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方）从哲 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也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被人骂的，索性敞开了双方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荡平？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

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致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但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形，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形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兵败了！”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力。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

    “臣力竭矣！”随即自刎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快跑！”

    王化贞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王化贞十分高兴。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

    还好，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意的人。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熊廷弼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晚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事情到这份儿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了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即天启五年（1625），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1632）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此时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