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摄于1975年的冬天,12月份,陪韩家瑞玩外滩,同去的有康来英,半天时间,在南京路口拍照。当时,被调工作即将成功,经济相当困难,为了对调,把橦芳苏联牌手表,八灯收音机当掉,物资匮乏,每个月需精打细算过日子。但我的精神蛮好,因为年轻,再累睡一觉就没事了。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对调真不容易,前后两年半时间,所有的快乐,也在这两年半时间,慢慢融化了。真正成功的那一天,1976年3月26日,到上海,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很大的兴奋了,过程是真正的酸甜苦辣咸都分享了。
上海电炉厂的刘宝杰帮助我提出这个想法,对调过程中好多人帮助,上到党委书记,厂长科长办事员,下到工人,好人多,西安方面也如此,至关重要的是,他的徒弟,韩家芳,四个兄弟姐妹,特别是上面两个,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后成功,我们背了两千元的债。从76年4月份一直到83年出头,七年时间还债。两个儿子念书,工资又低,脑子也不活络,靠牙缝里硬生下来的。当时我曾有梦想,这辈子能有两千元的储蓄,那就真是高兴极了,随着国家整体实力提高,民族强大,国人翻身了,奔小康了,30年后的今天不是2000元,而是20万的储蓄了,两个儿子,犹如两座金山,吃穿不愁,老太和我们同患难,也享到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