤独的词客，在苦难中内省，在内省中结晶，成为儒、道、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思想家，一位通达古今政治军事、经济管理的学者，一位兼通药理的赤脚士子，涉及水利、建筑、美食、园艺等多种知识领域的全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