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常被人取笑，50岁的年纪，60岁的容颜，稀松的花白头发，把头顶暴露的一览无余，人们戏谑地称她为“聪明绝顶的光头强”。

她是个苦命的人，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

母亲家中兄妹众多，外公是个打铁匠，外婆在集体公社挣工分。15岁时，她放弃了满分优异的成绩，下学帮外婆操持家务。20岁时，父母相亲，一个在大街的右面，一个在大街的左面，走一遭，远远地望了一眼，就定了婚事。

母亲是个强势明理的女人，父亲是个老实孝顺的男人。算命先生说，两者不和。母亲不信命。

此后，父母结婚后的十年，我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否美满。我还没有出生。

小时候，我怕母亲。她总是隔三差五地生病。病痛仿佛具有传导性，母亲头疼欲裂，呕吐不止地在床上打滚，我也在一旁痛哭流涕。我害怕看见母亲生病的样子，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凌乱的头发下露出浮肿的眼睛，我甚至忘不掉她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眼神。我做好饭，给母亲盛了一碗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妈，你多少吃点儿吧，说不定会好些……”，她总拉着我的手说，你去找个锤子把我的头敲碎吧！病魔就这样纠缠了她几十年。母亲病好的时候，是个严母，不苟言笑，说话总带着三分高音，中规中矩地束缚着我们的小心思。我害怕被母亲看穿，也从不敢多说一句话。

母亲一生节俭。她从未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而我们全身的行头也都是出自她的巧手。春秋的布鞋，多是泡沫底，又轻便又舒适。冬天的棉袄棉裤，装的都是当年的新棉花，既平整又暖和。闲暇时候，母亲还会给家人织围巾、手套、毛衣等，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件勾勒着两只花蝴蝶的毛衣，上面缀着我的名字。还记得，多少个夜晚，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手轻轻一拨，脚也跟着上下踩轧，缝纫机就咯噔咯噔地响了起来，这声音显得沉重吃力。母亲就盯着手中的布，按着缝中一针针地走过。我觉得好玩儿，也偷偷地踩了几下，可是，我既做不到手脚并用，也做不到眼疾手快。开学在即，母亲给我做了一个帆布包，可以单肩背，也可以斜挎，大红色的布面上绣着朵朵小花，四四方方的空间装的下我所有的书本。可是，学费可不能大意。母亲找来两块一样的长方形小布块儿，三边缝合在一起，又在钱袋口匝上长长的穗子绳，只要一抽绳子，袋子就封紧了。母亲心灵手巧，只是而今，她的眼睛花了，手也无力了，拿不动针线，看不见针眼，我们的生活也就远离了手工。

母亲是个教育家。她教育我们“粒粒皆辛苦”，不可偏食，不可掉米粒，不可留碗底。她教育我们要有礼有节，客人来的时候，要热情招呼，我们几乎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家规，女生要在厨房帮工，客人多或者有事相商的时候，我们都不坐桌吃饭，或者先紧着客人，我们最后再吃。我曾以为这是封建思想，而后才懂得，在那个贫穷时代的待客之道。她教育我们要做力所能及之事，无论夏冬，母亲都会带着我们下地干活，但她不是一个可恶的大地主，总不会为难她的“短工”，在我们刚好感到疲累的时候，就打发我们回了家。她教育我们要懂得谦让，只要是好吃的，她总不动筷子，推说自己不喜欢吃，每次我们都要在饭桌上，把一块肉或者一个鸡蛋夹来夹去，最后还是到了我们的肚里。她最伟大的教育手段就是，学会欣赏和赞美她的孩子们。我们从小就是和别人家的孩子一块儿长大的，我们总是被比较，可我从没有听过母亲当着我的面，对别人说我的不好。我是个受暗示性较强的女孩子，母亲的赞赏是我前进的巨大动力。

母亲好强，换来一生悲苦。她不受婆家待见，那年分家，无一瓦片，只分得一个辣椒袋，辣出满眼泪水。我曾依稀记得那个夜晚，月色朦胧，奶奶和姑姑坐在门槛里，破口大骂着，二叔拿着铁锹冲出来，一把戳在母亲的腰间，母亲护我入怀，三叔则用木制的水瓢敲打在母亲的头上，我吓坏了，不知道母亲犯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错，需要被这样对待。父亲年轻，不知道护妻儿，不问缘由，掐住母亲的脖子……母亲坚忍着泪水，她别无他求，只盼儿女。父亲后来才明白，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年代，与他同甘共苦的只有母亲，他的亲娘只爱自己。他们拼命干活，白天下地，晚上回家托土坯。把麦余子掺进泥土里，兑上水和匀，用坯模托出一块块长方形土坯，待晒干后摞起来，才有了一年后的土坯房。而后，我们又搬了几次家，住进了瓦房，住上了平房，又盖起了小洋楼。

母亲老了，那些听了多少年的故事，夺去了她的健康，她正躺在病榻上，无法翻身。如今，她的儿女终于长大成人，她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可她就这样“退了休”。她总说：“我一生都在跟命运斗争，可我终究信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