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是一个思想学说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中儒墨之争堪称较早且较为显著的争鸣，被后世称为“儒墨显学”或“非儒即墨”。

 这两种学说彼此之间曾经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有过墨子及其弟子批判儒家学说的“非儒”运动，指责儒家鼓吹的礼乐对于政事、生产没有实际好处，实乃口惠而实不至的假仁假义，只能惑乱人心；儒家学派代表孟子亦展开针锋相对的“辟墨”，反唇相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均见《孟子·滕文公》下篇）。而以“兼爱”为名破坏君臣父子差序有别的伦理纲常，实际上就是在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就是禽兽。儒墨各自是彼此最早的反对派。

两家学说之所以彼此批驳根源于二者所代表的群体不同。儒家学说被后世称为帝王治国之道，因此是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代表贵族上层社会群体，因此主张以礼乐教化来治理百姓，构建政治蓝图。而墨家学说代表的则是底层庶民，因此很多思想都是基于劳动人民的立场去争取自己的权力，比如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主张，因为对于战乱中食不果腹的百姓来讲，儒家宣扬礼乐文化是贵族用来自娱自乐、华而不实的东西，助长上层社会的奢侈腐化生活。比如一顿饭需要做到“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等繁文缛节已经很浪费时间精力了，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则更加主张奢侈之风，而上层社会行奢靡之风的成本最终还得百姓来担负。

因此基于不同的立场诞生出双方彼此不同的思想主张来，儒墨之争自然就难以避免了。二者的争论涉及很多方面，义利之辩则是备受后世瞩目的争论之一。

关于义利之辩，表面上看起来，儒家的态度将义利对立起来，相反墨家则坚持义利统一。例如儒家孔子曾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寓于利”；孟子认为战乱就是因为人们追欲逐利所致，因此主张“去利怀义”、“舍身取义”；荀子则将“心好利”纳入“性恶论”的范畴。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义”和“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比如董仲舒宣扬“言不及利”，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宋明理学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相较于儒家的义利观，墨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墨子通过将“利”阐释为“义”的手段，从而将二者统一起来。《墨经》中提到“义，利也”，体现了墨家将义、利融为一体，主张利中包含着义的成分，相反义也不能脱离于利而独自存在。义利关系在墨家学说集中体现在“兼相爱，交相利”中，也就是说义、利可以共存，所谓“天欲人之相爱相利”，“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

以上从字面上来看，儒墨的义利观似乎针锋相对，但若剖析二者各自之“利”所代表的内涵，则发现双方的义利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儒家主张摒弃的“利”指个人之私欲、私利，所谓的“重义轻利”也是指个人私利与他人公利产生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个人私利是实现他人公利的阻碍；而克制此私利是为了实现“仁义”，亦是为了实现“王天下”之他人公利，而这正是墨家维护的“利”之内涵，因为墨子虽然肯定人的利己心，但他更是将实现“仁义”的目的寄托在“天下之利”、“他人之利”上，而非实现一己之力。

概括地来讲，儒家反对的“利”是一己私利，“重义轻利”的现实语境是当一己私利与公共大义产生了冲突的情况，之所以反对私利也是为了实现天下之公利的“仁义”。而墨家支持的“利”正是他人公利，“兼相爱，交相利”发生的语境是义利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在这种语境下，义利之间是可以握手言和的。

由此可见儒墨义利观可以握手言和在于二者有相互渗透的地方。例如儒家虽轻“利”，但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利”。比如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之利，所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并且主张统治者应该重视百姓利益，要“因民之利而利之”，针对这一点孟子也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孔子只是反对人们以不道德的方式去逐利，即“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而并非反对利本身。荀子也肯定了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与利划清界限，即“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汉代董仲舒更是肯定了义和利对于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即“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如果离开利会遭遇险境，即“出利入害，人用不生”。

相应的墨家虽重利，但也不否定“仁义”的道德准则。墨子在重利提倡“交相利”，但也贵义主张“兼相爱”，兼相爱要求每个人爱人如己，视他人之家国如自己之家国，即“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认为这种跨越阶层、亲疏、利益之别的“兼爱”不仅有助于实现他人的利益，也无损于自己的利益，相反可以通过实现他人利益来保全自己的利益，今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与该理念相吻合，使“利己”和“利他”实现了一种调和，来实现仁义。但现实中往往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和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爱也总是存在亲疏之别，面对这样的现实，墨子的“兼爱”难免显得美好又不真实。

儒墨义利观之辩在当时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双方的观点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针锋相对，但如果仔细剖析二者各自关于“利”内涵的界定，以及各自义利抉择所面对的情况，则会发现儒墨二家在义利观问题是殊途同归的，现代社会人们在实践生活中也可从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