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冬天，我到伦敦去寻访一位旧友，因临近圣诞节，旅店客栈几乎爆满，我便暂住在这朋友的家中。

朋友的家在图瓦街区，一处极静的院落里。房子是红砖砌的，院中的花圃里生着鼠尾草，还有一张圆木桌和几只树桩做的凳子。因为她是一个人住着的缘故，这儿便显得更为清静。我们俩人便在院里的木桌上煮咖啡，闲谈叙旧。

朋友家的院子不算大，但我还是过了好久才注意到院子角落里放着的一个奇怪的大东西，因为它实在太不显眼了。仔细看去，才吃惊地发觉那竟像是某种精密的器械，似乎是用黄铜一类的金属制成，形状像一个日晷。晷面上有七个小圆环，分布在最外围，中心部分还有一个较大的圆盘，圆环与圆盘之间则有规律地刻着许多弧线，颇像地球仪上那经纬之线，圆盘上还刻有罗马数字。它看起来已经很旧了，黄铜面上锈迹斑驳，接近地面的部分已经覆了一层滑滑的绿苔藓，周围长满了杂草。我不由得好奇，便问朋友这是什么。

朋友说：“这是天文钟。”

我道：“是你买的吗？”

“不不，是我搬进这里前就有了的，可惜现在已经坏了，我也一直没把它清理掉，就长年搁在这里。”

“那便是之前的住户留下的了。”

朋友笑道：“是的，据说这天文钟便是以前住在这儿的那个人亲手制造的。”

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讶，如此精妙的仪器竟是由人手工制成的？朋友便又道：“古时候人们制造天文仪器，制造摆钟，还不都是纯手工一点一点完成的。——说起来，关于这天文钟的故事，我到底还知道一些。”

朋友又拉我回木桌前喝咖啡，并向我说起一个故事来。

那是1944年的时候，世界大战到了最艰难的光景，德军的轰炸机几乎时刻盘旋在伦敦的上空，警报声日夜不绝于耳。不过在死亡之鹰利爪下的这座城市，依然气定神闲，这儿的百姓也仍是过着平静雅致的生活。在那座被炸塌了一半的图书馆里，依旧有人前来安静地看书，仿佛可以忘却世事；到了下午茶的时间，躲在掩体下的人们也依然会气定神闲地泡上一壶茶；轰炸过后的废墟和瓦砾堆上，总能听闻不知名的提琴曲悠扬地拉响。

那时有位年轻的天文学家独住在这方小院落里，他姓斯特林，但至今也无人知晓他的全名，据说是帝国理工大学的教授。他的家里有许多有趣的玩意，后院里有一架120倍率的天文望远镜，在那时候的英国算得上是顶尖的观测仪器了。住在这街区附近的人都时常好奇地来拜访他，想看他的望远镜，他也十分大方，不仅把望远镜让出来给人看，还会请大家进屋喝一杯。因为他博学多才又待人谦和，因此认识的人都极敬重他。

斯特林的房子隔壁住着一个名叫珍妮的姑娘，和斯特林却恰恰相反，周围的人只知道她的名字，却不知道她姓什么。珍妮是个命苦的女孩，自小就失去母亲，父亲是一名英国陆军，身在遥远的北非战场，前年在阿拉曼会战中死了。于是这个不到20岁的姑娘成了孤儿，依靠着政府的抚恤金勉强度日，命运却又雪上加霜，她被诊断出患了血液病，需要长期治疗。

珍妮的父母原本就没有给她留下多少遗产，随着战况愈发吃紧，政府发放的抚恤金也逐月地减少了，在战争中孤身一人苟且偷生，她的生命似乎也该顺理成章地匆匆凋零。但是就算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常到斯特林那里去，看他的望远镜，或借阅他的书籍，那望远镜中的神秘浩瀚的星海，似乎成了在艰难的生命中能给予她希望的一丝曙光。只有在看星星的时候，她苍白的脸上才有了红晕，她褐色的双眼也熠熠发光。

于是有一回，斯特林便对珍妮说：“我正在造一台天文钟，可以精确模拟太阳系天体的运行轨道，还可以计时。”珍妮一听便十分感兴趣，一再恳求让她看看，斯特林便带她进屋来，到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让她看还没完全造好但已初具模型的天文钟。珍妮便饶有兴趣地围着它，看着钟面上那些代表各个星宿的图标以及带动指针运转的精密齿轮。斯特林看珍妮有兴趣，便说道：“它可以显示太阳与月亮还有众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方位角、倾斜角和交叉点，这是天球赤道，这些弧线是地平纬线和银河纬线……等制造完成后它还可以显示日食与月食，以及海洋的潮汐。”斯特林细细地同珍妮讲解了一番，珍妮虽不能完全听懂，但她对此感到既新奇又神秘，不由得更加盼望天文钟快点完成。

        自此以后，每隔几天珍妮就会来找斯特林，看他制造天文钟的进度。她的身体依旧病弱，每天也依旧生活在空袭的危险中，但眼中却越发闪动起光泽来。斯特林房子里的灯总是亮到半夜，因为担心德军轰炸机夜间袭击时成为目标，便用报纸将窗户糊得紧紧的。

因为连日的空袭，大家几乎都不出门，但斯特林却依旧会到学院里去。帝国理工大学里究竟还剩几位学生，几位教授，大家都不得而知，但看斯特林的举动，大家也都知道了学院的课并未因空袭而停下来。又有人听斯特林亲口提起，科学家们所参与的天文观测项目和其他各项试验，在战争中都没有中断，经费也一直供给着。

总还是有人在怀抱希望活着的，人们各自在心中默默想着，总还是有希望照耀在这片国土上的。

天气越来越冷，珍妮的病越发重了，为了治疗的费用，已经把父亲留下的遗产花得所剩无几了。邻居们便常常到她家去照顾她，或送些在战争时期万分珍贵的面粉和茶叶，有好心人给她送些钱来买药，她却总也不肯收。

斯特林在院子的花圃里种下了鼠尾草，很快便开出一簇簇紫蓝色的小花来，他便用丝带扎了一束鼠尾草带到理工大学里去，又扎了一束送给珍妮。那日斯特林来看珍妮的时候神情有些伤感，他说：“我所在的学院昨夜遭遇轰炸，有三名学生遇难了。”

珍妮听了心里也难过起来，便低声问道：“他们为什么不逃走？”

“在伦敦空袭开始的时候，学院就有过停课遣散学生的打算，可大家都不愿走，没有一个人走。我原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邀请，我到了那里就可以平静地从事科研，但是我最终还是想要留下来……一是在这里进行着的天文观测项目实在不甘心停下，二是不论怎样，能够继续留在祖国总是最好的。”斯特林说到这里便轻轻叹了口气，“但那个项目终究还是停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空袭。越来越频繁的空袭导致这里的天空早已被厚厚的烟尘遮盖，不必说其他的天体，就连太阳和月亮都很难看见了。望远镜的视野里能看到的也只有一片灰暗而已。”

战争中的天空，怎会有星光？但斯特林却接着说：“所以我制造了天文钟，就算看不见天体们了，我也能知道它们走到了哪里，它们在做什么。我能知道太阳升起的时刻，尽管我在东方看不见它；我也能知道月亮是圆了，还是缺了。知道月圆的时候我就会很欣喜，因为就算抬头无法看见，却能够在心里知道它一直都存在着，那些天体一直都存在着，在战火的阴霾之上，仍旧按照它们原有的规律和轨迹运转着，周而复始……总有一天战争的阴霾会散去的，到那时，我们就又能看到它们了。”

“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吗？”珍妮望了望灰暗的夜空，缓慢地叹息着问。

斯特林想了想，道：“我不知道。但这里总会有活下去的人，总会有人看到的。”

1944年的圣诞夜，珍妮的病突然发作了，因为连日空袭的缘故她无法买到药，身边的药也都用完了。几位好心的邻居跑来照顾她，但她还是越发地虚弱了。

“我们大学医学部有药品存储库，我去那里找找看有没有。”斯特林这样说着，一边披上大衣就要往外走，另一位邻居劝阻道：“前两天不断地有夜间空袭，今晚恐怕也会有，这时候出去实在太冒险。”

“不，正是因为之前连续空袭，所以今夜就不会有空袭，”斯特林微笑着说道，“德军是想着前几天把该扔的炸弹都扔完了，今天才好过个圣诞节。”

斯特林走了，屋内的人继续照料病重的珍妮，外面不知何时下起雪来，又有呜咽的风声。昏迷中的珍妮突然睁开眼，喃喃地问了一句：“天文钟……造好了吧？”

雪越下越大，斯特林沿着漆黑的泰晤士河走着，这里没有路灯，也没有星光，帝国理工大学的尖塔却不知为何在夜色中发出微光来，他能够隐约地看见。就快到了，斯特林想，夜已经深了。

突然，远处又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这声音几乎掩盖了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德军轰炸机掠过夜空时发出的呼啸声。斯特林下意识地抬头看去，他看到两架飞机盘旋在灰蒙蒙的天空中，他心想大概不止有这两架，或许总共有五六架，或许有七八架，只是夜色太黑了，他看不清。

城市在一瞬间就几乎变为火海，四处都喧嚣起来，泰晤士的河水立刻被映得红通通的，仿佛沸腾了一般，大地也震动起来。斯特林扶着河堤上的围栏保持平衡，正想找个掩体避一避，2吨重的炸弹便从他的头顶上倾泻下来……

远处发着微光的塔尖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折断了，斜斜地悬在半空，像一只垂死挣扎的手。

……

斯特林死后的第三天早晨，珍妮也停止了呼吸，在她病危却苦苦支撑着的这段时间里，有人去了斯特林的院子，看到了他放在后院里已经造好了的那台天文钟。钟面上的七个缓慢转动着的圆环代表七颗行星，中间的圆盘则是地球、月球和太阳，圆盘上有精致的指针，此时正好将地球与月球连成一条水平的直线。人们不由得抬起头来看，看那空袭过后暗沉沉、灰蒙蒙的天空。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月圆了。

在天文钟钟面的正下方，刻着一行小小的字母“Jenny's chronometer”（珍妮的天文钟），人们便说，这是斯特林原本打算送给珍妮的。这台大钟被一直安放在这院子里，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人将它搬走或者偷去，尽管这么多的黄铜一定非常值钱。但是每到月圆的时候，都会有人到这里来看一看的。

后来，不知在何时，这台钟便已悄悄地停了。因为天文钟需要人来不停地维护它，可是斯特林去世了以后，便再没有人知道这台钟的内部结构，也没有人会修理它了，这钟便长久地停了下来。

我乘着夜色，在天文钟锈迹斑斑的钟面下方，找到了那行漂亮的花体字母“Jenny's chronometer”。朋友说，珍妮的故事一直在这个街区流传，甚至偶尔会有人来拜访她，想看一眼这台天文钟，不过那都已是很老的人了。

我擦了擦那行字母上的污迹——在此时伦敦的星空下，在这弥漫着鼠尾草和咖啡香气的庭院里，这行沾满了锈迹的黄铜色字母，却依然映衬着那熠熠的星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