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长钢第四子弟学校高80届毕业40周年和建校50周年的时节，因疫情同学们不能聚首纪念，于是在网上发起了行文纪念的倡议。我离开也整整35年了，感觉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去回味和感悟，特拟此文参与纪念。
那个小镇
1971年，为响应国家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的号召，刚上小学的我随父母从黄石大冶钢厂来到了另一个藏在四川腹地深处的钢厂—长城钢厂四分厂，这个厂坐落在江油武都镇。
武都镇是一个东西南北走向不超过十五公里的小镇，四周都是大小的山。所谓的街就是一条青石板路，夹在两边矮小的房子间，跟我们过去黄石那宽阔的大马路没法比。但街上什么都有，商场、邮局、餐馆、菜场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口水井。来之初，我们家就住在这条街上。记得我住的巷子末端就是武都中学。那中学里有一口有着有关何首乌传说故事的水井。据说那井里住着一位何首乌精，常到井上来玩。那精扎着红头绳的小辫，谁想捉住他，永远只能抓住他的红头绳，它哧溜一下就能逃脱。那井的水和街上那口井里的水的确不同，水是甘甜的，我们常到学校这口井中去打饮用水，但不一定总能打到，因为有时学校门关着不让进。否则，天天能吃到这有何首乌精的水，没准我现在都还是鹤发童颜呢。🤗
小小的我在这条街上就混得如鱼得水。大概是凭着那一头卷发的可人样，傍边商场的叔叔伯伯全成了我的菜，常找他们开后门帮我爸爸多打酒和多买烟。可买菜就没那么容易了，常在我家前面菜场买菜的队伍里挤得小腰都疼。那时父母都上长白班，工作忙时间紧，哥哥已被有计划地下放去了湖北。进川第二年，父亲就开始筹划举家迁往湖北老家沙市。于是这类耗时排队的任务就自然落到了我头上。8岁多的我就学会了做饭，放学后挑开烽窝煤炉，先把饭做好，等妈妈回来炒菜。那时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生活条件远不如今日，越是子女少的家庭，越得帮着家里做事，而不像如今，孩子越少越娇惯，尽培养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子。在我12岁时母亲就让我尝试洗床单。这种丝毫不娇惯的做法，让我练就了非常强的动手能力。跟我看似娇气小姐的外表形成强烈反差。也因此培养了我自强自立的性格。
当时有不少同学都住在这条街上。所以街上常可看到背着书包的小同学在穿梭。也可经常看到长钢子弟与本地孩子一起玩耍的身影。不过，跟当地孩子玩可是有风险的。那时武都镇上的居民不管男女都喜欢缠头，又不怎么洗澡，所以他们头上都爱长虱子。我就被房东家的孙女传染过。我妈硬是用煤油给我包住头烧死了那些虱子，然后让我跟他们的孙女们保持距离。
从房东李婆婆那儿我知道了四川人炒青菜都要用花椒炝锅。四川人爱吃花椒是有原因的，山地一般都很潮湿，少有太阳天。而花椒具有很好的祛湿功效。我们来的那一年，妈妈数过，只出过九次太阳。所以四川人 必须靠花椒来驱走身体的湿气。而这花椒特殊的香味却赋予了川菜灵魂，麻辣的特殊香味让人无法拒绝。四川多美食那是人尽皆知的。记得街上有一家小吃店的凉面特别好吃，我和妈妈经常不吃饭专门去吃这家的凉面。一个挑着两只大桶沿街叫卖片粉的，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层牛肉熬煮的红油汤漂浮在碗里，那叫一个香啊，觉得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苕粉。这一切都归功于花椒与辣椒的完美碰撞，大大激活了人的味蕾。这种感觉让我回卾后很久，都保留着用花椒炝锅的习惯，最终因家人的不习惯而放弃，但很多烧菜还是会放花椒。花椒那特殊的香味让人实在难以拒绝。
印象深刻的还有这里的赶集。平日里，街上人不是很多，不怎么喧闹。每逢一个什么时日就有一个赶集日，每当赶集日，大批的农民们背着背篓，挑着担子到后面的一条现已成为通向县城去的主干道上聚集，人群摩肩接踵，物品是琳琅满目，平素平静的小镇总是伴随着一次次的赶集漾起一朵朵生活小浪花。
武都街的尽头就是涪江，涪江对面是如今已被列为国家4A级景区的窦圌山。一座横跨两岸的吊桥连接涪江两岸。窦圌山山顶两座孤峰耸立，峰顶有寺庙。两根上下排列的铁索从寺庙连接到主峰，这是通往那孤峰的唯一途径。这便是窦圌山的标志性景观，独具特色。出生于江油的唐代诗仙李白就曾在那里留下过“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的千古绝句。我们常结伴到涪江边玩耍，走在吊桥上，胆大的同学故意使劲摇晃，胆小的同学吓得哇哇直叫，充满了童年的乐趣。节假日也会邀上三五同学一起同爬窦圌山，走入那画屏之中。
在武都街上住了没两年，随着长钢职工宿舍楼的落成，住在街上的长钢人陆续搬到了厂区。随着搬迁，无形中将这本来不大的小镇分割成了两部分，仿佛也是两个世界，人也被分成了两个阶级，似乎本地人永远比长钢人地位低。当从山里走出来的农村妇女从我们楼前经过时，仰头看着几层高的楼房说着“嘿，这么高的房子啊，人是啷个上切（去）的哎”时，鄙夷的感觉不由得冒出来，同时也心生起怜悯，这山里人真是可怜啊，连楼房都没见过。也可见这山区是多么闭塞。
武都镇是一座很古老的小镇，历史上曾经是江油县城，后被废弃，如果不是这三线建设建到这山坳，估计他们的生活会永远这样简单重复下去。随着长钢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也给这个小镇带来了生气，使它有别于一般的农业小镇。刚来的时候，当地很多家庭都还养猪种田（我们房东家就养着猪），厂区里，厂房农田交错，无论是人们上班还是上学都会在农田间穿行。
端着央企的饭碗，享受着田园风光，就是当时长钢四厂人的状态。放学路上农田里的红薯，山边的豆荚会随手被我们拿来充饥；油菜籽成了同学们打笔筒战的子弹，连丝瓜藤也成了男孩子们学抽烟的用具，一切看似非常惬意。但这种田园生活并非想象中的美好，常常得同时忍受那熏人的臭气。这里的农民都爱修筑很大的露天粪池，人们早上起来都是提着马桶端着痰盂将屎尿倒进这大粪池。厕所的粪池也是敞开式的，都能看到恶心的粪便。这种过度的原生态让我们这些从城市里来的人很不习惯。
那些田地后来逐渐被四厂蚕食干净，如今在厂区里再也看不到农田了，其它地方是否还有，离开这么多年还真不知道了，我想应该还有，毕竟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但长钢使这座小镇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农业小镇，而是一座由多种产业构成的综合性重点示范镇。
如今那条街早已不再是记忆中那条街，那口甘甜的水井在哪儿？过去经常穿行的小巷又在哪儿？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模糊………。只觉着当时应有尽有的街，如今看上去怎么那么窄小，不知究竟是岁月的更替让它缩小了，还是心里觉着它小了。
那个工厂
武都镇上的钢厂只是长城钢厂的一个四分厂而已，还有总厂， 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等，分散在周围不同的地方。整个长钢最高峰时正式职工将近三万人，还不包括家属和非正式编制工人，可见长钢是多么大。
做为一个冶金部直属的备战企业，物质供应并不匮乏，货运铁路很快就修到了厂区，一车皮一车皮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质运往厂里。那时的大米和肉都是计划供应制，只能在当地粮店和肉店去凭票购买。其它非计划物质，如绿豆、鱼类、水果等，经常会分配供应。记得当时分得最多的是带鱼，还有一种剥皮鱼。建厂后就先后修建了自己的学校，单身和家庭宿舍楼，后来是图书馆，医院等，然后是大食堂、一号，二号、三号商店，再后来连冰棍汽水都是自己生产了。到80年代中期还结束了看露天电影的历史。不过影院刚建好我就离开了，电影院的大门都没进过。
“群怡堂”应该是四分厂第一个不用代号而是以功能和表意来命名的建筑。因长钢的备战保密性需要，很多都是以代号命名，长钢代号302，四分厂炼钢车间代号401，轧钢车间叫402等等，连我们住的地方也以其面积来命名，什么二万八，五千等。商店也是一号、二号、三号商店。”群怡堂”的命名应该代表着备战思想的结束，也代表了四厂人的一种满足感和美好的愿望。
80年代长钢就向职工出售了原始股份，后来”川长钢”果然在94年上市，长钢人就像生活在凭空搭起来的一座天堂里，个个都是万元户，使得长钢人可以傲视周围的一切。在当地能进长钢工作、能与长钢人联姻就是一种福分。但这种幸福感并未能一直延续下去。
如今重回四厂，过去的影院、医院、厂办大楼等等依然还在，但都已是人去楼空，这一切除了成为历史的见证，如今什么都不是，许多已划归地方。姐夫和同学魏丽都曾开车带我在厂区四处兜转，还到了我过去工作的405，但记忆已经模糊，似乎变得不认识了。过去热火朝天的车间里如今鲜见人影，据说很多都已外租，如今我已是外人，根本不让进。
那个学校和曾经的我
我们初来时，所谓学校就是几间平房和几间芦席棚，一切都在建设中，慢慢的才有了后来的楼房。学校分为小学部和中学部。在这座校园里我度过了我人生最美好也是最懵懂的学生时代，而且从小学到高中都出自一个校门——长钢第四子弟学校
记得那时学校有个冯校长，主管中学部，只记得有些微胖，具体样子已记不住了，只感觉是一个颇具杀气的女校长，那时应该是冯主任，后来升任校长的。凡是想逃避广播操的同学，被她抓到，一准没好果子吃，补做操不说，写检查更是跑不掉。被抓的同学会以各种借口来搪塞，什么不舒服啦，肚子疼啦等等，这些都会被冯校长识破。而另一位女校长—诸校长则温和得多，戴眼镜的一把手张校长，也是一副温和像，到今天脑中对这两位校长的形象依然很清晰。不知为何，每日都能见到的，接触最多的冯校长记不住，而没什么交集的张校长和诸校长却能清晰记住，这大概就是温和的力量吧，不怒自威，令人印象反而更深刻。也许是常看以下的照片记忆深刻？看来必要的留影真很重要，这记忆真经不起岁月的磨损。
别看我们这是一所厂办学校，师资也是七拼八凑的，可却不乏好老师。教英语的王福民老师，那一口纯正的英语，让人听了就想学；教政治的祝新老师，那一口带上海腔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课，至今都让人难以忘怀；高中语文朱国仓老师的课我特别爱听，充满了诗情画意，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教我们数学的王富银校长。如果说在这个地处山坳，却同样难逃世井的学校里有一股清风的话，那就是王校长。他观点新，总是语出惊人，总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脑洞大开。当然还有更多其它优秀老师，教过的其它同学比我更熟悉。这些优秀的老师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学生。宋德文同学在老师的悉心培养和个人努力下高一就破格考取了重点大学。据说后来长钢四校还有考取清华北大的。如今这些老师基本已不在长钢，只有王校长一直留在长钢。有一年回川去王老师家看过他老人家，其他老师都无缘再见，真挺想念他们的，不知如今都可安好。
虽说我们厂地处山沟，交通十分不便，政治运动上的整顿之风同样也刮到了学校，文革时期无净地。记得那时有一个高我们一届的一位女同学，由于迷恋某明星给他写信（其实那信就未必寄出去了），结果被像整大人一样下放到我们班来参加劳动改造，跟我们一起学工学农，实在是有些可笑。但那个荒唐的年代就是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记得同时被下放其它班的还有其它人）。其实对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喜欢上异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那时没人引导。那时也没有生理卫生课，有关人体的一些事情我们基本不知道。小时候当问大人自己怎么来的问题时，大人们都是用捡来的或腋窝里钻出来的等等来搪塞。已经初中生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一些女同学还常在下面偷偷探讨这些事呢。那个年代是畸形的，也是全民”羞涩”的时代。人们根本不敢说“情”和“爱”这些字眼，最多以“喜欢”代表。尽管如此，也难挡那一颗颗懵懂的少年心。两小无猜的男女同学，往日无所顾忌地说话，到了这个时期，突然就不说话了，或者不得已情况下以极简短的方式交流。过去老师分座位从不分男女，如今也是分为男生跟男生坐，女生跟女生坐了，似乎老师也跟着别扭起来。这个时候，发育快点的女生已经有了初潮，没有来的甚至还憧憬。越是成绩不好的越喜欢谈论男女之事。记得我们六班有几个大龄女同学，有的甚至大我们三岁多，个子也发育得较高。这些大龄同学就常常不务正业瞎琢磨男女之事，甚至在下面乱点鸳鸯谱。我居然还和他们走得很近。这些人自然是一个都没考取高中。我后来也慢慢疏远了他们。但思想上还真是受了不小影响。有一次，居然和两位一样有着家庭烦恼的女同学谋划偷家里钱离家出走，就是有一种想逃脱家庭的念头。后来钱是偷了，但最终没敢成行，又把钱放回去了。1976年闹地震，趁此机会我用尽巧言，让家里同意自己回湖北读书。结果，终于飞出去了后才发现离开了父母真的不好过，反而白白耽误了一学期的时光，学的啥一概不知，稀里糊涂。
青春期的萌动，不仅来自生理上，思想上也会引起很大波动。记得当时我们的初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吴加平老师，她对我很好，每次我在他们家附近玩，她看到我总是亲切的说：“青红，我打鸡蛋给你吃” ，多数情况我都会不吃，但有一次我玩过了吃饭时间，实在饿了，还真吃了。因为当时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吴老师很喜欢我，我的文章也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读。可就是这样一位亲切的老师，后来我也敢顶撞了。在一次室外劳动课时，不知何故，我大胆地当同学面顶撞起吴老师，顶的她都无话可说了。具体怎么回事，已经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是自己仿佛有了独立的思考，胆子变得忒大，就想说出心里想说的。气得从不来家访的吴老师居然来家找我爸告状。这都是一颗驿动的心惹下的祸。叛逆期的我让一贯疼爱我的老爸也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动不动就想揍我。
在四厂，我家里住的是个套间，外屋大房是父亲的麻将室，里屋小房是妈妈们(同为别人养母)的聊天室，而打麻将和聚会是天天发生的事，从不间断。我家屋内还有一个楼梯间，楼梯间低的一头堆放着坛坛罐罐，高的一头放着一张床，没桌子，好像也摆不下桌子了。我有时嫌妈妈们聊天太闹，就拿个小凳趴在楼梯间的床上写作业。所以我特别喜欢到同学家去学习。周迎春，解文丽家都是我常去的。这个楼梯间虽说不是学习的天地，但躺床上看书却是好地方。记得高一时，社会上流行起手抄本，什么《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在学生中秘密传阅。这个地方就成了我看手抄本的秘境，管它看得面红耳赤也没人看得见。我想不少同学都看过。谁也没想到我们那个年代的性启蒙居然是这些当时被看做黄色小说的手抄本。
爸爸们的麻将从来就不能影响我，我几乎是视而不见，到今天我也不喜欢麻将。但妈妈们的那些聊天却让我从小在心里埋下了道德的标准。我每天就在聊天室里的桌上写作业。常常是眼睛在书本上，耳朵却在他们聊天那儿。她们天南海北，什么都讲，各种有关鬼魂的离奇故事灌入我耳中。讲得最多的是哪家的养女如何孝顺，哪家的养子不孝遭雷劈等等。也就是在那种常年累月的熏陶下，我立誓要当个孝顺女，一定要跟他们回到湖北，远离我的亲生父母（巧的是我的亲生父母也同时来到了长钢四厂，并且住的离我们只隔两栋楼。）解除他们的担忧，这样就不会遭恶报。
我有一个和我长得十分相似的亲姐姐，一看就是两姊妹。只比我高一届，而且是学校红人，红卫兵副团长。中学时跟我同一个文艺宣传队。这样的特殊情况弄得我的身世人尽皆知。这种明朗化的身世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心里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总有一种要逃脱的感觉挥之不去。也就上演了前面说的谋划偷钱出走和巧言说服家长同意前往湖北读书之事。
思想上的不安分和行为上的飘荡，对学习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全年级没搞排名之前，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我总能在班上排前三名，时常第一。作为物理课代表还常在黑板前给同学们讲题。我并不费力的学习还能考出好成绩常让班里同学嫉妒。每次家长会都是我的得意之时。初二那一年的湖北之行感觉对自己影响还是很大的。到了初三全年级开始搞排名，班上那风气和一颗少女驿动的心让我再也不能踏实读书了。记得第一次搞大排名是张榜公布的，全年级开大会，表扬前几名的同学。那次第一的好像是周迎春，我坐在队伍中，听不到自己的名字 ，感觉好失落。都记不得自己已落到年级十几还是二十几名了。
那时读中专也是管分配的，初中毕业后，少数同学选择了读中专，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留在长钢四校读高中。因为即便是考不上大学依然有机会在长钢就业。高中分快慢两个班，我在快班读了一年后，由于偏科，我和解文丽几位执意要求学校开设文科班。后来分科人数不够，于是老师们劝了几位语文成绩好的同学读文科，才勉强开了文科班，一共就19位同学。分科后我同样还是出现偏科，不喜欢的历史课老睡觉。我也不知为何当时历史课就是听不进去，无非就是时间、年代、经验、教训的重复又重复，感觉索然无味又无趣。心想我又不当领导人，要那些教训干嘛，学习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来的。特别是那些要死记硬背的年代怎么也记不住。其实，如果当时懂得一些记忆方法的话，学习起来会容易得多。所以高考拖分的也是历史，记得只考了四十多一点，如果多考个十几分，也不至于后来只够上一个师专分数吧。生命的轨迹也就因这十几分改变了，这也是我后来努力钻研记忆法的缘故。但错过就是错过了，一切都不可逆转。
所以奉劝晚辈们，当努力时须努力，莫留后悔在今生。学习过程中，除了努力，掌握必要的学习方法也很重要。
80年那年高考，似乎只青睐男生，理科生有刘向东、陈勤之、井岗，在这年跨入了大学校门，这些同学不愧为天之骄子，用自己的勤奋给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并在后来也干得不错，有的成为了富豪，有的成为了企业金领。我们文科班只有那位被劝读的刘善刚在当年考走了，最后也成了作家。李桂重当年嫌录取学校不好，选择了复读。李桂重小学跟我同班几年，沉默寡言，从来似乎就没这人似的。谁也没想到最后他是学霸，在加拿大成了博士后，常受邀来国内讲学。
只有一贯成绩不错的女汉子周迎春据说也过了录取线嫌学校不好没走，而被厂里电大免试录取，后来在长钢干得也是风生水起。很多不服老天不公待遇的女同学，在工作后考中了委培生继续深造，成为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她们留在如今已改为太白中学的母校孜孜不倦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也算是不负此生。这些老师们都是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典范，如解文丽、骆俊芳、苏玲、阎蓉等，还有一位奋斗楷模是音乐老师魏丽，知名歌手白举纲就出自她之手。
魏丽是我复读时的同桌。当时只知她喜欢画画，也画得不错。是个颇有艺术细胞的人。不过也是个不好好学习的主。上课不好好听讲，总在我的歌本上乱涂乱画，居然把我的歌本装饰的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至今都保存着。当时也没发现她有唱歌的天分。后来工作了，她变得活跃了，登台又唱又跳的，才发现她有一副很特别的嗓子。后来我俩被厂里挑选出来接受声乐培训，我刚刚学了没多久，调涵就来了，尽管当时的厂工会龙云主席以答应送我去深造来挽留我，可不开窍的我依然毅然决然去了湖北，魏丽则继续学习。她有一个好母亲，倾力支持她自费到四川音乐学院去旁听。最终她通过努力考取了师范学院，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从一名大集体冰棍厂的工人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
命运是自己把握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自己想要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把握重要性原则。如果我当时想要的是艺术人生，选择留下当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我的人生轨迹也将不同。但当时我除了选择做一个“孝顺女”，完成父亲遗愿，举家迁回湖北，其它什么想法也没有，也就跟”艺术人生”擦肩而过。
感觉那时的老师只授业不怎么传道。很多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或亲切或慈祥，但似乎很难有什么触及灵魂的东西留下。话说回来，那个年代也没啥道可传。公开场合下，老师是不敢强调个人奋斗的，灌输的只能是一些为人类，为国家奋斗的虚无缥缈的大道理。只觉得那时很多人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我想当时考取大学走掉的同学估计也没多么清晰的人生目标，很多都是受不了那里的偏僻、受不了那里的过渡原生态、决意要走出这山沟的信念，或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支撑自己拼命读书的。因为当时大学是管分配的，考取大学就意味着能分到别处工作，离开这山沟。其实，能分到哪儿，谁也不清楚，未来的人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根本就是一个未知数。这些感悟，考取大学的同学最有发言权。
帮助孩子确定明确的人生目标，是学校应该教给学生的，但更是家长们的必修之课。每个家庭都应该根据孩子的特点去帮助他们进行正确选择，引导和帮助他们逐步实现。可在那个时代，家长基本没多少文化，自己都是随波逐流，人生小船飘向哪儿就是哪儿，又如何帮孩子打造人生呢？
我从小就特善于模仿，学啥像啥，颇具表演天赋。又能歌善舞，一直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啥舞一看就会。每次学校演出，都是我为班里编舞。所以，老师们都知道我的特点。记得一位同学的妈妈也是一位老师，就对我说过：“你要是我女儿，我打也把你打得在文艺路上出息了。”是啊，我也想啊，可惜，我没这样的妈。我一直特想学小提琴，可一张口就被回绝了，那么贵的东西怎么可能会答应给我买呢。后来工作了，偷偷攒下高温费给自己买了一把花钱最少的乐器—口琴，无师自通地能吹很多歌。
似乎那时的演员之路就是被哪个星探发现，其它路真不知道在哪里。自己的理想就是当演员。可身处这山沟，那不是做梦吗。记得高中毕业后的那一年在报上看到导演谢晋在物色演员，自己好想去试一试，可那么远怎么去呢？以我想学小提琴的经历，我是不敢开这口的，何况那时我爸已病入膏肓，病休很久都没上班了，家里需要人照顾。于是我鼓起勇气给谢晋写了封自荐信，可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发，只好又悄悄撕了。
随着信件的撕毁，自己的演员梦也就碎了。在82年末终于老老实实进厂工作了。等到后来到湖北真有机会接触影视行业了，可那时已为人妻为人母，没有勇气抛夫别子远去北京追寻自己的梦想了。只好业余玩玩票算是告慰自己，所以才会有同学曾在电视剧中看到我。逐梦也是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的。
我当年选择复读其实就是一种等待，等待我调往湖北的那一天到来。因为那时我早已改小了年龄随母亲户口迁往湖北了。早就是黑户了，粮票都是哥哥在湖北换成全国粮票后寄给我们的。所以，我其实干啥都是玩，都是等，甚至复读完后也没立马就业而又到湖北玩了一年。那年我的高考分数本可以上绵阳师专，居然无人征询我是否要去读，就直接帮我pass了。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见有些东西是入不了长钢人眼的 。其实，同学中还有好几位都够读师专，但除了韩老师妹妹韩明是当地人去读了外，长钢子弟没一个去读的。当时，只要是长钢子弟，没有升学考走的，能顶职的顶职，能享受自然减员的也有工作机会，没有其它途径的通过读技校后也能分配到长钢工作。端上长钢央企这个铁饭碗可比那读师专强多了。这就是当时长钢人的想法，也是当时社会不看好老师这一职业的体现。我是家里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甚至还有几个富余工作指标无人可用。所以，升不升学对当时的我根本就是无所谓。所以老师也就问都不问我直接帮我选择了否。
我自己甚至也算了一笔小帐，等别人四年大学出来，还没我工作四年后工资高。那时大学毕业生工资还不如一个满徒的技术工。这样想也就没有了学习动力，学习就是玩。现在想来，当年是多么幼稚。尽管后来通过自学也拿到了文凭，并在儿童教育领域进行了专业的学习，但对当年没能正规考入大学读书始终耿耿于怀。当年英语王老师的话总是回荡在耳旁：“刘青红就是不肯好好学，要是她努力学，没人能赶得上。”这话可能有夸张的成份，但的确戳中我要害，没有好好学，环境不好是外因，内因还是自己不肯努力。所以，很多年后甚至想用考研来证明自己。但真的一切都晚了，也早已无意义。真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啊！
那群人
长钢四厂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从一定程度上说具有移民文化特色。这里就像一个思想大熔炉，各地的文化习俗在这里交融、碰撞，常常碰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也就形成了长钢人一定高度的思维格局。由于长钢人南来北往地出差探亲，使得长钢人虽身处蜀道之难的腹地深处，不仅不落后，甚至还领先时代。什么时髦的在这里都能看到。记得我当年回鄂后，我的有些衣服，居然很久后才在号称小上海的沙市街头看到。我来湖北后，常有同事同学出差顺道来看我，从交谈之中便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格局。所以也不乏在改革大潮中赚到大钱的同学。
长钢人的生活水准也从来不低。随着川长钢的上市，长钢人更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记得十年前回武都时，就听谢老师说他们两口子每年都会出国去旅游，那时我连护照都还没有。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长钢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各种关停并转也难以挽救在备战思想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无地理优势可言的三线企业。这使得长钢似乎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如今的长钢还在苦苦挣扎，据说2017年已扭亏为盈，希望长钢重新走向光明。
转眼我们这群曾经扎着两根小羊辫的姑娘，理着小平头的毛头小子就年近花甲了。曾经的学校也走过了五十个春秋，尽管有不少人已分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其中大部分人依然是“我还在这里等着你”。从小学到高中同出一个校门，听上去，感觉挺无趣的，整整十年里，每个人所面对的都是一群同样的面孔，少有新鲜的。对那些一直未曾离开过的同学来说，更是五十年来都是“我的眼里只有你”。但我又想说这其实是一种幸福。同学相聚在一起可以从小学说到高中，无论哪个阶段的故事都发生在同样一群人当中。还一起见证了长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比别人会有更多共同回忆的东西。这又让人生变得十分简单和单纯。单纯对于复杂的现代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奢求。而这群人不用去刻意寻觅，自然就获得了这份难得的单纯，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记得前几年我回武都探亲，遇到了一帮女同学，她们每天都相约在江边公园聚首，一杯茶，一条凳，打发每天一上午的时光，天天如此。这让我不禁又想到了那两个字 —“简单”。她们的生活真的是如此简单。但这种简单又绝对不单纯，她们每个人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彼此的生活，分享彼此的喜和忧。这难道不是一群幸福的人么？她们有着五十年建立起来的友谊，并且日日用岁月去增厚加固。回望自己走过的这几十年，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朋友换了一波又一波，到最后保持联系的伸不出一巴掌。不觉得羡慕起这帮老同学来。几十年的相守相望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拥有的。
其实无论是活的精彩也好，简单也罢，对年近60的人来说都已不重要。人老了，需要的已经很少，简单反而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幸福。武都镇其实说来可以是个不错的养老之地，没有了重工业的污染，山水环抱；没有都市的喧闹，宁静安详；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气候宜人。我们在荆州的同学甚至一直留着武都的房子，打算以后常来住。所以对因故没能离开的同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我们可以再聚首一起回忆我们当年走车间串厂房演出的情景；一起回想我们一起徜徉涪江边，走在田埂上时的心情；一起回忆学工学农时的开心；一起再现同爬窦圌山时的欢愉。记得最后一次爬窦圌山是临近高考前，老师为给我们释压带我们爬山，同学们带上小提琴，带上吉他，一路欢笑不停。刘向东还背上了他姐姐的一件漂亮条纹毛衣带给我们女生当道具，我和桂秀芳都穿着这件毛衣拍了照。
那时，桂秀芳和我好得像亲姐妹俩。知道我喜欢吃开锅馒头，她做了馒头都会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感觉那馒头是我生平吃过的最好吃的馒头，至今都会常回味那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在一起可回忆的很多很多，待到来年再聚首，一定不醉不休！到时我们一起来玩真话大冒险游戏，看谁能紧张地让汗珠浸湿双鬓。对了，一定要听李仕俊讲他许诺过的情史大公开哦。别看这小子娶的是同班同学，看似一恋到底，其实才不简单，不知有多少贼心不死的惦记呢，哈哈哈！
结束语
学生时代的真话我几乎全说了，都快成了我的自传，有我的过往，我的家庭，我的心路历程、甚至我的糗事，只为把一个真实的我袒露给同学们，让我们心贴得更近。因离开的太久，很多真不记得了，也就只能写自己为主。希望能看到更多同学的精彩回忆，重新唤回我们更多美好的记忆，分享我们的悲喜。同时，通过我们的回忆，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读到不同的体会，从不同的视角去感悟那个时代，感悟生命，让我们的灵魂更为纯净，生命更为饱满。
愿我们因疫情的不能聚首获得比相聚更为有意义、更为美好的纪念！
最后送上我总结的64字养老口诀
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不喜不悲，遇事不烦
猫狗花草，养一更好
简衣少食，无烟少酒
能动多动，不动打坐
没事跳跳，学学舞蹈
自己生活，儿孙勿扰
健康快乐，开心到老
祝同学们身体健康！晚年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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