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有时不期而至，就像中了彩票，让人喜出望外，却又措手不及。

（一）

2010年，我23岁，接二连三的病痛打击，让那段时期成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对生活提不起精神，对工作不在状态。

“是刘伟吧~”

刚在北京一家军队医院结束第一疗程治疗，回到家的第二天，我正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一条短消息从笨重的诺基亚N72手机传了出来，我查了下号码，来自北京。

北京的陌生号码？估计是医院随访的，作为资深老病号，军队医院的随访工作一向非常到位，这点我很清楚。只是以前多是电话随访，难道现在改用短信啦？

“我是，您是？”不管怎样先回复再说。

“你猜~=~”30秒后信息回来了，竟是“你猜”二字，还外加了一个笑脸符号。

莫非是北京的同学或朋友故意捉弄我？脑海中立马浮现出北京的3个同学形象。

“XXX医院的”，又一条信息接踵而至。

果然还是我刚住过的医院发来的，八成是随访的，我随即回了条“医院随访的吧？”

“不是！四病区护士站的！”两个“感叹号”表明短信那头有点不耐烦了。

四病区，是我在北京住院的泌尿外科病区，也是个热闹非凡的病区。说它热闹非凡，一个原因是前三个病区都在新住院大楼，唯独四病区在老住院部，领导来的少，自然管理不是很严苛。

另一个原因，护士站里12个护士中，竟有一半是刚来的实习生，小丫头片子多，活力十足。虽是军人，但我被安排同地方两个病号住一房间，年轻的护士特别是实习刚过来的护士，没有经受世俗的浸染，不顾忌和病人、家属开开玩笑，所以病房里时常欢声笑语。

既然是四病区护士发来的信息，又卖了这么久的关子，99.9%就是来自那6名穿粉红色制服的实习护士们。

住院的40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在“麻烦”着她们，麻烦她们把针扎准点，最好能一针见血；麻烦她们不要像管“兵”一样管着我，让我多个半小时的放风时间；麻烦她们把治便秘用的“麻仁”（她们称的“大力神丸”）多分我一点，因为术后便秘真心难受。

所以，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她们数出来。

“张岩？”

“不对~”

“陈娜？”

“不对。”

“宋瑶？”

“不对！”

标点符号已经显示了心情，我报出5个大名，漏掉一个没讲过话、没见着全脸，名字不够熟悉的实习护士，一时也想不起来。

“不会是周护士长吧？”我半开玩笑地询问，总不能让短信卡在这里。

“别猜了，滚吧！我是张静，太失望了！”

（二）

张静？看到名字，我内心开始灼热，继而转移到脸上。

我怎么会没记起这个名字，尽管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见过一次拿下口罩后的脸，但那一次的目光撞击还是记忆犹新的。

那天早上，我照例在医生护士查房前将被子叠成了“豆腐块”，床铺拉成“一条线”。一来为得到医生护士们的表扬，二来证明自己虽身居地方病房，但军人本色不变。

接受完医生护士们的一番称赞，走在最后的“粉红色”方阵才叽叽喳喳地出现，她们有的拿我开涮，说我想拿“内务标兵”；有的说我标准不够高，一个人“富”还不行，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整个病房“共同富裕”。

喧嚣之后又蜂拥而去，一个护士跟在后头，一直没有说话，出门前却将头扭了过来，瞥了坐在床边的我一眼，看来也是想对我这“军被”评头论足。

我也顺便瞅她一眼，中等偏瘦的身材，一束头发搭在脑门，在粉红色制服和面罩的包裹下，只剩两只黑溜溜的眼睛放着光，胸前工作牌上写着“张静”二字。

虽然看不到脸庞，但透过那灼热的目光，我的内心还是咯噔一下。

现在更让我咯噔的是短信中出现的“滚吧”二字，一来表明她对我反复没猜中很介意，二来或许可以推断她性情较为刚烈。

所以看到“滚吧”二字，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生出一丝窃喜：看来她对我还是上心的，不然也至于生气。

“是让我滚回四病区吗？”我厚着脸皮回了句，随后将为何没有猜到她以及对她的印象之类的话语一股脑发了过去，并陷入惴惴不安等待中。

半响，短信提示音响了，如炸弹一样，我慌忙打开。

“好吧，xxxxxxxx，加我QQ，我上班了，晚上聊。”

（三）

女追男，隔层纱，一捅就破。尽管她多次否认，认为是我死皮赖脸追着她不放。

爱情之花一但萌芽，世界都将为之失色。那一年，我23岁，她19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

之后，我和她开始了近乎疯狂的“线上”恋爱。她上白班时，晚上就会聊到深夜；上夜班时，白天就顾不上午休地聊。

我还因此得知，那一次灼热的眼神对峙正是她想向我传递的爱意，不曾想两天后我就出院了。

为了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她求了实习师傅，找到熟人去病案室，查了半天才翻到。费了半天周折，却换来屡屡没被猜中，“滚吧”二字喷射而出似乎也不解气。

急剧升温的爱情之火，迅速蔓延，有燎原之势。回到单位没多久，我便递交了“休假申请”，从厦门机场出发直奔北京而去。

那是一次夜间航班，飞机抵达北京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因为还在实习期，她住在集体宿舍，宿管管得严，九点后一律不准外出。我便在医院附近住下来，期待着第二天的见面。

第二天，恰好又逢她上白班，说要下午才能见面。我故作生气状，说千里迢迢赶过来，见不着我就回去了，她便在午饭时请半小时的假溜了出来。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明媚依然敌不过寒风的刺骨。我和她，在医院南门的水果摊旁，剥去脸上的一切饰物，第一次正式见面。

毫无疑问，我首先看的也最想看到的就是她的脸。尽管已在QQ相册看过上百遍，但现实中的脸来得更真实，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唇、尖下巴，标准的美人。

因为被我一直盯着，她便叫嚷起来：别盯了，好别扭！我这才把目光收敛，走向马路对面她指定的“小豆面馆”，她叫了一碗汤面，我叫了一碗馄饨。

我们面对面坐着，像被安排相亲的对象，并不怎么说话，氛围倒有些尴尬。由于起得晚没吃早饭，面对午饭我便狼吞虎咽起来。

突然间她冷不盯来了句，不准吧唧嘴，革命军人要注意！我半张着嘴愣住了，和她一起笑了起来。

“你笑起来真漂亮！”我趁机奉承句。

“马屁精！”她脸上写满了笑意。

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对话，让原本尴尬的氛围得到缓和。但时间无情，吃完饭她就急匆匆地走了，第一次见面就像北京城的天气，暖和和的，但也有点凉飕飕。

接下来的一周，我陷入一种守望者的状态，每天蜷缩在旅馆房间，等待她下班，等待着见面，等待一起吃饭散步，最终在晚上9点前把她安全送到宿舍前，我再只身返回旅馆。

正是这种难得的相聚，才让我们的相处变得更有价值。从旅馆到医院宿舍大约一公里，穿过一条昏暗的街道即到。昏黄的路灯下，肃穆的街道，沿着各自被拉长的人影慢慢行走，真是一道美景。

这条昏暗的街道上，常常散落着数只城市野狗在游荡，有时会叫几声，倒也不咬人。每次碰到时，她便会小鸟依人般躲在身后，拉扯着我的衣袖。

一次，一条迎面而来的黑狗冲着我们身后一条狗飞奔，她大惊失色，我便趁势拉起她的手，把她遮在身后。黑狗在我们身后找到了“情人”——大黄狗，我们也在狗情侣面前攥紧了手。

可能是童心未泯的原因，每次将她送到医院转身离开后，她又会古灵精怪地突然出现在面前，把我吓了个“怦然心动”。在这一来一回的昏黄街道上，爱情之种开始扎根发芽。

（四）

一周后，腊月二十七，离过年还有三天，她们同一批的护士开始放假，7天时间。

为提前庆祝新年的到来和难得的假期，她们同寝室在“小豆面馆”聚餐，我和张静成了她们开涮的对象。

“小刘同志，看不出来哇，你把我们舍花拐走啦！”

“小静同学，你也不简单，四病区的男一号被你勾上了！”

我和她默默地笑着，享受着这种善意的玩笑。吃完晚饭已近八点，因为已经放假，她们不用再回地下室那阴暗的宿舍，可以正大光明地为北京宾馆行业贡献点绵薄之力。我和张静向她们挥手告别，她们全使坏地笑，怪声怪语提示道：

“晚上要注意身体哟，憋一个星期了吧！”

“安全措施要做到位呀！”

在欢声笑语中，我和她沿着昏黄的街道，逆着平时的方向，向着旅馆走去。两只野狗伏在路边，没有叫唤一声。

关上门那刻，我和她便紧紧拥在一起，仿佛要将彼此融化。我告诉她，火车票只买到站票，排了3小时的队。她告诉我，站着怕什么，回到石家庄就去见我父母吧。

舌头不知何时也紧紧地贴上，胡搅蛮缠起来。我感到头皮发麻，她感到快要窒息。不得已才停了下来，我拉着她的手，靠着床平静地躺着，等待暖气慢慢将全身侵蚀。

“你是处女吗？”沉默了片刻，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弱智的问题，当然是！”不知为何，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我的内心竟生出莫名的感动。

“那你呢？”她反问过来，自己挑起的话题反过来让自己难堪。

“我...我不是，之前交过一个女朋友。”虽有迟疑，但我还是选择了坦诚。

“那怎么分了？”女人总要八卦一下。

“因为...异地吧...”

“异地恋有那么可怕嘛！”她嘟囔着。

那一夜，我平静地向她坦白着自我，告诉她我曾做过两次大手术，现在身体里还放着支架管，不知何时才能康复。告诉她爱情真神奇，能和她相遇我是多么的幸运，她则用贴得越来越紧的身体向我积极回应

伴随着呢喃细语，我陷入深度的睡眠。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她在痴痴地笑，原来我的左手腕上不知何时被她画上了一个“手表”，时针指向八点一刻，我收到她第一条短信的时间。

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美好的像在做梦。第二天我们乘火车来到她的家乡石家庄，她便迫不及待地给母亲打电话，表示我想和她一起去拜访她的家人。

电话那头的回答却耐人寻味：家里头太乱了，没来及收拾，你们在市里玩玩吧。家中姐妹三人，她最小，大姐招了上门女婿，有个一岁多的孩子。我想，有小孩的家庭卫生可能会乱一些。

时间已到腊月二十八，我的母亲不停地催问着何时回家过年，别买不到票了。我们俩期盼着能在一起过年，但却毫不现实。最终还是得分开，离别的火车站台上，一对情侣忘情地激吻在一起，像在对我们煽风点火。

火车驶离的前一刻，我们也成了那对情侣，吻得忘乎所以，转身作别时全都泪如雨下。我隔着窗户向她挥手告别，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恰到好处地播放着“希望你明年冬天樱花开会回来，让我看看你过得不坏”的歌词，窗外的她见状灿烂地笑了起来，我的内心却被搅得一塌糊涂。

（五）

过完兔年后，我们纷纷回到工作单位，回归现实的忙碌。她在北京，我在厦门，连接彼此的除了电话，有时还会用上书信千里传递。

多的时候，每天要通2小时的电话，每周发一封信。持续大概两个月，通话时间就锐减到半小时，信件也就不再写了。

半年后，我欣然来到她的医院拔除体内支架管，然而情况却更加糟糕，医生不建议再为我做扩张手术，说不一定有效果，而且这次体内支架管要放置一年时间。

这时的她已成为正式护士，去除了些许稚嫩和青涩。一天，她郑重地告诉我，教授在给她们上课时讲到输尿管的三个部位狭窄，你这种狭窄可能治不好，要一辈子带着支架管。

这些话绝非捕风捉影或故意打击，因为前五次手术的经历摆在那里，直觉告诉我她很可能是对的。人在走投无路时，或许只有低着头走脚底下的路才是对的。没有其他办法，我还是坚持做了扩张手术，开始下一年的期待。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还维持着千里传音的恋爱状态。闲谈中，她的一些家人和朋友得知我的病情，便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对她的“思想瓦解”中，让她不要孩子气，要考虑利害得失。

对于性情刚烈的她来说，这样的话语更多的被当作“耳边风”，有时她还要和家人争个脸红，只是时间久了，再平静的湖水也会被风吹出涟漪。

一次稀疏平常的聊天中，她发出感慨：

“刘伟，我们看起来更像是笔友！”

“人家的男朋友至少看得见，摸得着！”

“可以为彼此描述个清晰的未来！”

“你看看我们呢！她们一直在说，我快扛不住了！”

又是一年后，也即2012年的夏天，在医院拔除完支架管，同时宣告一年的苦苦等待化作泡影时，我和她再次走在那条昏黄的街道上，彼此却不经意间拉开了距离。路边的黄狗和黑狗奔跑中互相撕咬，比起调情，看上去更像打架。

“分手吧。”半晌我无力地吐出一句。

“好吧。”她似乎也没有表现出迟疑。

接着是无尽的沉默，内心积聚的千言万语吐不出来，胸膛堆满的蓬勃力量无处释放。在野狗的狂吠声中，我们亦步亦趋，走完了昏黄的街道，彼此耷拉着孤独的双手。

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前往广州，开始第七次的手术治疗，同她再没见过面。这样一段持续两年的感情便成了尘封的过去，尽管不愿打开，但却时常想起。

我在想，这样的经历算作爱情吗？曾经的我们算是恋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