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母亲节，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老鼠药”。不知道为什么，儿时的记忆中，那些骑着老式自行车走街串巷卖老鼠药的人，总是用大喇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纯音乐，不浮夸、也不张扬，在午后的村子里像个邮差一样来回穿梭，高昂的喇叭声吵的墙角的老猫不停的眨巴着眼睛，迟迟睡不着。我儿时的音乐细胞，便从这开始萌芽了。走路都像踩炸弹的老汉、裤衩都不穿的娃儿子、女人们听到音乐后，像是赶集一样，把一个腊肉颜色的中年男人围在村口的杏树下，你一言、他一语，说的有声有色，笑的前俯后仰。中年男人不时从老旧的自行车口袋里掏出一些纸包，一边散给大家，一边在解释着什么，手舞足蹈，像个演说家，从他不停变换着的表情看得出他的慷慨激昂，满满的都是自信。人群中不时有人用食指使劲的指着墙角的老猫，表情严肃而轻蔑。男人们扛着镢头从远处走来，镢头上挂着草帽和水杯，水杯里的水垢把杯子锈蚀的都已看不清里边的水了。娃儿子们在一边乱耍，比着看谁尿尿的远。男人们走近了，奋力伸着头往人群中瞥了一眼，嘴里低声嘟囔着“马痞，球么日月”，便不紧不慢的往地头去了。大家四散开去，中年男人像霜打了的菠菜一样，脸都绿了，蔫在树下，白色的衬衣被杏树上蜺虫撒下的尿染的这一坨黄斑，那一坨黄斑，抽完一根卷烟后，又懒散地骑着他那老旧的自行车窜到下面的村子去了。五月的农村，总是绿油油的，杨树的白毛在村子里乱飞，在地上滚成一个个小球，像是谁家的汤圆洒落了一地。母亲坐在院场里，把从油菜杆上扯下的菜叶均匀的倒在门前的台阶下，坐在石凳上，又一把一把的把菜叶卷起来，用刀切成碎渣，说这样喂鸡吃，鸡吃了肯下蛋，人吃了这样的鸡蛋会长的很壮实。我像是被人诅咒了一样，小时候对鸡蛋有种近乎疯狂的热爱，以至于家里的母鸡下蛋都被我全程观看，蛋刚落地就被我拿走了，母鸡急的在窝里乱转，母亲说，看鸡下蛋的人会有罪，我便再也不看了。看着母亲把一堆的菜叶切成一地的碎渣，觉得好有成就感，当时就下决心以后要像她一样能干。后来，被小伙伴嘲笑，8岁大的男娃告诉我，男人要顶天立地，切啥玩意菜叶子，瞬间觉得人生的目标竟然还有那么大，像母亲一样能干的梦想就这样被践踏了。初夏的午饭，最美不过一碗浆水面，母亲在厨房里和面。水是村子里的泉水，面是自家地里的小麦磨的面粉，浆水菜是山坡上的野菜，味道平淡，但绝不失口感，那酸爽，才是农家浆水真正的味道。我看着母亲把一堆面粉和成面团，反复揉搓，然后用盆盖上，她说：这样擀出来面才劲道。我不理解什么是‘劲道’，只知道半小时后，它将是我碗里的一条条美味。母亲拿着长长的擀面杖，忽前忽后、时快时慢、收放自如，极像一位剑客。不一会，手里的面团成了薄如宣纸的面片，她几番折叠，手起刀落，再洒开，刚才还平平整整的面片瞬间成了一条条宽窄均匀的面条。用泉水煮开，再用泉水泡冷，将凉面捞出，洒入简单的调料，最后浇上浓郁的浆水，加入小勺辣子，就着生蒜，足以让我的食道为之癫狂。母亲说：以后娶了媳妇，我要教她擀面条，不然以后等你想吃的时候，谁给你做？！儿时不以为然，全当了耳边风，说过，就过了。每当再次想起这样的情景，心里总是不由的一紧，酸的再也说不出话来。
有些女人耽搁了，男人回到家，饭还没熟，隔的老远，都能听到男人在气愤的喊天骂地，责骂女人又在外絮叨，耽搁了午饭。闲散的村庄，在山脚下显得极不起眼，加上树木的掩映，要不是谁家狗叫，还真不知有人。村头是一座大大的水库，日落的时候，村里的老汉、娃儿子和年轻人都喜欢到上面转转，吹吹风，拉拉话，虽然说的多半都是些海大天高的牛皮话，但大家貌似都习以为常，说的人一直说着，听的人也一直在听着。不时加入黄色段子，老汉们笑的眯着眼睛，被嘴里的旱烟呛的‘吭吭’咳嗽，年轻人强忍着笑点，憋着，也羞涩着。太阳终于在最远的山头落下了，人们四散回家，延着村里的土路，路上有老汉，有娃儿子，有男人，也有女人，天黑了，只能听到他们的笑声，越来越远了。我看见，母亲在昏黄的日光灯下，在那个矮小的灶台边，为父亲和我及姐姐在精心准备晚饭，看不清她做的什么，但在百米外，那特有的调料味，也能让我像警犬一样，迅速分辨出这是我家厨房的味道。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左手扶着灶台，右手拿着长勺，弯着腰，努力的在看着锅里的饭菜，黑暗包裹了周围的一切，她被映在门框中，成了一副纯朴的画作。家里没电视，晚饭后，在漆黑的院场里，父母抱着我，总喜欢听他们聊天，虽然说的我们都没听过，都是些过去的旧事，但我乐此不疲、百听不厌，因为像这样的陈年往事，总是越听越少，能给我们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回家的机会很少，回老家一趟，总喜欢陪母亲到田间地头走一走，她在前面步履蹒跚，我在后面小心翼翼的跟着，听她说着这块地年底要种什么，那块田亩产多少斤，虽然这些都与我关系不大，但我知道，她依旧奋力的在履行着一个母亲的责任，她在告诉我，有‘妈’的地方，才有家。（――致普天之下每一位母亲·写于临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