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天分高格之人的语言学习模式
记得国学大师，同时也是精通多门外语的语言大师季羡林先生谈到外语学习时，他特意提到了德国外语教学法。由此，他引用了19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话，他说到：“学外语有如学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一推下水去；只要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依据常理，大家都知道，落入深水中而淹不死，若不是有人救，那可能就是水性好。如果这种比喻用在外语学习方面，如果有人掉入外语的海洋中，如果他们没有被淹死，那么，在外语学习方面，这又是什么样的好呢？
或许有人会说他们的悟性好，或许有人会说他们的语言天分好。对这些看法，我们暂不作过多评论，我们不妨先看看一些在外语学习方面有过人成就的语言达人们的语言学习方法，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他们能运用这些方法并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
众所周知，辜鸿铭先生是一位外语奇才，他的用背诵学习外语的方法也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辜鸿铭先生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他晚年忆及此学习方法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另外，据说，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对背诵法十分膜拜，他们不断举辜鸿铭先生的例子来说明背诵法的神奇威力。但同样的事实是，似乎只有辜鸿铭先生用背诵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除了辜鸿铭先生，似乎很难找出第二人在外语学习方面有同样登峰造极的成功，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辜鸿铭先生的传闻逸事，来探讨一下其深层的原因。
其一：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场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esoup？”（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espeech?”（喜欢我的演讲吗？）
其二：胡适1917年刚被聘为北大教授时，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结果下面也传来了一阵英文，意思是胡适先生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而嘲讽胡适的就是辜鸿铭。
其三：辜鸿铭曾经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辜自译为《春秋大义》），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但当时的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
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窥出些端倪呢？从常理来说，背书并不难，只要有毅力，人人大致多少都能背诵一些文章。另外，从小到大，也许上过学的朋友都会有过背诵的经历。所以说，背书，也许人人能做得到。但是，凭借背诵，能抽象出外语的语音，而且是纯正的，标准的，并且能使外国人所能接受并欣赏的发音，这就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因此，古往今来，善背之人数不胜数，但是通过背诵，抽象出纯正的英语语音，而且用此来演讲，并能让外国人趋之若鹜，自掏腰包的却是不多，或许只有辜鸿铭先生这独一份吧。
看到这里，也许有些朋友并不服气，他们会说：“语音不好，还是背的不多，只要背够背多了，语音自然就好了”，或者说，“你之所以说不好，是因为你没背够”。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是十分推崇背诵的。而且过去考取功名之人，无一不是背诵大家，他们背诵的质与量，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若按上述道理，似乎这些饱学之士，熟背之人的发音就一定过关了，但是，事实又如何呢？
喜欢历史的朋友，或许知道清初闽方言区的福建郡县和粤方言区的广东地区都设有正音书院。这种书院的设置，是由于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下的一个谕旨，这道谕旨说：“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由此，皇上认为这些官员：“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因此谕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
雍正皇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推普”措施也似乎不可谓不力, 但是，效果如何呢？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不过，雍正皇帝的“推普”失败并非决策的失误或物质条件的欠缺。而是因为人类的语音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正所谓乡音难改，这是生理规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并没有提到语言同音。因为音的改变不是仅靠行政力量就能单独进行的。当代社会的“推普”成功，主要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完善以及大众传媒的发达。事实上，普通话的普及主要是由孩子们从小学会的，而不是大人们语音的强行改变。如今，走在上海街头，如果你细心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许多家长与孩子的对话方式，已经成为这样的模式：常常，父母或祖父母对小孩子说上海话，而小孩子则回应以普通话。这说明，即使方言文化浓郁的上海，在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双重作用下，新一代小孩子们的母语已经是普通话了，而不再是沪语即上海话了。
总的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旦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要想学会一口纯正的外语语音，将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辜鸿铭先生的背书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辜鸿铭先生的纯正的外语发音是很难学会的。
再举一个例子，匈牙利有位语言大师，名叫卡莫·洛姆布（Kató Lomb）。她大致用了25年的时间学习了16种语言，10种达到能说的程度，另外6种达到能翻译专业书刊，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的程度。据说，是她发明了同声传译这一模式，她也是世上第一位同声传译工作者。她学习外语的主要方法是阅读小说。看小说，或许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但通过阅读小说，抽象出目标语言的语音，并成为同声传译，这却并非人人做得到。
这里稍微提醒一下，无论是辜鸿铭先生，还是卡莫·洛姆布女士（Kató Lomb），他们所处的时代，录音技术并不发达。也就是说，他们是凭着耳听心记，这种本能的方式来学习语音并进行语音处理的。这种成年后的精确的语音处理能力，也不是人人所能具备的。
在本部分的开头，我们提到了季羡林先生关于语言学习的看法。其实，根据季羡林先生自身经历，也能说明语言学习能力并非人人相同。他在其书《留德十年》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个关于学习梵文的真实故事：“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其《诫兄子严敦书》一文中说：“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因此，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如果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事先给予充分考虑，效果或许更好。马援将军上述的这段话，即使用于外语学习方面，实际上，也都会给我们不少启发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