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文字是用于解决跨时空的两个人的对话”。简短的一句话，就道出了文字在我们生活中的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信息存储；二是信息交流。人脑对于信息的记忆是有限的，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需要记忆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东西一旦多起来就容易重叠、相互覆盖，记忆也一样，一旦超过了大脑的负载容量，就会出现记忆丢失，因此需要额外的东西来辅助我们记忆。于是人们开始在地上、石壁、树干上勾勾画画，用一些能够提醒自己的特殊标记来协助大脑记忆。然而人类种群在不断扩大，要处理的事务也在逐渐变多，有时除了面对面交流，当事人也希望别人能知道自己的想法，帮助处理问题。于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交流就变的日益迫切。然而每个人偏好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自己的勾勾画画对于自己来说辨识容易，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却理解困难，于是提供一套大家都好记且易懂的描述符号就成了大家的共同心声，这也是文字被创造出来的最开始的动力。

中国古代有一本叫《史记》的书，就记载了上古时代的仓颉是如何艰苦造字的。到了东汉时期，甚至有人专门系统的来研究这个问题，出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详细的讲述了汉字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然而作者许慎的研究并非完美，很多解释也略显差强附和之感。不管怎么样，至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去认识汉字的起源和本质职能。这或多或少对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启示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废除旧的、死的文字，提倡易学易懂的新文字”。古代的繁体字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跨时空交流，形成经验积累，起到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作用。不过也有很多缺点，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学起来困难，不容易掌握，受众有限。因此，即使到了民国后期，中国人普遍的识字率也不过5%，并且基本掌握在达官显贵、地方乡绅手里，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项特权。而普通百姓则基本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严重影响知识文化向底层传播，阻碍社会进步。除此之外，很多繁体字书写繁复、形体相似，这就导致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差错，因此考据、校注也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门例行工作。

为了恢复汉字的本质属性，方便学习和记忆，扩大国人受教育程度，开启民智，近代文化先驱进行了很多尝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一类宣称汉字是一种死的文字，寿终正寝，应该被淘汰，因此主张发明一套全新的文字来代替汉字，比如当时甚嚣尘上的世界语就是典型。当然也不乏主张全盘西化，使用西方文字的，比如胡适之流；另一类则主张保留汉字，毕竟是祖上留下的宝贝，不能说不好就不要，不过也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可以进行适当改造。于是就有人从简化汉字的书写角度入手，有人从简化汉字的拼读入手，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与成就。最近被广为传诵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就是因为在汉字拼读改造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而被大肆报道。谷歌甚至在自家的浏览器封面，不仅用汉语拼音拼出了“Gǔ Gē”两字，还挂出了周有光的肖像，以表彰他对中国、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辛勤努力、不断完善，识字率由解放前的5%变为现在的95%以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有效地推进了社会变革，走向繁荣。

所谓营销无非就是让别人理解你的想法，并接受你的观点。文字就是一场跨时空的营销，它让二千年前的孔子还能影响当代的知识青年，它能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有了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最近大火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其展览的一幅幅古人字画，一卷卷手文真迹，有力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一起拍手叫好，为祖国自豪。在这里大家没有对高房价的沮丧，没有对经济可能走向崩盘的悲观，也没有对各种不平等的控诉。在这里，各种意见偏差被消除，各种阶级矛盾被缓和，众人亲如一家，文字的力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