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无处不在，而我们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塑料彻底包围。例如，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汽车和飞机，按体积计算，大约50%是塑料的。用涤纶和尼龙制成的衣服比棉或羊毛制成的衣服多，这两种材料都是塑料。在英国每年使用的600亿袋茶包中，绝大多数都含有少量塑料。再加上玩具、家居用品和消费者包装等更明显的存在，塑料帝国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塑料是现代生活中丰富多彩却又平淡无奇的材料。全球每年生产约3.4亿吨铝，足以填满纽约市的每一座摩天大楼。几十年来，人类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塑料，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突破了1亿吨。但出于某种原因，直到最近人们才真正开始关心塑料问题。

然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对塑料的热潮，这种反对超越了国界和传统的政治分歧。2016年，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在全英国范围内禁止塑料微粒的使用，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征集到了36.5万个签名，成为迄今为止提交给政府的规模最大的环保请愿书。从美国到韩国，抗议组织在超市倾倒了大量他们所谓的“毫无必要、“过度使用”的塑料包装。今年早些时候，愤怒的英国顾客向制造商寄回了数量众多的薯片包装袋（抗议它们不可回收），导致英国邮政不堪重负。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曾就塑料的危险发表过演讲，Kim Kardashian则在Instagram上发布了关于“塑料危机”的帖子，并声称自己已经不再使用吸管。

最高层对待塑料恐慌可能类似于对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危机的紧急反应。联合国已经对一次性塑料宣战。在英国，Theresa May称其为“祸害”，并承诺政府将实施一项为期25年计划，到2042年逐步淘汰一次性包装。印度声称也会这么做，但要等到2022年再开始。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活动人士Julian Kirby告诉我，他“在近20年的活动中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地球之友在2016年才启动了塑料项目，而绿色和平组织直到2015年才成立了专门的塑料小组。《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一名记者告诉我，它们收到的有关塑料的邮件比其他任何环境问题都多（“比气候变化的多多了”，他们说）。《每日邮报》是最早报道塑料问题的报纸之一。然后是《蓝色行星II》。去年12月，该系列的最后一集用了6分钟来讲述塑料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一只海龟被塑料网缠住，绝望地挣扎；一只信天翁死了，死于卡在它肠子里的塑料碎片。英国广播公司（BBC）调试主管Tom McDonald）告诉我：“整个系列节目中观众对此反应最为强烈，人们不只是想讨论——这是常有的事——他们还在问我们如何才能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客们接到了选民们打来的电话，并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选民们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人们开始用“蓝色星球II效应”来解释为什么公众舆论如此坚决地反对塑料。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我们可能即将取得一场伟大的环保胜利，这是自三十年前成功地采取行动对付酸雨和氟氯化物以来就不曾出现过的那种胜利。一股巨大的公众愤怒浪潮正在推动当权者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这种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物质——在已经做出重大承诺的情况下，种种迹象显示出希望不再渺茫。但是，要想摆脱塑料制品，仅仅靠超市里的免费通道和酒吧里湿漉漉的纸板吸管是不够的。塑料之所以无处不在，并不是因为它比天然材料更好，而是因为它更轻、更便宜——事实上，它便宜得多，所以随手一丢根本不觉得可惜。就像钢铁开拓了建筑业的新领域一样，塑料使我们习以为常的廉价、一次性的消费文化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接受塑料就是接受消费主义本身。它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短短一生中对地球的重塑有多么彻底，并积极地进行反思。

反塑料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它的发展如此之快。2015年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塑料的危害，但是人们并没有表现的多么关心。就在三年前，塑料还只是气候变化、濒危物种或抗生素耐药性等所有人都认为有害的问题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很少有人考虑做点什么。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家们缺乏努力。反对塑料的行动已经开展了近30年。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注意到，海洋中约60-80%的垃圾是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海滩上，港口里，被冲上岸的塑料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后来，人们发现，塑料在洋流之间的平静区域内堆积，形成了海洋学家Curtis Ebbesmeyer所说的“大垃圾带”。最大的垃圾带——Ebbesmeyer估计总共有8个垃圾带——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大约有7.9万吨垃圾。2004年，问题日益严重。英国普利茅斯大学（University of Plymouth）海洋学家Richard Thompson发明“塑料微粒”一词来形容的那些大塑料破碎或特意制造的数以亿计的塑料碎片。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开始对这些塑料微粒如何进入生物器官——从微小的磷虾到巨大的鱼类（如金枪鱼）——进行研究。2015年，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环境工程师Jenna Jambeck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估计，每年有480万至127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到2025年，这一数字可能会翻一番。

塑料问题严重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只会越来越严重。有时令人震惊的有关塑料的报道无法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媒体们确实喜欢垃圾带啦、垃圾填埋场引起恐慌啦或我们出口到海外的垃圾啦——但当时跟现在可不一样。颇具影响力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工业生态学家Roland Geyer告诉我，从2006年到2016年，他大概只受到了不到10次有关塑料的采访，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一数量上升到200多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目前尚有争议。最合理的答案不是科学界关于塑料的危害有了定论和认知（虽然我接触的很多科学家和活动人士都这么认为），也不是我们对可爱的海洋生物被我们的垃圾呛到的图像感到痛心（尽管这也很重要）。从深层次上讲，我们对塑料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过去把它看作是垃圾——讨厌但不是威胁。最近，人们普遍认识到，塑料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普遍、更危险。

这种想法的转变始于公众对微珠的强烈抗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企业开始大量生产微珠用于化妆品和清洁产品。2010年，科学家们开始对海洋生物面临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人们震惊地发现，从强生（Johnson & Johnson）的清洁磨砂膏，到据说是环保品牌的Body Shop，成千上万种产品中都含有微珠。

2015年，当美国国会考虑对含有微珠的化妆品实施有限禁令时，得到了两党广泛支持。英国议会环境审计委员会（UK parlia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主席、下院议员Mary Creagh表示：“这个问题从公众几乎没有意识到，变成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微珠只是开始。公众很快就会知道，尼龙和涤纶等合成纤维在每次洗涤过程中都会脱落数千条极其微小的纤维。在科学家们说明这些纤维是如何滞留在鱼的内脏中的之后，报纸上纷纷刊登标题为“瑜伽裤正在摧毁地球”的文章，而Patagonia等具有生态意识的品牌则争相寻找解决办法。然后，研究发现，大约60%由塑料制成的轮胎在运动过程中掉落的塑料纤维可能比微珠和衣物脱落的总和还要多。日常用品开始看起来像是塑料问题的源头，每个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在育儿网站Mumsnet的论坛上，有数百条关于不含微珠的替代化妆品的帖子——但目前还没有无塑料轮胎。议员Anna McMorrin在议会中指出，选民们感到愤怒。“他们告诉我，自己买的东西也进行了垃圾分类和回收，为什么还会造成污染？”绿色和平组织前主任Chris Rose在一篇关于环境信息的颇具影响力的博客中写道，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塑料是一种危险的污染物，但直到最近，公众的看法才大不相同。对大多数人来说，塑料似乎就是买来扔掉的东西。人们可以看到它，触摸它。即使人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他们真的想做的话，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到——而且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只要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就可以了。

但很明显大家都错了。塑料仍然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家庭用品、咖啡杯、茶包和衣服中——但它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掌控的范围。它从我们的手指中滑过，像从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水一样流入河流和海洋。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以前不被人注意的化学物质，列在发胶瓶的小字中间，随时准备让鱼类窒息或者破坏臭氧层。科学家和环保人士没有预见到公众对塑料的反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警告被忽视。事实上，今天一些科学家似乎对这种反感的规模感到有些尴尬。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海洋学家Erik van Sebille 表示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塑料怎么就成了全民公敌了？不应该是气候变化吗？”与我交谈过的其他科学家认为塑料污染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但很明显公众对塑料污染的兴趣最大。但与气候变化这种似乎是模糊、巨大的环保问题不同，塑料更小，更直观，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地球之友的前主管Tom Burke表示：“公众不会计算这件事比那件事糟糕多少多少倍，当人们看到其他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他们一样时，这问题就会得到推动。人们只是想把事情搞定。”或者，正如班戈大学（University of Bangor）的生态学讲师Christian Dunn所说：“这是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的事情。” Dunn过去一年一直在把家乡Chester变成全英国最反对塑料的城市之一。

Dunn和他的合作组织者Helen Tandy——当地地球之友分会的负责人——有着长期环保主义者那种坚定的积极性和谦逊的态度。和他们在一起，你会有一种加入了一场反叛的政治运动的感觉。从Costa Coffee到商业街的蔬菜水果商，各家企业都表示了支持。“你在Chester的任何一家酒吧要一根吸管，他们都会告诉你‘不行’，”一个年轻的酒吧招待告诉我。一位名叫Dylan的建筑商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建议客户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配件。在Chester动物园，设施经理表示他们的咖啡馆正在取消一次性塑料包装，他们还在审核礼品店。动物园是该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环保活动的收获做多的地方。“那饲料袋呢？”Dunn问道。（经理回答说他们会调查此事。）在我们离开的路上，一群学生拿着紫色的聚酯气球朝大象围栏走去。“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Tandy很好奇“我们下次得问问。”这种务实的草根运动在过去几年里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每个品牌、组织和政客都竭力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些什么。关注这一系列的新闻稿甚至几个星期，你就会知道Tottenham Hotspur正计划逐步淘汰所有使用一次性塑料的新体育场，西雅图已经禁止在市区范围内使用塑料吸管；而最著名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则承诺在其全球28000家分店中逐渐淘汰吸管；乐高（Lego）的产品全是由塑料制成的，目前也在调查基于植物的塑料生产线。

这一切都带有一丝狂热的色彩。Natalie Fee是一名活动人士，她创立了总部位于布里斯托（Bristol）的活动组织City to Sea，她告诉我说，自从去年她在BBC露面谈论塑料问题后，就开始接到许多人的请求，要求她在银行和公司董事会上就自己的工作发表演讲，就像一位励志大师一样。机会主义倾向也很明显。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一名前高级职员告诉我，该部内部普遍认为，最近对塑料的关注，是部长们为填补英国退欧公投后的空缺而竞相推行受欢迎的无党派政策。“（Michael）Gove热衷于展示我们能够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并展示他作为环境部长正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事实证明，引发大家对塑料制品的关注确实很有效。”无论政治家们的动机是什么，公众对塑料的强烈反对无疑已经使得这一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政府和企业最高层的注意。针对塑料的拟议措施中，只有一小部分已被写入法律——美国和英国的微珠禁令是例外——未来从法律方面进行发力的空间还很大。

尽管塑料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大多数人还是很难告诉你塑料是什么，是谁制造的，从哪里来的。这可以理解：塑料是一种全球工业产品，远离公众的视线。原材料来自化石燃料，许多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公司也生产塑料。塑料的故事就是化石燃料行业的故事——以及二战后由石油推动的消费文化繁荣。塑料是将富含碳的化学混合物转变成固体结构的产物的总称。在19世纪，化学家和发明家已经在用一种易碎的早期塑料制作梳子之类的家居用品，这种塑料最初被称为Parkesine，后来又以制造这种塑料的植物纤维素命名为赛璐胶。但塑料的现代时代始于1907年的美国。酚醛树脂——一种完全合成的材料——以苯酚为起始原料，而苯酚是原油或煤转化为汽油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种化学物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塑料。它的发明者打算将其作为电线的绝缘体，但很快就意识到它的无限潜力，并将其标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材料”。不过后来发现它的用途比想象中的更广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开发出了新的塑料品种，公众对这种科学创造的具有无限延展性的神奇材料非常着迷。但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塑料变得真正不可或缺。由于自然材料短缺，加上战争的巨大需求，塑料几乎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就像塑料化学家先驱Victor Yarsley在1941年所说的那样，只需要“煤、水和空气”就行了。1943年发表在《Popular Mechanics》上的文章描述了部队的目镜和瞄准器、迫击炮弹雷管以及新塑料制成的飞机顶篷。据报道，军队甚至开始使用塑料喇叭。

1939年至1945年间，美国的塑料产量增长了两倍多，从9.7万吨增至37.1万吨。战后，化工和石油巨头进行了市场合并。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美孚（Mobil）和埃克森（Exxon）都在购买或开发塑料生产设施。这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这些公司已经以苯酚和石脑油的形式提供了塑料原料，这些塑料是它们现有石油业务的副产品。通过开发新的塑料产品——比如陶氏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者美孚公司持有的用于包装的塑料薄膜的多项专利——这些公司有效地为它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创造了新的市场。“石化工业的发展可能是塑料工业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澳大利亚国家科学机构的一名研究员在1988年写道。

在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塑料开始了自己势不可挡的崛起之路，它取代了棉花、玻璃和纸板，成为消费产品的首选材料。薄塑料包装于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取代了包装消费品的纸和布。据杜邦公司报告，到本世纪末，向零售商出售的塑料薄膜已超过10亿张。与此同时，塑料以乳胶漆和聚苯乙烯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取代了刺激性油漆和昂贵的岩棉或木纤维板。在不长的时间里，塑料已经占领了地球，甚至占领了地球以外的空间——1969年，Neil Armstrong在月球上插上的旗帜是用尼龙制成的。第二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开始用孟山都化学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生产的塑料瓶取代玻璃瓶。1972年，哲学家Roland Barthes写道：“物质的等级制度被废除了：一种物质取代了所有物质。”

但塑料不仅仅取代了现有的材料，它独特的特性，同时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和易用性——而且比它所取代的材料更便宜、更轻——实际上推动了全球经济向消费主义的转变。1955年，经济学家Victor Lebow写道：“我们巨大的生产力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耗、更换和丢弃东西。”塑料为这种彻底的改变提供了完美的催化剂，因为它既便宜又容易丢弃。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54年，当商业杂志《Modern Plastics》的编辑Lloyd Stouffer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表示，“塑料的未来就在垃圾桶里”时，他遭到了媒体的嘲笑。1963年，他在同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充分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垃圾桶、垃圾场和焚烧炉里已经塞满了数以亿计的塑料瓶、塑料罐、塑料管和塑料袋。大家已经不觉得塑料包装不能扔掉了。”塑料意味着利润。1965年，塑料工业协会的报告称，塑料行业连续第13年实现创纪录增长。但它也意味着垃圾。在1950年之前的美国，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如玻璃瓶的回收率接近96%。而一次性意味着以前无法想象的数量的物品被扔进了垃圾填埋场。1969年，在环保署关于日益严重的废物问题的一次会议上，白宫科学顾问Rolf Eliassen声称，“收集和处置这些‘不可摧毁物品’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随之而来的是对一次性文化的普遍抵制，尤其是对塑料的抵制，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1969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称，“雪崩的垃圾和废物处理问题是国家的主要城市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严重程度可以和空气污染及水危机相提并论”。 1970年，就在第一个地球日庆祝活动开始前两个月，尼克松总统哀叹“新的包装使用的是无法降解的材料”，并抱怨“我们今天经常丢弃上一代人保存下来的东西”。1971年，纽约市开始对塑料瓶征税；1973年，国会就禁止所有不可回收的塑料容器展开辩论；1977年，夏威夷州全面禁止使用塑料瓶。一场反对塑料的战争已经开始，在那一刻，它似乎也可以获胜。

从一开始，塑料行业就竭力反对所有拟议的立法。纽约州最高法院在征收纽约市塑料瓶税的同一年废除了该税，此前，塑料工业协会对此提起诉讼。1979年，在一家饮料公司提起类似诉讼后，夏威夷的塑料瓶禁令也被推翻。在游说人士声称将损害制造业就业后，国会对塑料的禁令从未启动。在化解了这些立法威胁之后，一个由石油和化工企业、饮料和包装制造商组成的松散联盟，实施了一项“两步走”战略，成功地化解了一代人的反塑料情绪。该战略的第一步是将垃圾和废物的责任从企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些公司并没有指责那些推广一次性包装并从中赚取数百万美元的公司，而是认为不负责任的个人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1965年，美国一家包装行业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枪支不会杀人（Guns Don 't Kill People）》的社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概括。这篇社论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乱丢垃圾的人”，而不是制造商自己。为了推动这一信息的传播，从事塑料和其他一次性包装的公司资助了非营利组织，强调消费者对垃圾负有责任。1953年，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和美孚等公司出资成立的“保持美国美丽（Keep America Beautiful，KAB）”就是其中之一。“是人们开始了污染，人们也可以阻止污染”，它们在1971年的地球日活动如是说。KAB还动员了当地的公民和社区组织来组织清理工作，并解决它们制造的垃圾称为“国家耻辱”。

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对KAB与业界关系的担忧，导致Sierra Club、Izaak Walton League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等环保组织辞去了在KAB的顾问职务。1976年，报纸报道称，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Russell Train发布了一份愤怒的备忘录，声称KAB的企业支持者正在破坏反污染立法。无论如何，将塑料垃圾泛滥的黑锅扣在了个人身上这一招是非常成功的。1988年，全球塑料产量与钢铁持平，Margaret Thatcher在St James公园捡起垃圾拍照时，完美地捕捉到了这种基调。“这不是政府的错，”她告诉记者“这是那些有意无意地把它随手扔掉的人的错。”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提到制造或销售塑料的企业的问题。

该行业旨在减轻公众对污染担忧的战略的第二步是关于支持一个相对较新的理念——“家庭回收”。20世纪70年代，环保组织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正在探索一种新的理念，即回收——对汽车、机械和废旧金属等大型物品来说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可以延伸到社区层面，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消费者垃圾问题。包装和饮料行业迅速推广了这一理念，即回收利用可以使它们的产品远离垃圾填埋场。1971年，在塑料瓶普及之前，可口可乐公司在纽约市资助了一些世界上最早的回收生活垃圾——比如玻璃和铝——的仓库。塑料行业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大肆宣扬其产品回收利用的潜力。1988年，塑料工业协会成立了固体废物解决方案理事会，以促进城市塑料回收，声称到1995年，他们可以回收25%的塑料瓶。1989年，Amoco（原标准石油公司）、美孚公司和陶氏公司成立了国家聚苯乙烯回收公司，该公司也在1995年之前提出了同样的回收率为25%的目标，但只是针对食品包装。（那段时间，《时代（Time）》杂志上刊登了一则美孚的广告，声称聚苯乙烯食品包装是垃圾危机的“替罪羊”——解决办法是“回收利用”。）1990年，另一个行业组织美国塑料协会宣称，到2000年，塑料将成为“最可回收的材料”。这些乐观预测的问题在于，塑料是最不适合回收利用的材料之一。玻璃、钢铁和铝可以被熔化和改造几乎无限次，使新产品的质量与之前的相同。相比之下，塑料每次回收都会显著降解。塑料瓶不能回收来制造同样质量的塑料瓶。相反，可回收塑料变成了衣服纤维，或者家具的板条，然后可能会成为填充物或者塑料绝缘材料，而这两种材料都不能进一步回收。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工程师Robert Ham在1992年表示：“塑料回收的未来仍然是个谜。”

对于回收铝等利润更高的材料的公司来说，回收塑料的商业吸引力有限。20世纪80年代，随着塑料回收显然不会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公共部门开始介入。回收大部分由国家资助，塑料和家庭垃圾一起被运走，而企业界继续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塑料。正如国会议员Paul B Henry于1992年在一次有关塑料容器回收的听证会上所说，塑料行业“自称是回收的大力倡导者”，而“路边的回收项目几乎完全依赖政府补贴”。换句话说，政府不得不为该行业之前关于回收的大讨论埋单。只要有人把垃圾处理了，公众就会很高兴。直到今天，一些环保人士还把家庭用的小货车称为“愿望自行车”，把回收箱称为“神奇盒子”，在没有真正起到多大帮助的情况下减轻了人们的负罪感。

在此期间，全球塑料产量从1995年的1.6亿吨飙升至如今的3.4亿吨。回收率仍然很低：美国每年只有不到10%的塑料被回收。即使回收率奇迹般的飙升，可回收塑料也只能成为有限的几种东西，所以对新塑料的需求总是会更高。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工业生态学家Roland Geyer告诉我，他“越来越相信，通过回收来减少世界上塑料纯粹是无稽之谈”。尽管公众对反塑料运动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比气候变化更简单、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为密切。10家最大的塑料生产商中，仍有7家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只要它们还在开采化石燃料，就会有生产塑料的巨大动力。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20%的石油开采将用于制造塑料。“最终，塑料污染是人类造成的全球变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科学家Johanna Kramm和Martin Wagner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塑料带来的悖论，或者至少我们目前的关注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我们越关注它，它就越像是看起来和所有其他我们没能解决的环境问题一样复杂和棘手。更不要提还有不受监管的企业、全球化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忍不住想用塑料。尽管困难重重，反塑料运动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以来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环保运动。如果各国政府信守其承诺，而这一运动保持其势头，那它确实会有所成就。“这是一件大事，”美国Wood Mackenzie的化工行业分析师Steve Zinger告诉我，“特别是今年，消费者的反塑料情绪有所上升。各大公司将不得不调整自己商业模式，以适应塑料禁令的新环境。”他指出，石油生产商的需求也会出现下降。

这是塑料问题的积极方面。如果塑料是我们所有其他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其他解决方案也该是如此。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关塑料对环境造成破坏的科学证据已经促使人们联合起来，迫使政府进行监管，甚至引起了化石燃料公司的注意。顾客在超市要求更少的包装，而英国石油公司（BP）预计其结果是，到2040年该行业的石油日产量将减少200万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大战役中，反塑料运动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小而有力的胜利，成为未来行动的榜样。这意味着要正视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认识到塑料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过去半个世纪疯狂消费的最明显产物。尽管挑战巨大，但当我与创造了“塑料微粒”一词的海洋学家Richard Thompson交谈时，他很乐观。他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科学家、企业和政府进行这样的合作。这一次是个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