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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姥姥家住村西头儿，姥姥家住村中间。用姑姥姥的话说，近得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就到了。
姑姥姥抽烟。姑姥爷也抽烟。他俩合用一个烟袋锅。烟锅不大，只盛得下一个爆米花大小的碎烟丝儿。烟袋锅儿套在包了浆儿，变了色儿的烟杆儿上。烟杆儿另一头顶着个锃亮的的黄铜烟嘴儿。于是，小时候关于姑姥姥的记忆就笼罩在那个被两棵大柿子树遮挡了阳光而稍显昏暗的，腾着丝丝缕缕烟气的小屋里了。
姑姥姥家正屋门前种着两棵高大的柿子树。正屋西首盖了个做饭用的小泥棚。每到柿子刚刚成熟的时候，我和姐姐们就迫不及待地踩着一个大木梯子爬上墙头儿，再顺着墙头儿踩上棚顶儿够柿子吃。姑姥姥总是岔开小脚儿，仰着头在屋下指挥：“那边儿有个黄的。别蹦，轻着点儿！”
我爱去姑姥姥家。尤其在姐姐们都上了学，我一个人闲极无聊的时候。我沿着村子一路走一路回答着认识和不认识的街坊的问话：“去我姑姥姥家！”
我最喜欢姑姥姥家的大炕。那炕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炕从南墙直通北墙，炕的最北边放了个有三个抽屉的大黑条案，案上松松垮垮地码着不常用的被褥，上面罩一个满是尘土辨不清颜色的单子。南面是一溜儿木窗，每年的窗纸都由白到黄，又由黄到白。直到后来姑姥爷再也贴不动窗纸才换成了玻璃窗。
我最感兴趣的是炕东面墙上的两个半米见方的暗格儿。可能是受了“黑三角”里那个卖冰棍儿的老特务的刺激，我总是觉得暗格儿里有个秘密通道，通道里闪烁着老特务凌厉又躲闪的目光。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渴望对那两个暗格窥探一番。
终于有一天，我趁姑姥姥不备，跪爬到东墙边儿，按捺着混合了期待与恐惧的心情拨开了暗格儿的菱形木头销子，往里探看。慌乱间只看到不大的空间里摞着一堆黑乎乎的发着霉味儿的旧衣服。
“这孩子，你看它干嘛，都是旧衣服。麻利儿关上！”姑姥姥越是不让我看，我就越觉得神秘，认定我看到的只是假象，暗格里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心里不无遗憾地想，姥姥家的墙上怎么没有个暗格儿呢！
姑姥姥爱开玩笑，我淘气的时候姑姥姥就拿着那个烟袋锅顶着我的额头笑着说：“给你吃个羊拐！”开始我不懂什么是 “羊拐”，还问姑姥姥羊拐在哪儿，后来才知道原来“羊拐”就是那个细长的木杆儿烟袋。现在我还能记得小时候依在姑姥姥身边吃“羊拐”时那硬硬的凉凉的烟锅顶在脑门儿的感觉，那一老一少开心的大笑溢满了含着烟气的昏暗的小屋。
姑姥姥爱笑。可是我记忆的最深处却是姑姥姥的哭。
第一次在我六岁，姥爷去世的时候。那年，姥爷64岁，姑姥姥51岁。记得院子里挤满了人，我独自蹲在院门口玩石子儿。忽然，一声异常高亢的哭腔在耳边炸响：“我的哥哥吔——！你怎么死的那么早吔——！”抬头，我看到了坐在地上高高低低哭着的姑姥姥。那种哭声我从没听过，那无限夸大了的悲哀和那唱戏一样的哭腔吓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喜欢姑姥姥，不去姑姥姥家那含了缕缕烟气的小屋，直到柿子成熟的季节。
第二次看到姑姥姥哭已是十年以后。姑姥姥和姑姥爷的儿子大柱儿得了急性肾炎，死了。大柱舅舅刚刚接替姑姥爷在矿上的工作不到一个月，竟得了急症，只病了一个礼拜，就死在了医院。大柱舅舅是姑姥姥和姑姥爷唯一的儿子。至今，我都记得那天姑姥姥的样子。她瘫坐在土炕上，头发散乱，声音暗哑。她抬起浑浊的似乎干涸了的眼睛望着我，呆滞不清地问：“这是冬东吧？”
痛苦，不管是蜻蜓点水的还是痛彻心扉的，总会过去。姑姥姥又像原来一样爱说爱笑了。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慈爱的姥姥也已经去世，于是姑姥姥成了我最惦记的人。
姑姥姥已经不再抽烟袋而改成了抽卷烟。似乎那小小的烟锅已经盛不下满屋的寂寞。姑姥爷不爱说话，每次我去，姑姥爷都温和地笑笑，长长的瘦脸漾起好看的笑纹儿。
我爱看姑姥爷卷烟。他用左手夹住长方形的烟纸窝成一个凹槽，右手捏一撮烟丝，均匀地撒到凹槽里，两只手灵活地一卷，就卷成了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儿。然后姑姥爷双手举起烟卷儿，放到口边，伸出舌头，濡湿外层的烟纸，右手一捏，一按，左手轻拧粗的一头，拧出个一厘米左右的纸捻儿，只待用的时候掐掉纸捻儿，露出烟丝，划着起灯儿，那呛人的烟气就从忽明忽暗的烟头里，从姑姥姥姑姥爷的口鼻中不紧不慢地冒出来了。
说也奇怪，不喜欢烟味儿的我却偏偏喜欢帮着姑姥爷卷烟。最开始纯粹是捣乱，浪费了烟纸，撒了烟丝。而我却毫不气馁，每次去必要学着卷烟。姑姥爷也不恼，总是给我耐心演示。终于有一天，我卷了一根又扁又软的但好歹能抽的烟卷儿出来。姑姥爷漾着笑纹儿温声说：“你也抽一根儿吧。”
姑姥姥顾家。从不出远门儿。偶尔出门儿，也总是急着回家，每回都说：“还得看家呢。”好像那暗格里真的藏着什么金银财宝似的。
姑姥姥的家有点复杂。她的前夫姓胡，俩人生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傻，七八岁了还不会自己吃饭。聪明的二儿子却早早夭折了。婆婆闲姑姥姥命硬，逼着儿子休了媳妇。于是姑姥姥带着傻儿子和分给她的一处院落离开了那个家。
现在的姑姥爷姓臧，是还俗的和尚。还俗后在矿上工作，每月回一次家，姑姥姥一个人养育着前夫的傻儿子还有后来出生的三个孩子，孩子们像叽叽喳喳的鸟儿，只热闹了一清早儿，就都急着飞走了。两个女儿嫁了人，大柱舅舅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死去了。
后来，姑姥姥家里只留下了大舅，就是那个傻儿子。其实姑姥姥的顾家，主要是放心不下傻儿子——即便儿子大了，已经完全能够照顾自己。姑姥姥的心系在了从没得到过父爱的傻儿子身上。有时，姑姥姥会趁姑姥爷在院儿里种菜的机会凑近我的耳朵，指着窗外悄声说：“那个老东西和我隔着心呢！那俩丫头和他一条心！”
姑姥姥的傻儿子叫林子，我叫他大舅。大舅年轻时结过婚。那是一个外地女子。修长的眉毛，挺直的鼻梁，一双丹凤眼透着秀气和有主见。她家里穷，经媒人介绍嫁给了没见过面的大舅。新婚之夜，她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说话瓮声瓮气，看起来其丑无比的丈夫了。她用一把剪刀捍卫了自己的身体。一个月之后善良的大舅和美丽的舅妈离了婚。
姑姥姥家短暂的喜庆随着新媳妇的离去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日子就像老屋里蒸腾的烟气，聚聚散散，分分合合。没什么大毛病的姑姥爷忽然得了肺癌，不到半年的工夫，人就没了。倒也没见姑姥姥如何伤心，不过姑姥姥的家愈发冷清了。姑姥姥不再抽卷烟，那个一直蹲踞在挂着一把铜锁的大柜上的总是盛着烟丝的铜钵也不知去了哪里。姑姥姥改抽现成的纸烟。我那日臻成熟的卷烟技术也就失去了唯一的用武之地。
姑姥爷的矿上每月都给姑姥姥发放抚恤金，这样，姑姥姥的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再加上村子里发的养老金，姑姥姥的钱足够花销了。可是姑姥姥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两个女儿因为那笔抚恤金闹得如仇人一般。大女儿甚至对姑姥姥视如空气，偶尔送来吃食，往桌上一墩，就摔门而去。
也许，姑姥姥的烦恼会随着一缕缕神奇的烟气消散在空气里。每次去看姑姥姥，她的精神都还健旺得很。姑姥姥最爱给我展示她的腿功，那条瘦得一把就能攥得过来的大腿竟然能毫不费力地踢得老高，远远地去够斜向上举起的枯瘦如柴的手指尖儿。一边够一边歪头问我：“你行吗？”每到这时，我都羞赧又尴尬地大声在姑姥姥耳边喊：“我可不行！”
姑姥姥的小屋好像变大了，变空了，满屋的烟气都不似以前生动了。常常只剩下姑姥姥一个人坐在曾经挤满了孩子的土炕上，陪伴她的只有透过浓密的柿子树叶探进屋内的几缕淡淡的阳光和阳光里静静地弥散着的稀薄的烟气。在生活的陀螺里越转越快的我却越来越挤不出时间去看望心里惦念着的姑姥姥了。
再去姑姥姥家，姑姥姥不能踢腿了。雨后的一天，她在院子里滑了一跤，摔伤了腰。虽然还能走路，腰却一直疼。姑姥姥的笑少了，常常哀叹：“我活成了个老妖精，怎么还不死了呢！”看着姑姥姥瘦小的面孔上那些亲切而熟悉的皱纹，我不由心酸，我用嘴唇紧紧贴住姑姥姥的脸，撒娇地说：“您得好好活着！您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姑姥姥用那双微微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忽然，就咧开只剩一颗牙的嘴笑了。姑姥姥说了一句她以前从没对我说过的话：“谢谢你啊！”
好久没去看姑姥姥了。想姑姥姥的时候就学着姑姥姥的口气念几遍她教我的歌谣：一根棍儿，我拄着；两绺儿胡子我捋着；三炮台我抽着；四轮儿马车我坐着；伍家坡我听着；六国饭店我吃着；七间洋楼儿我住着；八圈儿牌我打着；九块钱儿我赢着；实在不行你请着！
念着念着，就好似看见了一个瘦小而单薄的小脚老太太，梳着一个稀疏零落的发纂儿，微驼的背依靠着高大的柿子树，一阵秋风吹来，忽地刮下了一个早熟的柿子，正落在了那稀疏的花白头发上，她取了块破布边擦边唠叨：“又到了秋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