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摘编自约翰·塞尔《哲学的未来》一文

17世纪以来，欧洲的哲学传统是过度关注知识论和怀疑论方面的问题。20世纪的哲学则以关注逻辑与语言为特征，这与以往几个世纪的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极不相同。怀疑论已不再是哲学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还原论一般来说也已经失败了。当前我们的处境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人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向亚里士多德转变时的情形。

逻辑和语言在20世纪扮演核心角色

20世纪的哲学有许多特殊特征，但20世纪哲学与早期哲学之间的最有决定性的区别是逻辑和语言在方法与论题两个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一新的时代实际上开始于1879年，当时，耶拿的一位名叫戈特洛布·弗雷格的鲜为人知的数学教授彻底改变了逻辑学这门学科，并且有效地创造了语言哲学。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直到1879年，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主宰了逻辑学，人们认为，三段论的范围差不多与逻辑学这门学科的范围是相等的。甚至像康德那样伟大的哲学家也会说，到18世纪，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本质上是完备的。随着三段论的完成，逻辑学已无事可做。然而，弗雷格通过创造了谓词演算或量化逻辑[量词表达逻辑：“存在某个如此这般（such that）的X” 而且，“对于所有的X，X是如此这般”]彻底改变了逻辑学。弗雷格的逻辑学比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更有说服力，并且，它现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特殊的革命性特征。例如，在计算机科学中使用谓词演算现在完全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很难设想，没有量化逻辑与集合论，你如何研究现代计算理论。

在发展逻辑学的过程中，弗雷格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发明了语言哲学。先前的哲学家们(再次从古希腊人开始)一直对语言感兴趣，但其一般态度是，我们会把语言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着继续研究更为有趣的哲学问题。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语言与意义的图像是，语词通过代表心里的理念来获得其意义，这些心里理念通过相似的方式代表世界中的对象。例如，“椅子”一词代表我有椅子的心智图像，这种心智图像以相似的方式代表世界中的各种真实的椅子。这种心灵图像看起来像是各种真实的椅子。弗雷格(还有较晚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整个这一进路已然破产，并提出一门尽管还不够完备却更为丰富的语言哲学。

知识论和怀疑论—17世纪以来的哲学传统

20世纪的哲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但最后这或许是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结果。在笛卡尔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也就是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哲学家们最关注知识和怀疑论的问题。笛卡尔使得认识论——知识的理论——成为哲学的核心。对于笛卡尔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在科学、常识、宗教、数学等领域内，我们能够赋予我们对知识的断言以何种坚实的基础。此后，像洛克、贝克莱、休谟、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康德之类的伟大哲学家们感到，笛卡尔回答怀疑论的努力并不适当，但笛卡尔的问题在这些人的哲学工作中却依旧是最重要的。例如，洛克认为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类知识的本质和范围是什么？”休谟的怀疑论比笛卡尔曾经设想的怀疑论最终激进得多，但他觉得，我们通过对我们自身和世界采取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态度，可以与怀疑论和平共处。我们只是不得不接受，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承认我们其实知之甚少，而且，尽管我们无法对我们作出的关于世界的假设提供辩护，却好像我们确实知之颇多那样进行下去。康德在读了休谟的著作之后感到自己从“独断论的睡梦”中醒了过来。他努力大胆地克服休谟的怀疑论，但我认为，他的努力是失败的。就像我所说的，在20世纪，哲学家们主要的兴趣在于语言和意义，而不是知识及其辩护。简而言之，笛卡尔的问题是“你如何知道？”后来，罗素和摩尔把这一问题转变为“你是什么意思？”尽管如此，像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之类的哲学家们还是付出大量的智力劳动，试图用语言方法克服怀疑论。尽管他们分析的主要目标是语言和意义，但语言和意义分析的大多数要点是为真、证据和知识概念提供说明与辩护。我相信，并且真诚地希望，这一时期已然结束。当然，在哲学中没有一个问题会一劳永逸地结束，但我对当前的智力场景的解释和对21世纪的希望是，我们可以完全摆脱怀疑论的困扰，转而研究更具有建设性的哲学问题。

认识论的困扰及其对克服怀疑论的特殊困扰，导致了笛卡尔之后三个世纪的哲学的第二个特征。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真正的进步要求逻辑还原。我们不得不表明，如何从关于更简单的认知、更原始的现象的陈述中逻辑地推出关于令人困惑的现象的陈述，在这种意义上，要理解一种现象，我们不得不把它还原为更简单的现象。因此许多具有经验主义头脑的哲学家认为，理解人类心智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将其还原为行为(行为主义)。以此类推，许多哲学家认为，为了理解经验实在，我们必须将其还原为感知经验(现象主义)。认识论困扰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以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待对怀疑论问题的解决方法。所以在我看来，哲学中弥漫着双重错误，而我希望，我们现在克服了这些错误。这两种错误是怀疑论和对还原论的不当拓展。

迈入21世纪版的亚里士多德阶段

我毫不夸张地说，认知偏见已经影响了哲学实践近400年。即使在与认识论并不怎么相关的那些学科中，认知问题也是整个学科的核心。这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最为明显。你或许认为“我们如何知道”这一问题在这些学科中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伦理学在这个时期的核心问题乃是“我们在伦理学中如何能有客观知识？在我们的伦理判断中，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我们致力于科学判断的那种认知确定性？”在我们的哲学前辈看来，甚至似乎不可能有比这更为基本的伦理问题。确实，对于那些接受区分描述与评价的人来说，对伦理话语进行哲学分析的结果是令人可疑的。根据这一观点，在伦理学中不可能有客观知识，因为伦理的陈述不可能客观地为真或为假。同样的认知偏见也感染了政治哲学。问题还是“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如何能够拥有关于我们的政治判断和对政治义务之断言的认知客观性？”正如伦理学备受某种形式的怀疑论之苦一样，政治哲学也因同样类型的怀疑论而处于低潮。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出版彻底变革了政治哲学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语言哲学中，认知偏见最为令人震惊。弗雷格本来对意义并没有什么认知担忧，但是，他的20世纪的追随者却把意义问题转变为关于意义的知识问题。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但正是这一错误持续至今。语言哲学的整个运动是思考这样的核心问题：当听者把意义赋予说某种语言的人时，他有哪种证据？例如，当你说出“兔子”这个词时，我有哪种证据表明，你意指的“兔子”的意思也是我意指的“兔子”的意思呢？而且，依我所见，还是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错误地当做不仅是我们如何决定意义问题的一个认知要点，而且是理解意义本质的关键所在。意义被完全分析为是，听者对说话者的言中之意所能持有的各种证据。许多有影响的哲学家认为，认知问题已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本体论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关于意义的各种事实完全是由我们具有的关于意义的证据所构成的。我相信，这个观点就像在一般的科学和哲学中是错误的那样，在语言哲学中也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是说，既然我们用实验和仪表读数检验我们关于物理宇宙的知识，所以，物理学知识完全被假定为是关于实验和仪表读数的知识。依此类推，既然我们把人们的措词语境用作判断他们的言中之意的证据，所以，假设关于意义的那些事实乃是关于人们表达语境的事实，这同样是错误的。我相信，这一认知偏见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谬误。

我在提议我们应当放弃怀疑论和还原论时有着特殊的智力目标。我认为，我们要想对语言、心灵、社会、合理性、政治正义等作出令人满意的建设性的分析，我们就应该不再受下列观念的困扰，即，所有研究的前提条件首先是为知识的可能性提供辩护，哲学知识的真正进步一般都要求把高层次的现象还原为在认识论意义上更加基本的现象。对付怀疑论的方式并不是试图以怀疑论的措词来反驳怀疑论，而是用我们处理当前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战胜它。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不确定这是我们的处境，但确定的是，就我自己的智力发展而言，这是我的处境。根据我对当代哲学场景的解释，怀疑论已不再是哲学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还原论一般来说也已经失败了。当前我们的处境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人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向亚里士多德转变时的情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真对待怀疑论，并设法解决不同的零碎问题。亚里士多德并不把怀疑论的悖论看成是对他企图系统建构理论哲学的整个事业的严重威胁。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办法迈入21世纪版的亚里士多德的阶段。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认为，普遍的哲学理论是不可能的。悖谬的是，维特根斯坦像每个人一样，通过帮助清理怀疑论担忧的范围，使一般的哲学理论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系统的理论型进步的一个最大阻碍就是认识论的困扰。我相信，我们应该关注认知问题：“鉴于各种怀疑论的悖论，我们如何可能拥有知识？”我们关注认知问题的方式像哲学史上关注其他诸如此类的悖论的方式一样。例如，芝诺关于时空的悖论提出了有趣的困惑，但没有人假设，我们只有首先回答了芝诺关于空间运动可能性的怀疑，才能真的穿过一个房间。同样，我相信，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由怀疑论哲学家提出的关于知识的可能性的悖论。也就是说，这些是有趣的难题，并且，它们为训练年轻的哲学家提供了很好的参与练习，但我们不该假设，知识与理解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够驳倒休谟的怀疑论。当然，我无法预言21世纪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可以表达这种期望，并且我认为，在我们的智力史的本阶段，有充分根据的一个期望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科学哲学中，随着认知偏见的抛弃，我们可能达到的理论理解和理论说明比我们在过去这门学科史的任何时候所具有的理论理解与理论说明都更深刻与更富有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