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中日夏令营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最后，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这一代（也就是现在所说的80、90后）不如日本的青少年！原因是日本青少年自己的事自已做，而我们的青少年却由上两代最少六个人来照顾，他们太过“独”，眼中没有他人，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一点点的磨难。我当时在一所学校当政教主任，对这个结论很是不服，于是联络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接了一个新的年级，每人当一个班主任，而且在我的班里开展了一次“磨难教育”。

从1993年我接收那届学生开始，我就向学生和家长讲中日学生夏令营的故事和我的思考，我极力向家长们灌输的是：我们的独生子女真的不如日本的青少年吗？我们的孩子一定要靠我们一辈子吗？既然我们最终要让他们自己行走，那为什么不在现在给他们一个自己行走的机会呢？

经过我一个学年的努力，到了1994年的暑假，有几个热心的家长就和我开始研究这件事，我专门又开了一次家长会，最后，有15个学生家长完全同意孩子们跟着我出去进行磨难教育。

说实在话，当最终决定之后，我实在有点后怕，其一，我女儿当时才两岁多一点，她妈妈工作忙，女儿一直跟着我，我要带着女儿去实施这件事，真的有点怕自己精力不够；其二，学生的安全都系在我身上，我能做到万无一失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计划到位，措施到位，自己心里再不安，还是要带着学生信心百倍地出发。

1994年7月16日，我带着15位家长的信任和他们的孩子出发了。

车是一位家长安排的，只送到目的地，开车的司机是另一位学生的叔叔，学生们一上车，和父母挥手告别后，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打扑克，我女儿也受了感染，不停地和这个哥哥闹闹，和那个姐姐亲亲，不一会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的农村老家。

和司机挥手告别后，一切都由孩子们自我安排了。

怎么住？学生们讨论。我只是联系了三家，我一个远房表哥家，我家还有我妻子家。一切的事由他们安排，我真的没有管他们，后来的实际表明，他们安排的比我安排的好。

干什么活？他们决定。他们经过询问我父母和我表哥，决定第二天开始下地干农活：锄玉米。当时玉米大约有一米深，太阳有点毒，他们询问了带什么工具，安排了谁带水之类，然后就在歌声中打着扑克，吃过晚饭，在没有电扇的屋子里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好多人都发现背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我看着心痛，但一言不发，因为在我当年，这是稀松平常的家常饭，他们既然是来受苦的磨难的，这就是他们的必修课。但老母亲不答应了，赶紧去买了清凉油往孩子们身上抹。可我的学生们却没有一个向我诉苦，我心里真是高兴。

到了地里，我的学生简直是撒开了欢儿，学着使用锄头，学着拔草，问这问那，完全不怕太阳的直晒，渴了就喝白开水，没有白开水就有人自动地回家去拎，劳动带给他们的是快乐。

但三天过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不象以前那么有劲了，我仍是按照早已拟定的计划，对此一言不发，一切，孩子们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第四天，我们按计划去温泉洗澡。由于头天晚上下雨，路上不好走，每走几步，鞋上就要粘好大一堆泥，有些学生干脆学农人们，把鞋脱了赤脚行走起来。我知道我们那里地里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就任他们这样。

走到一所农村小学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去参观了一下，我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叫李荣荣的女孩子，居然和一个农村的学生谈了起来，且给了那个学生伍毛钱。她说那个学生家里太苦了，早上还没有吃饭呢。

这个温泉是有名的，当年武则天就来过好多次，现在还有“武后池”。当时洗澡很便宜的，大概二毛钱一张票。孩子们身上的钱足够买，但他们仍是和人家进行了“谈判”，最后以一毛五成交。出来后，他们都说这里的水好，洗起来比在矿上的澡塘里洗就是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我让他们自己写下来。但说明一点，到现在我也没有问他们具体的感受，但我相信那一定是比较独特的体验。

第五天我们去洛阳，计划是看王城公园、植物园、龙门石窟、白马寺。但游了植物园后，一个叫郑鹏的学生突然中暑，于是大家就中断了计划，往家赶。后来郑鹏反映好了，而我们也走到了半路上，想回去也来不及了，郑鹏对全体同学表示歉意时，全体都反过来安慰他。到家以后，经过医生的治疗，郑鹏很快好了。

第六天，我们安全地返校。后来我把这次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挫折教育的实践”，在当时的市级评奖中获了奖。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是：我相信我们的独生子女一代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给他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