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文学上他反对当然士林中流行的卑靡陈腐的骈文，提倡文字应当平实，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底下一封是欧阳修给友人的信，其务实避虚的本性跃然纸上。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
前日去后，复取前所赠古今杂文十数篇，反复读之，言尤高而志极大。寻足下之意，岂非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剪剥齐整凡今之纷淆驳冗者欤?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孔子曰:“道不远人。”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耶!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邪!此君子之所学也。
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孰与今去尧舜远也?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谓学，则曰“祖述尧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
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尧舜之道为百王首，仲尼之叹曰“荡荡乎”，谓高深闳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见诸侯，谨权衡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使贤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无过不及，一本乎大中，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今以谓不足为，而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以及乎中，则庶乎至矣。
凡仆之所论者，皆陈言浅语，如足下之多闻博
不宜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损足下高远而俯就之，则安敢务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