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襄阳战败之后，蒙古大军一路南下，兵锋直指临安。慌乱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传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应者却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统领的区区三万人马之众。

此时朝中已无人可用，此前，丞相留梦炎和陈宜中等大臣已相继逃亡。文天祥临危受命担任右丞，他主张将赵昰和赵昺封王，以延续宋朝血脉，并让陆秀夫护佑南下。

谢太后意识到，再做无谓的抗争已是徒劳，所以，决意投降。而张世杰却还想做最后一搏，遂领兵而去。1276年2月5日，宋恭帝率百官出城请降。

元军满载着南宋的户口籍册、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图书珍玩等器物，押解着南宋恭帝、两宫后妃、皇室宗亲、勋贵重臣、太学生等数千人浩浩荡荡北上元大都。

恭帝被俘北上之时，先行离京的赵昰、赵昺和一众护卫亲随，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下逃亡之路。他们经婺州、温州辗转来到福州。陈宜中和张世杰闻讯后遂相继赶来汇合，得知临安失守、恭帝出降的消息后，众人便拥立赵昰于福州登基，改元景炎。

端宗赵昰继位后，任命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一时之间，各路抗元兵马转战于闽、赣、粤各地约一年之久，声势复振。

然而，陈宜中与张世杰不和，陆秀夫也受到排挤。文天祥因在临安主持和议被囚禁于元营，此后在镇江侥幸脱困，历经艰险抵达福州，却受到陈宜中的排挤，只得离开，并转战于福建和江西一带。

在元朝大军的追击下，飘摇欲坠的南宋小朝廷经泉州、潮州、惠州，最后到达广州。景炎三年（1278）三月，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喘息的落脚点——广东的井澳。

然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中，将近半数的舰船就此翻覆，宋端宗赵昰不幸落水，虽被救起，却也因此染上重病，于1278年四月病死在碙洲荒岛之上。此时，朝野上下都心有戚戚焉。关键时刻，陆秀夫号召众人再立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张世杰任枢密使主管军事，陆秀夫任首相，主理朝政。此前，陈宜中又再次逃跑。

此时末帝身边的南宋军民尚有二十余万，张世杰率众继续南下，最终选择在据险可守的崖山安营扎寨。南宋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朝的张弘范率师抵达崖山，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战拉开了序幕。

作为唯一的军事将领，张世杰虽气节可嘉，但却难堪大宋存亡的大任。他先是令全部人马弃岸登舟，然后依山面海，将所有战船用大绳连接成一字长蛇阵。幼帝赵昺的座船被置于中间，昭示此间将背水一战，誓与元军决生死。

1279年二月初六，在劝降无果后，元朝大军开始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由于已自决后路，宋军只能做困兽之斗，从黎明到黄昏，虽力战，却还是逃不过失败的宿命。

暮色降临，御舰被孤零零地困于战场中央，陆秀夫眼见大势已去，遂盛装朝服，逼妻儿投海，继而郑重地对幼帝赵昺说道：“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而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宋恭帝）的覆辙。”幼帝以为可，陆秀夫便背负起年仅八岁的赵昺，纵身跳入大海。随后，十余万追随逃亡的官兵家属和百姓也义无反顾地跳海殉国。至此，国祚319年的大宋王朝便成为了历史。

得知幼帝已死，张世杰虽已突围，但却心灰意冷，无意独活，最终溺海而亡。

为了逼降文天祥，元朝百般利诱，文天祥却不为所动。1282年12月8日，忽必烈亲自劝降，诱以中书宰相之位被拒。忽必烈问有何所求，他慨然道：“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刑前，他朝南方再拜，遂从容殉国。人们于衣带中发现其临终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国破家亡之际，无论是皇族，还是朝中大臣，甚至是追随的百姓，都抱必死之心，守住了属于他们的最后荣光——大宋王朝的尊严，大宋子民的尊严，华夏民族的尊严！

始终有种说法叫“崖山之后无中国”，什么意思呢？第一，崖山之后，华夏民族便过上了非人的生活，没有了尊严，没有了骨气，没有了抗争。第二，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局面就此终结，之后，君主专制延绵不绝，百姓苦不堪言。

君主独裁之下，他们置律法若虚文，视百姓如牲畜，人民自此便失去了自由的权利。

我们华夏民族那种高贵不屈、舍身取义的精神，被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次次的扼杀，炎黄子孙便没有了脊梁和风骨，也没有了尊严和气节，从而沦为了任人欺凌的弱势群体。呜呼哀哉！

日前，受本人之托，同学刘记明前去凭吊宋元崖山海战遗址，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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