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围城》里写了一个人物方遯翁，也就是方鸿渐的父亲。老头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有镜头意识，即使是教育儿子、或者给儿子写一封信，也考虑到日记里该怎么写。日记嘛，当然也不是什么私密读物，是预备着将来出版的，因此，很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其实呢，即使方遯翁已经有很强的镜头意识，他日间的言行，写进日记里的时候，也还是要进一步修改、拔高的。遯翁的日记，表面上是私密记载，其实是“官样文章”。
“官样文章”绝不是只流行在官场，早已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中国人写“官样文章”，说得上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孔圣人表扬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总觉得，不是孔圣人有意拔高了这位得意弟子，就是孔圣人只看到了颜回作为一个好学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颜回作为一个人的全体。孔圣人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怎么会觉得颜回对这些美好的事物丝毫没有向往之心？
我们从小在课本上读到的文章，一大半甚至更多就是“官样文章”。刘禹锡在《陋室铭》里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好像一个人只要道德品质高尚了，物质生活的匮乏就可以视而不见了。可是，还是这个刘禹锡，在陪着朝中大官吃了一顿大餐，也可以即席赋诗：“高髻云鬟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常事，断尽江南刺史肠。”从诗里看，刘禹锡对于李绅的奢华生活，还是充满羡慕的。
有时候人写官样文章，是因为只记得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需要吃喝拉撒的人。中国的士大夫，很多时候说话是给皇上听的，最典型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出师表》确确实实是写给皇上看的。凡是能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作者大多是仁人志士，他们的修养、境界本来就已经令普通人望尘莫及，给皇上说话的时候，就更显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诸葛亮一口气给刘禅推荐了那么多大臣，究竟是完全出于公心还是有那么一星半点私心杂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诸葛亮对待魏延和李严的态度来看，恐怕很难说毫无私心。但是，在《出师表》里，我们只看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里看到了一点点党同伐异的影子？
“官样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无限夸大自己所尽的义务，压根不提或者尽量不提在尽到这些义务的时候，也享受了相应的权利。在后人看来，但见这些仁人志士三过家门而不入或者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而忘了他们其实也是享受了权利的。当然，我们丝毫没有想要否定这些伟大的人物，只是觉得在认识这些伟大人物时，能够既看到他们付出的努力，也看到他们享有的权利，看到的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仁人志士，更真实，也更感人。
我们的文化里应该有更多真的文章而少些官样文章。因为，真的文章也许不够完美，但那才是我们出发或提高的起点。而“官样文章”无论看起来多么完美，一旦被人看到另外一面，力量总难免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