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大宋是一个很让我疑惑的朝代。对它感兴趣，缘自于宋朝积弱还是巅峰的争执，以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在我的认知中，宋朝很弱很差劲，以至偏安一方；王安石是改革家，可惜变法失败了。这种认知来自于80年代的中学教育。

可是，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对宋朝的印象、对王安石的印象渐渐就变了。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甚至有时会感叹：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的历史学家漆侠也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也就是说，无论是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宋朝都是当之无愧的巅峰。

宋朝经济如此发达，为什么教科书还以“积贫积弱”评价它？又或者说，“积贫积弱”的宋朝如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巅峰？

同样，对王安石以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对改革者的推崇让我曾一度无视于变法的初衷和负面影响，而贴标签式的认知既让我看不见王安石这个人，更看不见他所处的情境和他身边的那些人。

关于宋朝，关于王安石变化，看了很多评判式的，但很少看到描述性的文字。如何回到具体情境之中去理解历史，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我神往之处。

于是，当我无意中看到《大宋之变(1063-1086)》，知道那是王安石变法的年份，又看到作者在前言里说此书写的是王安石的同朝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不禁好奇心大起。

[基本介绍]

《大宋之变（1063－1086）》的作者是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修宋史。

此书从叙事时间上接《司马光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司马光的中后期生平为线，从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讲到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那是一段政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

本书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讲的是英宗朝短短四年，以皇位交接始，以皇位交接终。仁宗－英宗的皇位交接一波三折，委曲回环，占据了太多的篇幅，以至于英宗朝的历史已很难容纳其他。

第二部 旧邦新命1067－1069

36岁的英宗赍志而殁，20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雄心勃发，想要做个伟大的君主，以此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王安石的理财方针赢得神宗的倾心相许，也遭到主流舆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司法领域也发生了激烈交锋。

第三部 风云初变 1069－1071

神宗和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大变法开启。王安石一心想把新政高效推行下去，为此他不惜把官僚变成顺手的工具，消除异论，打击那些身在高位的反对派。神宗向司马光捧上枢密副使的高位，条件是停止批评。司马光拒绝，继续发声直到不能，然后转身离开。

第四部 长安不见使人愁 1071－1085

司马光退归洛阳，开始长达十五年的退居生涯，也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在书局之外，从开封到各地，“王安石路线”成功统治整个宋朝十五年，前六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后台，君臣合力；后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大权独揽，力推变法。十五年的施政，理财富国基本成功，开缰拓土得少失多。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 1085－1086

在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抵达了他官僚生涯的巅峰，得到最高权力的信任，官至首相。他头顶光环，心怀理想，眼前一片欢呼，身后却了无队伍，“司马相业”几乎一事无成，政策调整蛮横无知，役法改革不顾实际，政策分歧让位于政治正确，官僚集团的分裂继续加深，对神宗旧相的处分已有政治复仇的意味，政治和解如梦幻泡影。司马光能否对这一切负责？

【阅读感受】

1.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

我比较喜欢作者观看历史、描写历史的态度。作者说，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为此，作者选取不同代际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为线索探寻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比如，仁宗对英宗的过继，一波三折，这中间，缠夹着仁宗太多的无奈和不甘心，而英宗也因此蓄积了满怀的委屈和压抑。即位第五天，英宗就发了狂症，曹太后垂帘听政。母子失和，矛盾激化，曹太后的本能反应是握紧权力，司马光等大臣两头调和，强撤帘韩琦逞担当，直至一年零两个月后英宗才实现对皇权的全面掌握。随即，英宗就应给生父怎样的名份和礼遇，是称“父亲”还是“皇伯”，在宋朝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每个人都在选边站。两年后，濮王名义之争才告结，而英宗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2.偶然和必然皆是历史

进入细节之后，我们难免会由衷感叹“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塑造力。作者就举例说，“倘若英宗是仁宗亲子，或者倘若仁宗对英宗的承认来得不是如此艰难被动，那么，英宗朝及以后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再比如，倘若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么长寿，偏偏在儿子被任命为副宰相之后离世，那么，以张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担当起整顿财政的责任来，而王安石也就未必会获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无子是偶然，张方平丧父是偶然......无数偶然的碰撞，最终铸成了实然，这便是我们看见的历史。”

作者在看到偶然的同时，也关注偶然背后存在的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北宋政治有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后两者受人的因素影响很大，主要在皇帝、宰相大臣、士大夫三大因素的影响。作者认为，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的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3.穿透“字面”去接近真实

作者清醒地看到，“文字” 是当时士大夫之间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战场，如今看到的史料，正是这样一些带有强烈意图的“文字”，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为此，作者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

作者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1－吸收融纳既有的专题研究成果，体察“当时常识”，力图构筑整体性的历史场景。2－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实的叙述人物选择及其命运。3－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选择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

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我认为作者实现了她的预期。

4.历史场景中人的再现

即便此书以司马光的生平为主线，司马光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是，一段历史，总免不了其他人的身影，甚至很多人的重要性并不会逊于主角。又或者说，在某个阶段，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包括英宗、曹太后、韩琦、神宗、王安石、章惇、欧阳修......只有走进历史，在那个具体的场景和境地中，你才能真正读懂他们。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章惇骄傲，自律，聪明，能干，对法令制度了如指掌，且具备一流的执行力。他是神宗-王安石时代培养出的官僚中的佼佼者。可惜，他的视野永远在行政和执行层面，而不在政治层面。那种把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融为一体作战略性思考的自觉，他没有。所以，他再优秀，也只是工具化的官僚，而成不了高屋建瓴的政治家。

诸多历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出现让我落泪了。他就是刘恕，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写作助手之一。有一段时间，书局的三员支柱分在三处，所有的讨论工作靠通信完成。司马光到洛阳六年后，刘恕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前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之事。刘恕水陆兼程，赶了几千里路抵达洛阳。七年未见，当风尘仆仆的刘恕站到面前时，司马光忍不住老泪纵横。刘恕瘦得几乎脱形，在大热天却冒着寒气，说话已无力，唯独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自知来日不多，怕再也见不到司马光了，才拼死走这一遭。读到此处，还在地铁上，我已泪光盈目，一时哽咽，难以自持。

【写在最后】

读史，常会唏嘘。也常感愕然。

1085年，神宗驾崩，时年38岁。神宗与司马光这一对君臣，到头来竟然是“一别十五年，终老不相见”；同样与神宗“终老不相见”的，还有熙宁九年(1076)年离开相位、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神宗的最后九年，虽然与王安石终老未见，却几乎处处事事都笼罩在王安石的影响下。就这点而言，王安石可以说是宋朝最成功的政治家，他本人在金陵悠游山水，他培养的人却遍布整个国家，延续他的政策。而在皇帝宝座上的神宗毫无疑问是他最出色的学生。

王安石死于1086年5月，盖棺定论的权柄掌握在司马光的手上。两人曾是朋友，后来成为政敌；两人对朝廷国家，都怀着同样炽烈的热爱和深沉的责任感，可是主张的路线方针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王安石追求“同”，司马光追求“和”。王安石的理想朝廷是“我”最正确，别人都听我的，所以他鼓励迎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那样的坚定和决绝。而司马光的理想朝廷是仁宗时的宽容，各种意见并存，所以他鼓励批评和讨论。说到底，两人的对峙是法家取向和儒家取向的对峙。同年9月，司马光溘然长逝。他得到了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文正”。但同时章惇对司马光也有一个总体评价，“光虽有忧国爱民之志，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绪。”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公允的评价。我也有同感。

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薨，结束了长达九年的摄政，十八岁的哲宗亲政，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章惇还朝，王安石获得配享神宗庙庭的荣誉，司马光先被褫夺了谥号，继而又被追贬。

读史，难免唏嘘，也难免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