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每读《史记 淮阴侯列传》无不叹息韩信之才，他是那个风云时代的除项羽外无人能比肩的战神，只有他们二人保持每场战役几乎都是完胜。但是韩信最终被吕后杀于长乐宫钟室，一代名将就此落幕。
他很典型的体现了一个草根的奋斗史。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有着贵族气质的平民成长为一代战神直到封王，通过个人奋斗完成了从底层到上流社会的华丽转身。这些世人梦寐以求的，他无一例外都实现了。他的几个人生转折分别是漂母一饭之恩当头棒喝，街市当中无赖欺负横遭胯下之辱，项氏叔侄起兵仗剑从军，后投奔刘邦一直倍受冷落（有一次还差点没命），直到灰心想再次投奔其他诸侯时，却碰上萧何这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上演了一出流传千古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佳话。
从此韩信便开始人生的上坡路，顺风顺水。先是登坛拜将，再破魏豹伐赵降燕灭齐成就了不世之功。不管对手看似多强，实力悬殊多大，他都能将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不断削弱对手的优势。他用兵神出鬼没，别出心裁，让人难以捉摸。他打仗的特点就是避实击虚，声东击西，让敌人防不胜防。总是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攻击敌方薄弱之处，他深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妙。
每次刘邦都将他训练出精兵抽调到自己那里抵挡项羽，或让他自行招募或干脆给他一些老弱病残，想以此削弱韩信的实力，但每次韩信都可以训练出一支坚强的队伍。你不得不佩服他杰出的练兵才能。当他打退龙且的二十万精兵，也是最后一支有实力威胁他的有生力量，同时逼封齐王又得以实现。终于韩信等到了这天，手握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坐拥天下最富庶的土地。历史天平第一次向他倾斜，他这样一个小人物一个草根居然可以左右天下最后落到谁的手中。这位新任齐王可谓志得意满，可就在这时候那种飘飘然的感觉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的防备心，那种他本能中缺乏政治头脑和战略家眼光的弱点，此刻也开始暴露无疑。
当时韩信已经得到了一流的谋士蒯通，蒯通为他把当前利害关系天下形势分析得鞭辟入里。还有项羽派来的辩士武涉也侃侃而谈，剖析刘邦之为人野心可谓入木三分，虽有为项羽谋划的意图但也确是站在韩信的立场上讲的。但凡能听进去一句半句也不至于遭至后来的惨败。可那个为刘邦纵论天下大势，将项羽看的门清的韩信，此时却变得看不清形势了，更看不清汉高的心性了。这就是吊诡之处，能为别人指点江山却无法看透自己的道路，能看透一个人却看不透另一个人，似乎此人就是自己的天敌。我觉得这既有灯下黑的缘故，但更多的还是受限于韩信自己重术轻道的缘故。重术轻道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看重利益而轻视价值，这是普通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因为利益是实打实的，价值却看似虚无缥缈。而且有时价值的考量可能损害眼前利益，虽然会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一般人很可能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真正的价值。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只问能不能，价值理性更喜欢讨论该不该，孔子那种“明知不可而为之”就是典型的重价值理性的行为。凡事更多考虑应不应该而不是算计能不能够。一个看重工具理性的人是容易忽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能保证你眼前攫取最大利益，但不保障未来的发展空间。这种人或许能逞一时之快，却难保最终不身败名裂，而一个重视价值理性的人，虽眼前或许吃亏但却能在大方向上把握准确。人生的大方向才是我们最要看准的，如果你连方向都错了，细节再正确，再如何努力奋斗又有何意义，你只能离想去的的地方越来越远。举个简单的例子，找对象，如果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是适合你的那位，你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三观不合，那你再努力讨她的欢心，千方百计把她娶过来，等待你的也只有无尽的烦恼。
连孔子的弟子自贡，都犯过这方面的错被孔子批评。话说《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途中厄于陈蔡（那次应该是孔子和弟子们最困难的时候）。弟子们灰心丧气，子路都感慨“君子亦有穷乎？”，孔子一边安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以”，一边也觉得要借此机会教育一下学生，也看看学生的志向。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召来了他三位最看重跟他最久的弟子，子路、子贡、颜回让他们分别进来回答夫子的同一问题。子贡是这么说的“夫子之道之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子贡的回答就暴露了他有点重术轻道，因为他为了迎合别人的口味，可以放弃原则放弃自己持守的标准。但是颜回就完全不同，他更看重自己持守的道，只要不是自己的道有问题，他就不会为了自己得到更多利益而放弃道或者哪怕只是降低道的标准。因为他深深清楚，只要道有了破口很可能每况愈下，最后到放弃持守。孔子也持颜回的观点，严厉批评了子贡“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刚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这话说得很重，也是为了对学生当头棒喝。
我们回过头来欣赏一下这位夫子最得意的弟子，看看他的回答如何掷地有声。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到这样的话很开心，夫子之喜也是溢于言表，子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尓多财，吾为尔宰”
这里的韩信其实也是因为更多计算利益，结果反而丢失了根本利益。当然，他或许是记着刘邦的恩情，但仔细分析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真是以刘邦的恩情为重，为何要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逼封齐王，难道以韩信的聪明会不知道这种做法是把刘邦对自己的恩情抛诸脑后了吗？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其实就是豪不讲情面，完全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因为此时刘邦是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他的帮助刘邦别说皇帝梦破产连小命都难保，所有此刻有什么条件尽管提他必然照单全收。韩信那种精于算计的本性又一次表现出来，确实他这次又得逞了。而且这样的算计是要冒触君王忌讳的危险的，可韩信都不管了，可见他如何渴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事还不止一回，后来垓下之围的前夕，刘邦被项羽追着打，几乎丧命。韩信又跟几个诸侯王一起，楞逼着刘邦平分天下，否则他们就隔岸观火，看着你刘邦咽气。所以个人认为，韩信之所以会走出几步臭棋，导致自己越来越被动，根源还是自己境界低了，眼界小了，只看到争地盘尽可能多的争取眼前利益。但更重要却看不到，其实此时的他已然成为撼动刘项之间的那股最强大的力量。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小家子气，这就像拿着金饭碗去讨饭，不过还有点你得认识金饭碗哦。韩信投项王，则西楚霸王将所向披靡，他投汉高，也能助刘邦成千古一帝之功。但不管他投谁最终都难免功高震主挟不赏之威，为君王猜忌而不得善终。唯一活路就是两不相帮，鼎足而立，退可成就齐桓晋文之事，进可争雄天下立不世之功。本来主动权都在他手里，可是他就拎不清，选择了帮助很忌惮他才能而又老谋深算的汉高，这无异于自掘坟墓。果然在垓下之围击败项羽后，汉高立马解除韩信兵权并将他徙封楚地（齐地如此富庶怎能交给你，这是留给俺儿子的）。
可是韩信在经此挫跌后仍然没有觉悟，贪图楚国之安逸觉得叶落归根，似乎汉高还对己不薄。如果此时他能反思过去的失利，奋发图强，天下事尚可为。只要时刻对刘邦保持警惕，早做准备。一旦汉高发难，一代战神直接披挂上阵，学习西楚霸王破釜沉舟拼死一搏，将历史重新改写不是没可能。至少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软禁于长安的局面强得多。即便败了，那也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不过个人分析，韩信取胜把握也不小。当时各路诸侯多还健在，况且自己战神的名头不是浪得虚名，这面旗帜的号召力是无穷的。此时项王早已作古，放眼天下还有何人能与韩信在兵战上较量，周勃樊哙等辈跟他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韩信项羽不在的时候或许还能山中无老虎。恐怕只有刘邦亲自上阵，那就好好较量一番，我想刘邦看到重新上阵的韩信后脊梁会发凉的。此时跟刘邦翻脸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汉家天下初定根基不稳，这是汉高致命的软肋。韩信被封在楚地刘邦也有严重错误，只是韩信没有好好利用。项氏在楚地当有声望，项羽死无全尸死状甚惨，楚人当怨气深重，且楚地民风彪悍稍加引导，竖起反帜不是难事，再练出一支虎狼之师以信之能当易如反掌。如果他在楚地的号召力还不够，那么上天此时也为他送来一位，既能征善战又在楚地颇有威望的钟离眜。他二人联手以楚地为根基，伐交于诸王，天下必将是另一番局面。可当听到汉高巡幸云梦召他前来的消息时，韩信变得手忙脚乱犹豫不决，因为这些年都没有准备，那些优势都没有善加使用。他只能想出杀钟离眜讨好汉高，以期安抚汉高猜忌之心的馊主意。他却不想想汉高之猜忌是一个钟离眜能打消的，他最忌惮的还是你这位战神，你不把命交出来汉高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所谓小胜靠术，大胜靠道。一个重视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的人注定走不远。
附武涉和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三分天下有其一之言辞以及韩信的回答。武涉和蒯通之论汉高之为人，真可谓一针见血，对当时天下形势更是洞若观火，奈何韩信不从，叹叹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於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於骨法，忧喜在於容色，成败在於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原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櫜鹓，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於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於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於险塞，而粮食竭於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於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於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後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原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节选自《史记 淮阴侯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