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醒了，心还留在梦里。身体试图摇醒心灵，心灵却拒绝醒过来：“大周末的，起这么早干嘛？”

我知道，自己偷懒的毛病又犯了。

佛家认为，修得人身，机率就像一百年才浮上海面一次的盲龟把脑袋钻进浮木上的窟窿里。现代医学也告诉我们，在获得生命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击败了亿万个兄弟姐妹。既然生命如此得之不易，自然应该好好珍惜。可是，怎样才算珍惜了？怎么生活才算是让生命有意义了呢？

我是谁？谁又是我？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外哲人几千年。按照中国佛教理论的说法，“我”是色身与神识的统一。色身服务于神识，神识又受限于色身：没有色身，我们的神识将无所依附，飘荡于天地之间，只能是一缕游魂；可是，当我们的神识要遨游万里的时候，却又被色身困在原地。神识要飞扬，色身却要生存。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敛了神识的翅膀，俯下身体，努力赚钱，喂养色身。所以古人悲叹：心为形役！

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赚钱。赚钱的理由也很让人动容：“我希望自己今生今世，都不必再为钱困扰。”上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亦舒的小说《喜宝》，主人公喜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我就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也罢，爱也好，表面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都反映了内心的不安稳。因为内心不安，所以我们需要钱或者爱来给自己的生命做保障。我们经常赞叹老外敢玩会玩儿，能创造出许许多多新鲜的玩儿法，却没有想过，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的压力没有我们这么大。当我们内心惶恐地背着这些沉重的蜗牛壳，汲汲于名利艰难爬行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后顾之忧，一身轻松地享受生命带来的单纯的快乐。而女人在社会上的性别弱势地位，更让她们需要用爱或者钱来安顿无所依附的灵魂。

由此看来，赚钱喂养肉身，只是为了内心安稳。而只求内心安稳似乎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古人曾提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并以之作为成功人生的目标。

认识的人当中，有三位长者我颇为钦佩：一是垣曲作协主席王士敏老师，作为当地作协的领头人，对文学新人无私帮助，大力提携，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令人感佩不已。再一位是山东的憨仲老师，拖着不甚灵便的身体走遍中国，写下煌煌巨著，传承齐鲁文化，他的身上，写满了文人的操守与担当。还有一位是陕西的柏峰先生，先生著作等身，治学严谨，每天阅读达六小时以上，博学多闻，文采焕然。他们分别是我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代表。

　　当然，历史上也曾经有些文人不以“立言”成名为人生目标。晋代文人张翰曾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唐代诗人李白亦讲过“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但事实上，二人虽则酒没少喝，但诗文佳作也没少写，既立了言，也留了名。

见贤而思齐焉。虽然作为芸芸众生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员，“立德”我只能做到幸福自己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立功”只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自己最不起眼的工作；至于“立言”，更加惭愧，别说我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即便有些文字留下来，这些文字垃圾于他人于社会也毫无裨益。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我去行走，去阅读，去写作。

既然神识要飞扬，那就带着色身去旅行吧！有文友对我说：刘老师，你游遍了全国，你活得就比较有意义。我却不能认同：即便遍游了全球，又能如何呢？只能说这个世界我来过，看过。但是，世界并不因为我来过看过而有丝毫的改变，我来，或者不来，它都在那里。

我来，或者不来，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我，却意义重大：旅行让我见识了不同的景色，结识了不同的人群，了解了不同的人生。经过岁月的淘洗和时光的修炼，这些行走的经历，会让人的心境愈发沉静与淡然。

读书，是人的心灵通往世界的捷径。翻开书本，整个世界都在向你倾诉。阅读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范围，书籍打通了时光隧道和地域壁垒，古人的离愁别绪，西方的哲学思考，都可以在这个精神世界里碰撞交流。

写作，我一直认为是很个人的事情。记录生活，记录心情，等我老了，偶尔翻看以前的文字，或许会哑然一笑，哦，原来我还这样活过？

渺小的我不能改变社会，就努力完善自我吧！或者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哈，辗转思考了一早上，也没有脱出“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窠臼。

生命的意义不能思考，一思考，生命就没了意义。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当我故作深沉煞有介事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估计上帝已经笑岔了气：“哈哈，愚蠢的人类！当初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到人间就是对人类的惩罚，你们居然还打算从惩罚中寻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