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说到孔子仕鲁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准确的概括：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翩然而出。虽然开始只是一个中都宰，一个不大的县长，但是孔子的喜悦心情是真实的，“翩然而出”，正是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仕时心情的写照。但是一个中都宰就让五十一岁的孔子如此“翩然”，也从另一个侧面透出了孔子悒郁不得志的悲凉。从三十而立到五十而知天命，二十年的时间里，孔子没有遇到一次真正能够出仕的机会。他的设教授徒，既是一种积极的进取，也有一种面对乱世的无奈。
终于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具体实施自己的理想了，他怎能不“翩然而出”呢?
在中都宰的位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很少有历史记载，司马迁也只是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才不过一年的工夫，中都县周围的地方都在效法中都的做法。《孔子家语》倒是说了几条孔子定的规矩，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虽然其中不乏进步之处，如按照年龄大小来分配食物，按照体力强弱分配劳动任务等，但是若果仅只限于此，恐怕还不到“四方皆则之”的地步。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中都肯定还会做了更多的事情，这从鲁定公的一次接见里就可以体会出来。鲁定公问他：“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就是用治理中都的办法治理鲁国可以吗?孔子回答得相当有信心：“虽天下可以乎!何但鲁国而已哉?”用我的方法治理天下都可以，何况只是一个鲁国呢?
于是，一年之后，他便被另任为司空，再任为大司寇。
鲁国国卿为上大夫，季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既然孟孙氏为司空，孔子的司空只能是小司空，即孟孙氏的助手，属于下大夫之职。好在在此职位时间很短，便被任命为司寇。司马迁之所以在“司寇”之前加一个大字，是区别前面所担任的小司空之职。这个大司寇，则已经是与三卿并列的上大夫了。能以一贫贱出身而跻身于上大夫之列，在统治者是相当郑重其事的，我们不妨读一下孔子的任命书：“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韩诗外传》)
孔子真正以自己的理想与政治抱负来实施的，是在大司寇的职位上。
他任司寇时，倒是强调教化作用，反对滥施刑罚。比如，有一次在处理父子诉讼案时，面对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告父亲打人的控告，问清情况的孔子并没有立即判谁的罪，而是把他们监管起来让他们各自反省。等到都想通了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对之处，孔子竟然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是自此父慈子孝、连个口角也不再发生。但是当政者季桓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孔子是背离以孝治民的道路。但是孔子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认为“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颂，杀不辜也。”其中心意思就是强调为政者要做表率，反对不教而诛，主张不杀无辜、不滥施刑罚。还是在孔子的司寇任上，有一次从衙署下班回家，路上听到了自家马厩失火的消息。他首先关心和问及的，是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及马匹及财产的损失情况。虽然只是一件不大被人注意的小事，却也反映着孔子内心深处对于人的重视，而且越是这种应急的时候，越是能够看出人的根底的善恶。
我们从《论语·颜渊》中，还可以听到孔子与弟子子贡讨论为政道理的记载。孔子说，如果有充足的粮食，又有充足的军队和武器，政府就可以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得很特别，他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要从粮食、军队与武器、百姓的信任三项中去掉一项，那么去掉哪项合适呢?”孔子说去掉军队与武器。子贡说如果还是迫不得已，必须从这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那该怎样取舍?这时孔子回答得很坚决，也很经典，以至于成为了各色政府共同标榜的原则“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就去掉粮食。没有粮食不过饿死，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也就会完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不是就曾经饿死过数千万人吗?当然是缺粮了，好在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还在。但是，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结局就会大不同了。
在为官上，孔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带了一个好头，那就是有原则有思想，真做官做好官，而且是认真做官。
作为全权负责公检法的官员，处理案件，审判官司，当然是他的首要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他一改以往由贵族官吏根据惯例专断判决的习惯，而是从仁的精神出发，将民主的东西引进诉讼。将凡与案件有关人员找来谈话，一一问询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孔子家语·好生》)
在孔子司寇任上，办得最为漂亮的一件事，要算夹谷会盟的胜利。
夹谷，现在的山东泰安经青石关至淄川、博山一带，道路险隘处即古之夹谷。夹谷会盟发生在公元前五百年的夏天(鲁定公十年)，是鲁国国君鲁定公与齐国国君齐景公在夹谷的会盟，相当于现在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此时，身为司寇的孔子出任鲁君相礼，也就是相当现在的司仪，辅助鲁定公做好盟会期间的一切礼仪之事。那时两国或多国国君相会的相礼，一般都要选上卿担任，如当年鲁昭公至楚国，就是当时鲁国的上卿孟僖子担任相礼。显然此时孔子所担任司寇一职已是上卿之尊。后来有不少人将孔子这次的担任相礼，误以为是“摄相事”，即以为孔子曾经担任过代理宰相一类的职务，其实不是。
自从鲁定公七年之后，齐景公就与晋争夺霸权。鲁与齐国界相接，更是齐争霸时争夺的对象。但因为两国关系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是孔子看到晋国已经衰弱，与强大的齐国结怨于鲁国的安定没有任何好处，这才建议鲁国与齐国签订友好盟约。
夹谷在现在山东省莱芜境内。会盟之前，孔子就建议鲁定公作好一切准备，包括带着相当数量的军队。尤其是在齐强鲁弱的形势下，没有军事作坚强的后盾，也许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见《左传》)，鲁定公欣然采纳了孔子文事武事的理论与建议。
虽然在与子贡讨论为政的时候，孔子曾经说过，在兵、粮、信三者之中，信最为重要，如果只去掉一项的话，那就去掉兵。在这里，孔子是在讲总的大的为政方略。具体到像这次夹谷会盟这样的具体行动，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要有权变，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在《子路》篇中，我们不是知道孔子还有过教育百姓和训练军队的意见吗——“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为政的人要教导百姓七年之久，就可以叫他们作战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用未经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等于糟蹋生命。
果然，盟会上险情迭出。
齐国前来会盟的意思当然十分清楚，那就是显示力量，压服鲁国(当然也包括拉拢)，使鲁国无条件成为自己的附庸国。来会盟之前，齐国的大夫犁弥知道了孔子为鲁定公相礼之后，就向齐景公建议说：孔丘知礼而无勇，如果让莱芜的兵士武装劫持鲁定公，就能轻易达到我们的目的。
先是齐国以奏四方之乐为名，让莱芜当地的兵士全副武装突然登场，刀枪剑戟、鼓噪而至，想在大家惊慌之中劫持鲁国国君。形势骤然紧张，鲁定公更是不知所措。
就在大家慌乱之中，想不到被犁弥称作“知礼而无勇”的孔子突然站起，从容不迫地沿着新筑的盟坛台阶昂然而上。登于坛上，长袖向着打扮狰狞、正在乱舞的莱兵一甩，两眼直视着齐景公，声若洪钟，怒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们两国国君在此作友好会盟，却让这些你们当年征服此地时的夷狄之俘来捣乱，你齐君怎么还能号令诸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这是大家应当遵守的礼数，不然就是对神的亵渎，就是对德行的罪过，就是对人的失礼。我想你齐景公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吧?”大义凛然，又有理有据，尴尬的齐景公已被孔子说得面红耳赤，心知失礼，便挥手把乱舞的兵士斥退，并当场认错：“这是寡人之过啊。”据说这次盟会之后，齐景公想想那个身高威武的孔子，还恼怒地训斥随从人员说：“孔子引导他的国君遵循古人礼仪，你们却引导我学夷狄的陋俗，真是丢人!”
难题并没有结束。就在盟会最后就要缔结盟约的时候，齐国人突然宣布要在盟约中增加一条，意思就是将来齐国出兵作战的时候，鲁国必须出动三百乘兵车助战，否则就是破坏此盟。很明显，这就是要鲁国无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的附庸国。
面对新的僵局，勇而智慧的孔子紧张地进行着权衡。他知道，鲁国与齐国力量对比是那样的悬殊，来订盟约，就是来向齐国求得和平与安全的。但是，如果屈服，不仅会使鲁国失去实际利益，更会使鲁国的声誉受到大的伤害。孔子当机立断，立即提出新的条款，即如果齐国不把前一年阳虎奔齐时侵占的鲁国汶阳地区的郓、讙、龟阴三地归还鲁国，而要让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此盟。
此时的孔子，温文尔雅，就事论事，不见了刚才坛上的愤怒激昂，却又在软中透着刚硬。这既是牵涉着称霸大事，而且作为因对方叛臣所侵占的地盘，也没有理由不予归还。于是盟约中便增加了这两条新的款项，齐国也于盟会之后归还了所侵占的汶阳之田。
《左传》定公十年，有关夹谷会盟的记述相当精彩，也通俗，不妨录记于下——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侯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以弱胜强，以礼胜兵，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伟大教育家的孔子于此又充分显示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的风貌。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