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夏笑起来的时候脸颊红红，像半熟的红苹果。她永远是闪耀在阳光下的那颗红苹果。
我们在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遇见，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大道上。从学校回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十五分钟，连续好几天下午放学，我都看见一个马尾上绑着五颜六色的橡皮筋的姑娘走在我前面。有天我和陈童吵架了，赌气不和她一起回家。于是我一个人走到这条大道上。
我一向低着头走路，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幻想，眼睛毫无聚焦地看着地上的黄泥和偶然飘来的细沙，对一切声音充耳不闻。那时候我刚配了人生中第一副眼镜，当然我那时候也从来没想过以后会有很多很多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束缚枷锁。在眼镜店里踟蹰了半天终于选中一副宝蓝色的细镜框。我从老板手里接过那副眼镜的时候手没有一丝颤抖，却终于没逃过在班里人的小声议论里听到一声“四眼田鸡”，我慌乱地推了推镜框，这副宝蓝色镜框好像会发烫。那是2007年，在小县城里戴眼镜的小学生还很少见。
好在放学了，我终于可以把眼镜丢进书包里，慢慢走回家。快到家的时候我抬起头，发现我和她走成了并排。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她，她的侧脸写着“白里透红”四个字，额前的头发有一些卷曲。她发现我在看她，转过脸来。她真像个洋娃娃，我心里想着，嘴上一边开了口：“你家也住这边吗？”“对，就是那一栋。”她伸手一指，原来她家和我家只隔了一栋楼。
“我家在你家后面，你要不要去看我养的兔子?”
"好啊。"
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对话，这段对话之后，是我们长达十年的亲密无间与相互憎恨。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整个夏天，一直到九月份开学，我们升上六年级。
在这个夏天里，我知道了她叫傅承夏，父亲是武警，母亲是老师，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妹妹，喜欢扎马尾，和我一样高，和我一样重，和我同一年级，在我隔壁班，喜欢和我一起去买菜喂我养的小兔子。
在这个夏天里，我也开始注意到了自己。每天和傅承夏道别回家之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也许是看惯了她红润的脸庞，我发现我的脸色有一点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从小体弱多病的我这两年才开始摆脱药罐子。我左右转动了一下身体，发现自己单薄得像楼下小卖部售卖的作业薄，胸部毫无动静。一条马尾辫死气深沉沉地耷拉在脑后，我抬手把马尾上的橡皮筋扯下来，头发霎时披散在肩上。我学着傅承夏的样子把头发扎高，又凑近了镜子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我眼睛其实不小，嘴唇的形状也好看，下巴尖尖的，他们说这叫瓜子脸。我对着自己笑了笑，心满意足地去看《犬夜叉》了。
六年级毕业班重新分班，我和她被分在了一个班：六（三）班。我从小学三年级起一直担任班长，升旗仪式的时候作为中队长总是站在全校的最前面。到了六年级，骆老师，我的新班主任，直接任命我为班长，她成了副班长，她的男同桌，彭顺军，成了另一个副班长。而我的男同桌，是一个整天嬉皮笑脸的差生。对，那时候在小学里划分属性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看成绩，于是我这个“好生”和他这个“差生”中间无疑是隔了一道干扰交流电波的厚墙。在我看来，他成天上蹿下跳，从来没有一刻安分，像只被上课铃封印在教室后排的猴子，这只猴子叫林文定，果然是命里缺什么名字里就要补上些什么。
每天放学以后我收拾好书包从陈文定旁边走开的时候都觉得世界清静了不少，走到傅承夏座位旁边的时候却发现她在和彭顺军谈笑风生。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她之后让我惊奇的恋爱天份此时已可见端倪。
除此之外，我们在方方面面都相似。我们开始买一样的头花，上学放学迈着一样的步伐，也开始被人询问我们是否是亲姐妹。我们都乐于沉浸在这种亲如姐妹的友谊关系中，尤其是从小在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当中长大的我。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夹起一筷子土豆丝，问了爸妈那个我已经问了好多年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兄弟姐妹？” 爸爸继续吃饭，没有理会我。妈妈语气倒是有耐心：“告诉过你是因为计划生育嘛，事业单位的职工不可以超生。”我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意：“那傅承夏家为什么有妹妹？”妈妈不再说话。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