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去世的前几天，我站在病房里给他扇风，空调已经打了很低的温度，他还是叫嚷着热到不行。他毫无征兆地对我讲，昨晚梦见我拿到了复旦的录取通知，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当时还不知晓最终的结果，离复旦的门槛所差甚远，是再明显不过的。直到后来，当我真的超过了创意写作的分数线，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那个我没有办法告诉的人。从家出发去上大学的前一天，我在墓前烧给他本科录取的复印件，曾经对烧纸之类的仪式嗤之以鼻，烧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相信了这种别无他法的联结方式。等待复试结果的那三天，幻想过很多回拿到通知书后要做些什么，最想做的一件，是站在碑前告诉他，那个不着边际的梦远非是他异想天开，而是迟来了几年的预演。
姐姐在我快要走进考研考场的那个月初，查出了甲状腺癌。据说在人群里，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疾病，甚至乍一听它的别称“喜癌””，悬在心口的惧怕真的会被冲淡一点。每次事关命途的大考，直系血亲的身体都会与癌症牵扯上麻烦的关联。与高三那年父亲被诊断出肺癌如出一辙，我永远是危机关头被瞒骗的家庭成员。我自是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甚至换位思考过，如果是我身处长辈的位置，也想不到更好的出路。父亲的病在最初就被我看出端倪，既是同一屋檐下，又不是伤寒感冒一类的小疾小恙，以十七八岁的认知水平怎么可能全然不知。可姐姐这次，成功利用了距离的隔绝让我脱身事外，终于想明白前段时间她同我联系甚少的原因，如果把视频通话的镜头再往下移，那道被防水胶布贴上的疤就会触目惊心地暴露在脖颈，活像一只做成标本封存的壁虎，歪斜地被画成刺青的纹样。
二十六号下午走出考场，我坐在车里，尝试去接受那个犹如盾甲、形似蝴蝶的腺体已然被彻底地从她的脖子里摘除，终生服药仿佛某种消磨耐性的刑罚，在空气与水之余，平添另一件活命的必需物。车窗外是充塞满当的回程路，刹车亮起来的尾灯把我们的脸晕染成艳俗的红。突然回想起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个下午，天黑得还没这么晚，我和姐姐各自骑车停在路边等红灯，她说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想和姐夫还有我一起告诉爸爸，好歹让他开心开心。
她的女儿在父亲离开后的第七个月出生，探视完的当晚，我走在妇产医院的走廊，忽然又想起了他。大概是为他没能看到下一代遗憾，也突发奇想，那个被我们定义成的好消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到底是好是坏。
高三刚开学，我被送去了姑姑家。父亲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省肿瘤医院放化疗，姐姐要照顾父亲，无暇顾及水深火热之中的我，只能让我先忍受一段寄人篱下、但不愁温饱的日子。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有家但不能回的人。明明在同一条街，过个十字路口就能到的家，却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倘若周末父亲与姐姐在家的话，会被应允回去吃一顿饭。第一周，我像个别扭的客人被送出楼道，不争气地哭了，至今我都没有找到那天旁若无人嚎啕一场的理由，可能是预感到了，有什么东西，是失去了不会回来的。
我的感觉很对，后面的几年时间，我丧却了在那座房子好好生活的权利，那片横亘小学到中学时代的空间，再也没有收容起十八岁后的亲疏冷热。我在姑姑家经历了最不愿意回看的两个月，说是感到被排挤被针对，一日三餐却顿顿不落，说是不想再旁听别人家鸡毛蒜皮的争吵，家庭生活又怎么可能规避矛盾与摩擦，最后近乎用哀求的语气，乞求换个别的环境。
表弟和我在同一所高中，比我小一级，同样的上学时间，他会在骑车驶出小区门口后刻意与我拉开一段距离。偶尔几次，姑姑的公婆会在中午过来做饭，餐桌上，一大家子我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会因为表弟的成绩拍桌摔碗，埋下头不愿参与其中的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逢迎他们的对话。一些很晚的时刻，我会惊觉身后黑影的无限逼近，姑姑会从肩膀处探出头，微笑地监视我在写什么。最想不通的一次，是某天晚自习回去，姑姑把我的晚饭端进小房间，让我吃完了再上大桌和表弟一块儿学习。吃饭不能上桌，但学习可以上桌，她的规矩至今看来，都是我猜不透的谜。
姐姐把我接到了她当时男朋友的住处，也就是我现在的姐夫家。在此之前，我同他只打过两次简单的照面。二十七楼的房子，四季都透着难以挨受的寒意，尤其在冬天，在楼下还是能承受得住的气温，到了那张勉强能躺下的小床，逼人打颤的冷意会绕开被褥的绵厚，直抵心脏。我开始穿上很厚的衣服入睡，每晚关灯后，都像一只被包裹完全的虫蛹下浸到凝固的水体，层叠的织物压得自己快溺毙窒息，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取暖诀窍。
刚到他家的那天，他只是出来开了门，给完我钥匙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理解他的不欢迎，谁又会心甘情愿地去逢迎一个棘手的麻烦。他本可以继续潇洒快意的独居生活，不必多心一个高中生的早晚饭，不速之客的长期驻扎，换了谁都不会满心欢喜地收留。我是该感激他的，起码给了我在高三剩下来的八个月能透过气的安身地。姐夫家离学校远得多，小区门口是一座横跨在高速公路上的桥，每天我都要往返于那座桥上上下下。有一天早上，紧赶慢赶地去上学，骑车到桥一半的位置，电动车的显示屏骤然一黑，无论怎么敲打，它都没有任何反应。我推着车跑下桥，用最快的速度跑上楼找姐夫求助，睡得迷迷瞪瞪的他从房间里走出来给我二十块钱打车。我在小区门口试图拦下能载我去上早自习的出租，地处偏僻，本来出租车的数量就很紧缺，等来的几辆，都是别人前一天晚上预订好的。保安见我六神无主呆在一旁，用手机帮我叫了一辆，大学前我一直都没用过智能手机，背下车牌号后，继续在路边左等右等。眼看早自习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还在原地重复念叨拗口的车牌。等了二十多分钟，那辆车还是没来。另一位司机好奇地问我在等哪辆，报完牌照，他说我等的车不会来了，在来的路上，他看到这辆车往相反的方向载了别的乘客。那一刻我由衷地开始难过，找不到缘由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怎么都过不完的冬天。夜里下了非常大的雪，车子在上坡到三分之一的位置没了电。我只好下来一步一步地推，踩在厚实的雪地，迎面吹过来的几阵风把雪重重地往没有防备的脸上甩。意识滑到了很多日常的芜杂，解不开的数学题、跌落的考试排名、住在这里的日子还有多久能结束、父亲在三百多公里之外的化疗室到底害不害怕，顿然觉得风雪山神庙大抵不过如此。人烟稀少的桥面，前后就剩下我一个人迟钝的行踪，推到一半实在抗衡不了磨人的阻力，把车支在旁边，坐在地上俯瞰起了无车流的高速路，心想这么跳下去一了百了反倒痛快，可惜少了一辆疾驰飞赶的车，能在自由落体前给我上一道双保险，免得摔到半身不遂给姐姐徒增麻烦。
洗澡的时候把水压调到最大，从花洒的细孔中喷薄出来的股流一点点切割我的后背，如同一个正被凌迟的死刑犯，我蹲下来哭了，还是找不到缘由的那种难过。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车没电了，我推回来的。”
到了年底，他们结婚了。
父亲的情况恶化得严重，本就预估的半年寿命，留给他的时日所剩无几。而他的期望，是能撑到我走出高考考场那天，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离开影响到我的高考成绩。结果，他做到了他所说的不可能，但我却在高考的发挥中令所有人大失所望。姐姐决定在元旦结婚，为的是不想让父亲在离开时心中有憾。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安排好一切，领证、拍照、酒席，本应杂乱的一桩桩仪式顺水推舟地规划妥帖，父亲专程买了一顶与脸型并不搭的假发，他知道马上要抛头露面了，顶着光头站上台，未免是不体面的。婚礼办了两场，女方一场，男方一场，正式的结婚在男方那边。在女方主办的宴席上，姐姐只穿了平常的衣服，没有司仪，只有她自己站在中央，举着话筒，知会在座的亲友结婚的消息。后来我与父亲也上台，和这对新人站在一排，望向台下的亲朋，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我环视一圈他们的神情，不知道有多少已经洞悉出了我们彼此的心怀鬼胎。
我去过很多形色各异的婚礼现场，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基本都是雷同的吵闹。唯独姐姐的婚礼，我察觉不到任何喜悦的欢庆，她像是在替别人完成什么迫不得已的任务，宣读出来的名字仿佛也不是自己的，我凝视一侧他们的结婚照，有些认不出她的样子，像她又不像她。
结婚后，姐姐也搬了过来。晚上回来后做题的背景音，从姑姑家的吵骂声换成了姐姐与姐夫互不相让的争执。逐渐习惯了那些最不堪的词句与摔打东西的噪音，闹得最凶的一次，两个人几乎快动起手，揪着对方的衣领，眼睛瞪出来的狠辣，好像下一秒钟，他们就会双双奔去厨房点上煤气，大不了一起赴死，谁也别活。相似的折磨，在父母离婚前的暑假，我亲历过一模一样的，忘记是谁的提议，说大家一起去死好了，不用多做别的事情，煤气一开，等着就好。我冲进他们的卧室，拉开扭打在一块儿的他们，握住的拳头向姐夫的后脑勺锤了数不清楚多少下，他骂骂咧咧地指着冷眼的我，隔天到了学校，手掌还时不时传来无迹可寻的疼痛。姐姐叮嘱过我很多遍，千万别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诉父亲，好不容易因为婚礼而缓和的病情，她不想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父亲的病情确有好转，具体的细节姐姐没有同我详谈，她不允许我多过问。
每个月，他都要来南京住院一个星期，最初的几次还有姐姐陪他，后来请假的次数多了，他不让姐姐再同他一块儿去。周围没有能帮上忙的人，他渐渐习惯只身独往。生病后，我很少见他笑过了。婚礼的那两天，他笑得很开心，我相信某些瞬间，他是有忘记体内的癌细胞究竟扩散到了哪里的，所剩的唯一夙愿，就是能坚持到我上大学的那一天。癌细胞在他的肺上无限增殖，它渴望达成的永生，是以破坏正常组织为代价的，而他渴望的续命，是以透支尊严为代价的。那个时候，距离他多活半年的目标才进行到一半，他熬过了诊断的死期，只是想向天再借上半年。
机缘巧合下，我在这间最不喜欢的房子里，得知了一个最不愿意面对的消息。我会很自然地把这里的陈设、回忆、沁骨的寒意与落榜复旦的五雷轰顶搭建起孱弱的维系，蛮横地以为，但凡身处此地，我就注定不能交上好运。好比花光了所有的力气从一潭沼泽奋力爬出，终于把一只脚迈进了复旦的校门，痴傻地以为不必再回去遭受污秽与泥泞的轮番洗刷，但它还是伸出了缠住脚踝的藤蔓，把我又拖拽回循环往复的阴森。
高中毕业后，我又回到过二十七楼很多次，登上那座桥，还是能回想起很多个日夜，我骑车穿行而过的有恃无恐。我不必再在这里跨越良久的冬天，也不必冥思苦想新奇的取暖方式能让醒来后四肢留有余温。我尝试减少回到那里的次数，尽管姐姐越来越习惯待在他们厮打纠缠过的房间。即便是在夏天，我还是能从头顶的黄光里察觉出半空中氤氲着的、挥之不去的寒气，耳边会毫无逻辑地自动播放一句话，“尽管命运不会有答案，活着依然很冷，但还是要谢谢你。”’
是啊，活着依然很冷。
（二）
高考完的一个星期，我陪父亲去了一趟南京。他的第十三次住院。
起初的几天，父亲还能下床活动。晚饭后，他带我冲进隔壁的玄武湖公园，走前头带路的架势，像回到旧居的故人，熟稔地解释人非物换的迁移。我和他坐在湖边长椅，拿出分装好的药片，他拧开矿泉水瓶，把圆的、长的、片状的、囊状的一捧灌进嘴里。最先几次来住院的时候，他还会自己骑车绕着医院周围漫无目的地转悠，只凭感觉，不看路标，骑到哪里就是哪里。单纯是想证明给自己看，癌症没有拖累到他的智识，不必大惊小怪。还有一次，他绕湖走到了很远的地方，站在步道的某处，对准湖心喊了许多保佑我与姐姐的话，发自肺腑的遗愿，廉价的奢望，傻得近乎幼稚。
他不喜欢滞留针，坚决让护士每天都扎新的针眼，左右手的血管被洞穿成一排密集的弹痕，错落有致的蚂蚁排队啃噬两段疲软的血管，他对手背上的发青发紫熟视无睹。在床上躺惯了，他长成一棵需要时刻输送营养液的树，吊在树干的药瓶寸步不离，一旦拔开嵌入皮肉的针管，尚在残喘的树杈会在转瞬间形容枯槁。他的下根越来越栓紧病床的支架，可枝桠上的绿叶却逐步褪色成摇摇欲坠的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转氨酶居高不下，消瘦之余，黄疸让他的面色涂上一层洗不去的蜡。
父亲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差，晚期病人大多会显露的暴躁在他身上表现尤甚，他会脱口而出锐利的语词，不留情面地中伤每一份殷切的关心。他没由头的愤怒常常长驱直入，漠然撕开好不容易结痂的划痕，把杜冷丁才能止住的疼痛撒进奔腾的血流，好像只要摔饭盒的力道再重一些，以后我望向遗像的时候就能少一点无所谓的心酸。他说自己有些听不见声音，闹着让医生开具一张去耳鼻喉测验听力的检查单。我从护士站借来一张轮椅，艰难地把他搬下床乘电梯。迈向没曾探秘过的检查室，要途径一块空旷的大平台，我把父亲推到落地窗前，让他稍等我一会儿，在这看看风景，办好手续，我直接推他去找医生。
有光从西落的方向打来，我跑回去推他进测验室，茶色的玻璃过滤掉热烈的颜色，他浸泡在一片未曾设想的光影垂头短憩，在靠近之前，我放慢节奏，从背后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他好像一下子变老了，如果我不认识他，一定会把他错认成谁家的迟暮老人，左顾右盼寻不到回家的路。在他身后站了一会儿，父亲迟缓地睁开眼，我们都没有说话，他也没有着急离开的意思。那一刻，我很想能让这样的时间能拖得再久一点，等不到为他养老送终的那一天，如此代偿式的满足似乎也不赖。我把轮椅调转方向，推着他驶向我们本来的目的地，幕墙外的支架在地板上被拖出此起彼伏的影子，就像一道又一道镰刀横扫在我们身上。
在门外等父亲的时间并不久，和做检查的等候室相比，这一层的休息区没什么人烟。第一回带父亲做核磁共振，我们坐在走廊的座位上等待叫号，身旁是位和父亲差不多大的阿姨，喋喋不休地和我们夸耀女婿是如何孝顺，工作都不要了，来医院比女儿还勤。她的头上顶着酒红色的齐耳短发，卷曲的弧度是与年纪不相适配的前卫，她问起父亲得的是什么癌，他白了一眼，皱起眉头。她能说会道的精神状态，看不出是个惨遭痛击的癌症病人，在肿瘤医院的走廊，行将就木的患者俯拾皆是，她像站错取景框的演员诵念错误的台词，丝毫不在乎招引来了多少奇异的目光。护士念到她的名字，她举手示意，拿下假发，暴露出稀疏的头顶。行云流水般顺畅，并不觉得扯掉的，是她故作镇定的顽强。有个五六岁的孩子走到我跟前，递上一张卡片，大意说，他是聋哑人，没什么钱治病，想要过路人行行好扫码给些善款，不用太多，五块十块就行。我无心揣测那几行文字的真假，本想趁早抽身，可他还是执拗地看我。见我稍有松动，很自然地翻开卡片的背面，贴心地印刷好两个不一样的二维码，支持不同的付款方式。明知假的成分更多，看他无辜的样子，突然软下心，正准备掏出手机买他一个不用挨打的夜晚，父亲划着轮椅推开门，厉声呵斥走了那个显然受惊的孩子。他责备我的愚蠢，这么大了还被小孩子骗，这让他不在了以后又怎么放得下心。我看他埋怨我的不悦有些窃喜，难能可贵的活力。
肝脏的衰竭让主治医生无从下手，他推荐了肝病医院的医生，让我与父亲问问她的诊疗建议。我们在清早动身，很久才找到跋山涉水的终点。床位的紧张，让过道的大半被病床铺满，每走几步就能听到的哀嚎与叹息，让背光的走廊犹如陈尸遍野的乱葬岗。我们闯入寂静无声的科室，一色的医生在对照显示屏敲击键盘鼠标，与世隔绝的呻吟被封闭在木门之外，他们如同生存游戏的后台掌盘人，对照严密的公式修正幸存者的生命数据，只要几番敲敲打打，就能救下某个垂危的活体。没人对我们的踏入感到诧异，拜访的医生还在开会，父亲不甘就此扑空，把拍过的片子一张一张地展示给其他几位医生看。他的肺、肝、脑，被一一排列在眼前，他们透过光板，凝望被癌细胞攻打蚕食的器官，像世故的屠夫研究着牲口的下水，盘算该从哪里下刀能快、准、狠地减轻致命的刺痛，用临床的经验度量将近的死期，我们都从他们的面面相觑中体悟到欲言又止的为难。
“我不想死。”他坐在我身旁，很平静地讲。他在走回去的路上哭了，我很少见他哭。
第二天，我把父亲留在病房，拎着透穿他体腔的几袋片子又跑了过去。我逐渐对看病的流程谙熟起来，大同小异的诊室成了另一块纵横的领地。我做起昨天和他一模一样的动作，第一块是肝，第二块是肺，第三块是脑，我复述这些器官被拍下照片的具体日期，扮演深沉的爱人汇报每一个浓情的纪念日。她的目光在胶片与报告单之间横跳，停顿下来的沉思，像在测验推销员口中的产品是否真的便宜又好用。她写给我一张药单，一笔一划的认真，让我错以为她有十足的自信，时至今日，我早已忘记了她同我讲的专业术语与服药事项，但在走回大厅前，她讲的最后一句话，时常还会在耳边延宕。
“如果吃了药还是没用的话”，她看向我的目光是触手可及的遥远，“那就只能回去，等死。”
回程的公交车，我幸运地坐上了空缺的座位。明明是刚撕下来的字条，却被捏出深浅不一的沟壑，那是第一回单独搭上南京的公交，空闲的另一只手还时不时地举起手机的地图导航。记得在离开前，我对医生是笑了一下的，嘴角不自然的抽搐，被看不见的造物主用绳线扯动了一下阳奉阴违的五官。也许，她也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可能高中刚毕业，也可能还在为高考辗转，或许看惯了生死有命，又或许对两隔阴阳无甚知晓，以她的智慧，一定不难推测出我与病患的关系。我察觉到在某一刻，她眼睛里电光火石般的于心不忍，可能话说到一半，她也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想到同样的遭遇若是亲临到他身上，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她没有拐弯抹角地为我添负苍白的希望，也没有用媚俗的奇迹粉饰既定的事实，她是精通死亡教育的，面对真相需要比哄骗自己更狠的勇气，再精明的医术都改变不了生活的结局。
我仔细地听着站点播报，抬头才能望见的显示屏，字迹在徐徐散开，宛如日记本的横格被溅上水渍，隔着蒸发掉的墨痕，只能依稀地辨出歪扭的重影。她的话反反复复地回荡，我压根没有从她的桌前离开，她讲了一遍又一遍，我听不懂也听不腻，公车上的我狼狈地用衣袖抹着面颊，声带里关押进一匹流浪的野兽，在脖子里横冲直撞地想撑开肉壁，隆隆隆地吼。
医院周边，最不缺的就是药房，一家一家地开，散布在马路的两侧，稀稀落落。新开的药方在肿瘤医院没有库存，药房的护士让我去外面的药店多问问看，多打听几家说不准就买到了。三种药名，全部凑齐几乎把整条街踏穿，拎着不同颜色的塑料袋，像在帮薛宝钗一味一味地拼凑冷香丸的配方，幻想把它们扔进炉子炼到一起，拿到的，就是药到病除的救命稻草。主治医生托护士叫我去一趟办公室，我敲开门，刚准备把袋子里的药挨个展示给他看，他在办公室翻箱倒柜地翻文件，像是有数不清的病患应接不暇，他抬眼看见手足无措的我，手指并没在书页间有所留驻，“快让家里其他人过来，得准备后事了”。
回去后，父亲问医生喊我去做什么，我背过身去说，“就是交代我，让你别忘了吃药。”
我调整呼吸的节奏，几个字讲完，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在医生办公室故作坚强，没掉一滴眼泪，回到病房后眼泪反而控制不住地断了线。他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扭过头去继续睡了。我隔了一会儿轻声说，“我去楼下买饭，一会儿上来。”
在楼梯间，我给姐夫拨通电话，听到他的应答后，还没完整地讲出几个词，喉咙里的呜咽就钳制住颤动的口舌，我勉强挤出一句话：医生让家里的大人抓紧过来。
“是快不行了吗？”
我没有回应他的反问，不愿承认他直白的理解正是医生的本意，一边走下楼，一边近乎咆哮似地哭。他兴许也是诧异的，在他眼里，我不是一个会对他外露情绪的人，甚至偶尔还会带有明里暗里的敌意。我出于本能地不敢告诉怀孕不久的姐姐，起码他是我唯一相信，会和我一样选择瞒她骗她的人。我不知道那一刻，究竟有没有把他视作家人，从始至终，我似乎都把他当作入侵者区别对待，不会和他说贴己的话，不会和他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不会关心他喜欢什么又不喜欢什么，但他却是我在那个楼梯间唯一想到的人。
下到手术室的楼层，台阶上密匝地坐着几排愁云惨淡的家属，神色迥异地在等待红灯熄后的定音。我从他们相邻的间隔穿行而过，如同迟到的观众混进等待报幕的观众席，只好用低头与弯腰表示没有守时的歉意，大家都在焦灼地等待行将开演的剧目，期待幕间的独白能带来宽慰的讯息，挽歌渐弱，回荡在幽闭空间上方的，只剩下廉价的诗句与拮据的爱意。
我挂断电话，和观众席里一只枯干的泪眼张皇对视，一种苦痛与另一种苦痛擦身，谁又比谁活得更容易。
姐夫谎称要带我回来填志愿，和约定好的一样，没知会姐姐实情，第二天他们就开车来了南京。在医院门口的饭店，我们给父亲过了最后一个生日。闹哄哄坐满一桌，蛋糕是姐姐让我上午去买的，几乎是一人份的尺寸，为了一种象征。他并没有动几下筷子，彩虹色的内里，几种颜色尝起来是同一种味道。母亲也有到场，几个人坐下来围成一圈，像一个幸福又完整的家庭。类似的场面在父亲的病床前也出现过，全员到齐，实属罕有。我们说着些稀松平常的话，不论病重，不论高考，不论把握不住的曾经与以后。
住回家附近的医院，认识了一批新的医生与护士，他们嘴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该怎么保证他的生活质量”。不难理解的句意，当时的我逃避着他们的言外之意，都是与“亡故”毫不相关的语汇，指向的，都是不可挽回的宿命。某天，有位医生恰好在走廊遇到我去打水，他叫住我的名字，问我满没满十八岁。我顺势点了头，他招揽我随他去趟办公室，眼睛里闪动了一点赌赢牌局的酣畅，稍纵即逝。他的雀跃立马被白大褂提醒的理智所抑制，“满十八岁可以签字了”，他递给我一张病重通知单。父亲的名字就在标题的下一行，几公分而已。
知道姐姐怀孕后，我顺理继承了瞒骗者的角色，开始把父亲的病情对她开始隐瞒，包括签完病重通知单的那天，我还佯装心无波澜。我们总以为，自己拥有足够强的能量可以抗受任何刻毒的笞刑，高估自己的耐受力，低估对方的自尊心，仿佛只要是独自忍耐，就能消解彼此身上的淤痕。我们为枉费的心机自我感动，深觉自己的伟大，可真相不会因为澎湃的心潮作出实质的更迭。
我犹疑地下笔，似乎在底端署上自己的名字，我和他的死亡就再也扯不开关系。曾经的他，被要求在我的作业本签上拙劣的笔迹，当我不必被“考卷需要家长签字”的恐惧支配，地位一转，如今，是我要对他岌岌可危的性命表示知情同意。倘若可以预见往后几年的人生，在最残忍的年纪，我陆续签过很多文件，有医院的、有火葬场的、有公墓的、有法院的，每次下笔前，我都会默念纸上的每一条说明，像签完一封又一封轻薄的遗书，每一行写下的，都是繁缛又深情的控诉。又像是接连签下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契约，但转而苦涩地想，好歹浮士德还拥有过返老孩童的时日。
医生说寿衣要提前准备，不然真到了派上用场的那天，慌里慌张，压根来不及。他煞有介事地补上一句，提前置办的寿衣不能离病人太远，既要藏在病房里的某处，又不能让父亲不小心发现它的存在。人有时候就会这样，一旦知道躺在棺材里的装束都被置办好了，自己也就把自己吓死了。
寿衣是姐姐亲自挑的，一套简净的西装，尺码比父亲平时穿的大一号，考虑到身体的水肿。我们没有告诉售货员衣服的用途，毕竟不是什么喜庆的事。印象里父亲没有穿过这么正式的服饰，甚至有点忘了他掉光头发前是什么样子了，结完账姐姐在店员去拿货的间隙哭了，收据联被她攥在掌心揉作一团，劣质的紫色颜料染红她的食指，她没有出声，只是在吸气的频次上露出马脚。
衣服买完，还有鞋子、袜子与帽子，姐姐带我走进几家熟悉的店，像平时逛街一样，我和她拎着大大小小的纸袋，尽管里面装着的，是要把父亲从头到脚包裹好送进冰棺的布料。她本应该这时候走进母婴用品店，站在林林总总的货架前，为即将到来的孩子挑选舒爽的睡袋，为性别的不确定纠结织物的颜色，可在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母亲前，她亲手买下的，是将会与父亲一同进入焚化炉的衣装。我们在临街的窗户旁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她嘱托我给父亲穿寿衣的时候动作得干净利落，不然身体僵了由不得人使唤。尤其不能把眼泪滴到他的衣服上，这是最忌讳，也是最不吉利的。
她喝光杯子里的水，我们默契地假装无事发生。
（三）
十一年前的某个晚上，我坐在家里的楼梯口死死盯住楼下卧室的大门。姐姐问我坐在那里做什么，我把手指靠在唇边，作出让她安静的手势，小声嘀咕，“我听到楼下开衣柜的声音了。”
父母的离婚事发突然，但仔细想想，一切都有迹可循。
争吵是在暑假集中爆发的，白天安宁的房间，在夜晚，会变成暴虐的战场。枕头、桌椅、手机、书本、口舌争辩。无论什么日常的琐屑，都会成为点燃争吵的火引，吵到歇斯底里，吵到万物静默。我和姐姐习惯了从他们的房间传来的各种声音，他们像单打独斗的护国骑士，每晚都与敌人作殊死较量，谁也不拜于下风。关系稍有缓和的几日，我们一起去了声势浩荡的世博会，上午亚洲，下午欧洲，晚上非洲，天南海北，周游世界。本以为是修补婚姻的疗愈旅途，回来后才发现，其实是对四人家庭的一场虚情假意的告别。后来吵得最凶的一次，她安抚了目睹全程、中间几次想劝架拉开他们的我，她很坚定地说：“爸爸妈妈不会再吵架了。”
她确实言而有信，那句话被掷地有声地说出口后，他们的吵闹成了童年时代最悠远的历史，再没发出过微弱的余音。母亲在我新学期的第一天上午，打包好全部衣物，从记忆里永远兵荒马乱的家流窜，我杀死睡眠、决心捍卫的衣柜，在最后关头，大意失守。
自此，母亲在我的生命缺位了七年的时间，再一次见到她，是因为父亲的癌症。上一回还得仰视看她，再相会，几乎已经平视了。她在会面的终了，小心翼翼地对我说，觉得我没有以前爱笑了。我对她挤出一个尴尬的弧度，以前又是多久以前，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离婚前，父亲在看守所待了九个月的时间。徇私枉法。
奶奶在父亲进看守所后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戴上老花镜，试图一字一字地翻起《圣经》的典故，无论和她说上什么，在每句话的末尾，她都会加上“感谢神”三个字。大门上的“家和万事兴”被刻写上“以马内利”的匾额取代，质地不同的宣传画排布齐整地贴在客厅，体态各异的救世主在坑洼不平的墙上围成一个圈，“马太福音”成了编织这些图样的坚韧引线。她每周去做礼拜，没有人干涉她一下子投奔的信仰，对于她在教会的经历，更是一无所知。直到她同样因为癌症去世，在葬仪上，才发现她有一群因为共同相信着耶稣结识的朋友。她时常为父亲祷告，有一次听到敲门声误以为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事发后，没有人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本该团圆的中秋节，他没有回家。一些片刻，我总能听到他们打着电话讲起我听不太懂的名词，甚至徇私枉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也是笨拙地查了词典，才明白具体指代什么。把来龙去脉摸个清楚，是某天晚上偷看了茶几上的判决书。那年中秋，街边到处都售卖着各种颜色的孔明灯，在还没禁放的节日，公园草坪上的星星点点，都是聚在一起在放走孔明灯的人。那次，我们也有到场，姐姐用笔在侧壁写下“爸爸早点回来”，我看着它慢慢升上天，用来引燃的，是一团包裹蜡烛的卫生纸。我试图记下它腾空直上的轨迹，回忆起不久前姐姐和我说过，“爸爸确实犯了错误，但你不能觉得爸爸是坏人。”我们抬头仰视那行单薄的心愿，扑闪的火光透过纸膜，倒映在我们木然的脸庞。
我给父亲拍过一段视频，姐姐的提议，让母亲去探视父亲的时候可以播放给他看。具体说了什么如今想来都变得模糊不清，唯一留痕的，是在视频最后，我支支吾吾说出的一句“我很想你”。录完后想象了一下父亲看到视频后的样子，也许只能隔着玻璃，无声地猜测屏幕上的口型，从未有读唇概念的他，又能不能分辨，在尾声四个平常的音节。
她在起诉离婚后的两个月，来学校偷偷找过我，前后三次，父亲不准许我们私下联系。他把这当作是对她叛逃家庭的惩罚，也是对她撇下我独自潇洒的反击。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想，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只会成为任何一方的累赘，是不是真的不配索取义无反顾的一份爱。闹到鸡飞狗跳的家庭伦理剧，争夺抚养权的情节是否发源于真实，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争斗旋涡的核心，还是说，我不够资格成为一件必须争夺的物品。
衡量爱的标尺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什么曾经感知到的爱，一夜之间都标上了支付不起的价码。我嫉妒屏幕里哭着争来争去的家庭，嫉妒那些在父母离异后有机会选择跟谁生活的孩子，我承认那是我所想得却得不到的。父亲时常把“被抛弃”“被忘记”的词句挂在嘴边，我像个被仇家收留的可怜弃儿，不知感恩地吸食不属于我的关切。
偶然的机会，父亲在学校与老师讲起家庭的变故。他们谈起母亲的探视，秘密的往来被公之于众，我挑战了他不可触犯的底线，拆掉了他精心设计好的道德刑具。他回家后暴怒地和我说，会让我以后一分一秒数着过。实在受不了，他就把我送到母亲那边，至于对方愿不愿意接纳这个负担，还真不好说。姐姐在父亲推打我的全程缄默，她的事不关己比威胁的话语更让我望之却步。
我被一棒子打死是这个家的叛徒，坐拥父亲与姐姐的照顾，心里念的是母亲曾经对我的好。有天夜里，我脱口叫了声“妈妈”，第二天父亲在餐桌上说，他听到后直想把我从睡梦里扇醒，想亲口问问我，是看到了什么温馨的画面能叫得如此深情。他扔掉了所有与母亲有关的物件，包括被我系在包上的星座挂件，是她用针线绣出来的装饰物，缝合的切口已经吐出几团劣质的棉花。我问他这个能不能留下，我用习惯了，父亲没有听我解释，倔强地把它扔进垃圾桶，不允许任何睹物思人的可能。但凡有空闲，他都会骑车跟在我身后，无言地保护我不被外人的侵扰，他在固定的停车位一直等到我下课放学，中途偶尔打量几下周遭可疑的人流，门口的围栏把我关进自由的监牢，他是墙外最英勇的守卫。
他们要我学会无情，对抛弃自己的人决绝冰冷，哪怕过去受过枚举不尽的恩泽，必须悉数淡忘。不能在“我的母亲”“我的家庭”之类的习作中袒露真心，不能在瞥见全家福上她的面孔心有戚戚，否则面临的，又是无休止的盘问与审讯。事实上，迅速忘记一个人的存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只要心里含住恨意就好，在被窥探监控的间隙，在战战兢兢的回家路，在填写家庭信息的契机，拿出来咀嚼反刍，用绵亘悠长的仇恨搅拌可悲可叹的依赖，用入骨铭心的不甘熏烤自我开解的劝慰。只要把遭遇的所有伤心，都归功于她就可以了，恨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忘记一个人就这么简单。
一次放学和同学约好出去玩，临时起意改了地点，姐姐没在原先的地方找到我，回家后罚我面壁下跪，不说停不能起。直到跪到客厅的灯都熄了，她也没允许我站起来。跪在一团黑暗里，我游移地开始相信，低廉的快乐总归是不道德的。局部的麻痹缓轻不了濒死的病症，药效过后，涌上来的切肤痛，会比先前更难以承受。白天笑得越是开心，夜晚归家后，越要有直面落差的心理准备。凡是在外，嘴角多上扬一下，都是对满目疮痍的家庭不知羞耻的叛逃。即便此后，我没有丧却笑的能力，可每每在短暂的快乐后，留有余味的，都是一阵轻飘的负罪。它让我觉得，自己在触犯某种背德的罪孽，让人上瘾，让人着迷，让人忍不住想接近那股捉摸不定的隐痛，我痛故我在。
写小说的源起，也可以追溯到他们离婚以后，在此之前，似乎没有什么虚构的欲望。对于前十年的记忆，停驻在脑海的印象，都定格在恍惚的顺意之中。最严重的，也不过是学琴、学书法的间隙挨过的打骂。迈过离异这道分水岭，我相信起小说的力量，相信笔下可以任由我摆布的世界不会在瞬间信仰坍塌，它会更有秩序地起伏，也会如我所愿更改无法反转的定局。我试着把自我的人格无限拆分，让故事脉络中的每个人物，男的、女的、年轻的、年长的，都成为自己的分身，寄希望于他们，能与我一同周游在此消彼长的残缺，或是替我看看那些触不可及的完满。书写的故事还没进行到一半，姐姐发现了本子上可疑的笔迹。我忘记了草稿上具体编撰的情节，但没忘记她哂笑着朗读起开头的嘲弄。她一张一张地撕碎了顽劣的字迹，我站在她的对面，什么也做不了。
父亲生病的寒假，姐姐在我的书桌对面装上摄像头，我抬起头就能与它三目对望，她在屏幕的另一端，自如地窥探我的一举一动。摄像头附带远程对话的功能，偶尔，姐姐的声音会忽然荡在书桌的上方，我抬头回应她事无巨细的关心，想象面前陪伴自己的，并不是一台让我坐立不安的监控。或许，她是有道理的，虚无的信任在不争的事实面前只会失语，若想避开大费周章的相互猜忌，楚门的世界能提供最简单有力的证明。与它和平共处的一个月，我又找回了那天跪在黑暗中的惶惑，尊严像潮湿的墙皮一层层地剥落，我被一片美其名曰爱的海洋吞没。
我们很爱对方，很爱很爱，爱到恨不得捏紧彼此的心脏舍不得松手，费力挤压出粘稠的汁液。我们都有各自表达爱的方式。
再一次听到母亲的消息，是在初中以后。平常的周五下午，教室里的我与他们在音乐课的中途奋笔，不约而同地信奉只要提前写完黑板列示的作业，就算通过了愉快周末的资格考试。我被叫出门外，陌生的老师带我去了间会议室，我听他提及“妈妈”这个称谓，为之一惊。
像是隐瞒了多年的秘密被打上一盏白炽灯，破陋腌臜在无处可逃的光照下一览无遗。
他说他是母亲的高中同学，她托他问我，愿不愿意见她一面。她把见面的选择权交给了我，没有贸然地闯入，懂得分寸的礼貌，不再像当初离家时的那般果敢。我摇摇头，说还是不了。他尽了同学应尽的情分，不惜讲了很多自己的家庭，好话说遍，开导我，感化我，劝慰我，从上课铃打响没多久，一直到打完下课铃走廊慢慢聚起零散的同学，我的油盐不进大概出乎他的意料。无论他讲出多煽情的语言，我仍旧摇头说不见。他问起我小时候与她相处的细节，我已经都不记得了。我并没有因为抗拒邀约就停止搜刮记忆，我很认真地回望在那个完整的家庭，我与她相处的点滴，奇怪的是，好不容易看到的画面，都蒙上了一层毛玻璃，重重叠叠的人影，甚至不确信，跳脱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自己。让步到最后，他问我可不可以让母亲从房间外面的窗户看一下我，一眼就好。我还是不加犹豫地摇头，他放弃对我的催眠，在走之前疑惑地自问，为什么会有孩子对母亲这么抵触。
我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在推开门跑回教室的路上，觉得自己无比忠诚，忠于父亲与姐姐的养育，忠于很多难以名状的郁结。那一刻，很想立马告诉父亲，自己有多经受得住考验，对于他们的爱，我有多感激涕零。以及最重要的是，我的大脑真的有在删除同她共处的碎片，我开始不自觉地遗忘，不再是立场摇摆的叛徒。我学会了恨。
离婚后，她去过版图所及的许多地方，我不曾记得和她相处的日子里，她有多爱爬山。再次说上话的七年后，她已经因为损了膝盖，不能随心所欲地翻山越岭。可能我打心里是责怪她的，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会酸涩地联想，在她恣意驰骋的时候，有没有关心在意过好久没见的我在做些什么。归根结底，我改不了贪婪的本性，还是想当然地认为养育是爱的佐证，责任是关切的正名。验证爱的无条件，不是几次探视就可以推演出结论，从第一步的离开已经出错了，独自出走让整个方向滑向反面，力挽狂澜的紧迫，只会给一错再错的答案引来鲜红的叉。
他离开后，母亲渐渐介入我的生活，送走了一位家庭成员，接替上的是新一位。对于她的陌生，疏离得有些可怕，讲礼数，知进退，似乎哪里都不符合亲人间该有的相处模式。她对我的客气无可挑剔，直至今天，我们都没有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我会多心地想，她现在对我的好，是真的发自真心，还是对缺位七年的弥补，毕竟本可不必偿还。最初，我不敢接受她太多的关照，怕接受得多了，会背叛父亲掏心掏肺的爱与真情，一边是唯唯诺诺的惊惶，另一边是心猿意马的叛变。总觉得，她在某种意义上窃取了他的劳动果实，顺水推舟，船到桥头自然直。
父亲生病后，有几次四个人同时出现在病房。他褪去了你死我活般的偏执，同她平和地在我眼前共处。有几个瞬间，我发自内心地幻想，他们当初没有离婚就好了，现今再弥合，也不算太晚。不切实际的念头很快被打消，另外的一个声音郑重地发出警告，再没骨气地多想一秒，都是对那些沙哑的怒号血淋淋的遗忘。
（四）
父亲是在七月十九号的早晨去世的，前一晚我没有在医院陪护，适逢一周难得能回家睡的一晚。接到电话是在六点多钟，另一端的声音让我和姐姐快些过去，路上还没预感到将要发生些什么。看到他皮肤上大大小小的红斑，才察觉到事情的不对。他像一个被烧伤的病患，刚从大火中抢救而出，尤其在腹部，凸起了斑斑点点的脓包。父亲照例让我给他扇风，幅度小了，还呵斥我多使点劲，他闭上眼睛，没再环视围成一圈的都有谁，张开的嘴巴，好像还有话没说完。
我开始给他穿寿衣，和僵硬的肢体争分夺秒，里三层，外三层，严实的包裹与夏天的气温格格不入。姐姐被推攘着离开病房，临走前，她还在用胳膊抵御拉她出去的人墙。按照惯例，怀孕的人不能靠近死亡的现场，病房不行，灵堂更不可以。我摸着他的额头，体温在以追不上的速度下降，穿外套的时候已经明显感受到了他的不配合，像不谙世事的孩子，固执地给关节固定的娃娃添上喜欢的新衣。
协理丧葬的主事人在他咽气后没多久就抵达了病房。在医院周遭，有两种店一定少不了。一种是帮病患家属煲汤的铺子，另一种是在招牌底下印出“丧葬一条龙”的门面。一个熬出稠密的营养为疲弱的身体续命，一个撑开伞状的花圈嘲弄着生命的无能。他挥一块热毛巾给父亲擦了脸，在他没合上的嘴巴与眼睛上敷了一会儿，一只手按他的下巴，一只手扶住头顶，两只手相向推挤。检查完没有疏漏，他把父亲挪到了担架，盖上一块白布，与很多影视剧相似的情节。到了一楼，电梯厅排着乌泱泱的长队，他们的目光触及到担架与白布，纷纷背向身后，商量好的一般，不肯多看一眼。他被整个放进制冷的容器，不长不短的车程，我回忆了许多与他相处的画面，每途径一块熟悉的街区，不自觉地就蹦出了和他在那里留存的过往。我在下车前掏出手机，给约好的同学发消息，高考完唯一的相聚，恕不能如期出席。
父亲去世的当晚，姐姐从家里打来电话，说自己在房间，听到从他的卧室传来打鼾声。她有些害怕，问我们能不能在亲朋都离开后回来一趟。
包揽丧仪的主事人若有所思，他说，估计死者的魂还舍不得离家，在走之前，想回去待上一阵。他要带我们去招魂，把恋恋不舍的意识安置回冰棺里的身体。他绘声绘色地解释，让我怀疑其中的来源与依据，姐姐逼真的描述，又让我们不得不得去完成这场玄妙的仪式。走进他的卧室，绕床走了几圈，他让我喊几声父亲的名字，劝他跟我们一起走。走三步喊一句，循环的句子，一直喊到看见肉身为止。我照他说的做了，即便内心保留猜疑，为了给姐姐心理安慰，按照他的要求，我完成了一次对灵魂的牵引。她没有再听到奇怪的声音，我们也没有再对魂魄离身的阐述刨根细究，我不记得那天晚上，对他说了多少次，“我们搬家了，要跟着我走哦”，我在走出单元门后，克制不住地哭了，搬家搬家，他的新家，原是个携带便利的黄色方盒。
在灵堂待到第三天，父亲下葬，碰巧撞上姐夫单位的竞聘面试。前一天下午，闹哄哄地来了一群他的同事。他们讨论面试的时间，来回估算下葬结束后，他能否来得及赶到现场。我看向聊得热烈的他们，慢慢渗出由衷的羡慕，羡慕他能有一群为他设身处、思虑周全的朋友，哪怕是在常人眼中并不吉利的极阴之地，都不辞辛苦。
按照风俗，出殡路上，需要两个人走在最前面，一个手捧骨灰盒，一个手捧遗像。本是我与姐姐该出演的告别式，但她不被允许参与葬礼的事宜，责任自落到姐夫头上。我明白他的为难，错过几年一遇的升职机会，赔进去的，还有抬不起头的灰暗时日。说到底，他对父亲的关系毫无血脉的维系，完全出于婚姻关系的附属，何况相处的时间，也就是他生病后的一年。我能理解他碍于道德审判的畏缩，担忧就此重伤培育中的新婚绿芽。我劝说摇摆不定的他，真的想去那就去，我一个人有办法解决。他和电话另一头的姐姐商量，最后以她的威胁告终，如果把我孤零零地甩在葬礼，回来就办离婚。
他放弃了往上爬的机会，参与了下葬的全程。他拿遗像，我捧骨灰盒，默契的一对搭档，奉命在执行某个简易的任务。在途径两座桥，他和我一起呼唤父亲的名字，叮咛他别走岔了路，要跟好我们前进的步调。尽管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在几个月后他与姐姐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会把这次的牺牲，当作前程挫败的凭证。
我们来到他的墓地，半山腰的位置，他是这一片区最早的居民，相邻几排的墓碑，都还没刻上宅主的姓名。我把骨灰盒放进地面的缺口，连带递进去的还有皮包、手机与证件，如同在欢送他入职某个新的单位。手机的电池是要提前拿出来的，为了避免暴晒后爆炸的可能，包里放着许多他喜欢的物件，周围的长辈磕完头，都恭喜他“升官”了，念叨些期望能保佑我们的话，大家都无比确信，一旦肉身凡胎经历了粉身碎骨，一瞬间就会附着上神力。
那天，我第一次来到殡仪馆，从天黑等到天亮，等着头炉火，据说是极好的兆头。
出发前在灵堂，要把烧纸的火盆摔碎在地，主事人讲了很多要格外关照的地方，动作不能拖沓，越用力越好，摔完了才能把面无血色的他抬进另一个幽闭的铁盒。后来在奶奶的葬礼，我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流程，我打断了不必要的嘱托，解释起对送殡的风俗难得的习以为常。
先是办手续，在前台出示死亡证明，手续齐整，会领到一本火化证。他们把遗体被搬下车，有专门的化妆师给他化上修饰仪容的淡妆，在冰棺里静置的三天，他浮肿的脸，被冻上了一层暗青色的面具。
不同的火候价位是有出入的，火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骨灰的粒度，病故的死者需要烧得更久，听说他们的身体比普通尸体硬得多。在推进焚尸炉前，殡仪馆可以安排一个象征性的送别礼，前后不足十分钟。主持人用奇怪的口音，照本宣科地朗读悼词，他需要做的，只是修改掉死者的姓名，熟练到几乎能脱稿。没人在意一连串空洞的哀悼是否充沛动人，也没有人在意他口中的沉痛是否出于对生命的某种敬畏，他在执行一场灰飞烟灭前的倒计时，当蹩脚的陈词不再由他娓娓讲述，包裹体面的遗体会被推上操作台，像在完成一台新的手术。按下按钮，传送带间的齿轮挤压着规律的响动，咯吱咯吱，炉口洞开，初极狭，才通人。他消失在椭球状的洞口，仿佛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在众目睽睽下完成了一次有去无回的献祭。夹杂哭腔的几声叫喊，是这场祭祀理应念下的咒。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他“躲火”，要指名道姓地喊出来，别把神魂遗落在不知道燃烧过多少躯体的铁炉。我站在炉子外，等他用全新的身形面世，空气里时而传导来的灼热，让我不自觉地想捕捉飘来的气味。像焚毁的塑料被扔进清澈的水体，冒出来的滚滚浓烟稀释在了黏湿的溽热，味道是一阵一阵地侵袭上来的，伴随火焰跳跃的节奏，一下子压来一大片，蛮横的气势让人在刹那间喘不上气，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绸缎，死死盖住呼吸的口鼻，在体腔汹涌翻腾，时刻都有窒息的危险，不给一点苟延残喘的余地。焚尸炉的红灯跳成绿色，他的头盖骨没被烧得彻底，他们拿出特制的锤子，在不规则的骨头上敲敲打打，碾磨成粉，封装进盒。我在他抬起锤子的瞬间扭过了头，从声音的强弱，想象着骨灰被无情拍打的疼痛，锤子回落的每一下，都像把铆钉扎进皮肉鲜嫩的心脏，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和施工现场嘈杂的敲击声大相径庭，近趋于击打木鱼的温和，咚咚咚，咚咚咚，打散不尽的绵亘。
两年后的另一场葬礼，我没再扭头逃避，仔细甄别起骨灰的颜色，比纯白多了几个灰度。我端量了很久焚化炉倾吐出的成品，单凭最终的形状，很难分辨这些碎片都从属身体的哪个部位。先是把粒度大的骨灰倒进待哺的盒子，细琐的粉末，需要一个类似吸尘器的工具辅助。它把漏网的骸骨吸进体内，发出的噪声像在进行一次寻常的清洁。从透视的光影，我看到在管道的内壁，稀疏地附着上有大有小的颗粒。也许，它也记不清自己吸食过多少人的骨灰，陌生的粉末不期而同地在管腔挂壁，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本来天南海北、无甚交集的他们，在层叠的褶皱狂欢相聚，总归不算孤独。
我们都在被一个能诱发癌症的基因控制，奶奶、父亲、姐姐，随时会触发某个会崩盘的程序，下一个会轮到我也说不定。我在奶奶的丧仪上没掉一滴眼泪，甚至偶然间觉得泰然，对即将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了如指掌。我害怕自己的冷漠，害怕自己不会再因为生死之事心有波澜，害怕在一次两次的死亡教育中，学会的是叫人不寒而栗的扭曲。我怕自己变得无情。
（五）
父亲去世的次年，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名字赫然跟在“被告”其后。
再往下扫几眼，在文件最开头，我读到了他的名字。那个时候，已经很久没见过父亲的名字被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像某种警示，提醒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他的存在。
邮政寄发的信件，需要本人亲自确认签收，信封上明明白地印刷出法院的落款，邮递员和我确认签收的时候，多瞄了一眼信件上的文字，随后他看向我的目光，是洞察了一切的惊诧。起因是父亲欠下的债务，他瞒住了我与姐姐，有个人的，有银行的，统统起诉到了法院。缠人的官司横贯了几乎整个大学生涯，一直到考研前夕，银行卡也突然被冻结。电话客服给不出合理的解释，专程去了趟开户行，柜员刚说完“法院”两个字，我就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原委。玻璃窗后，聚来另一位工作人员，我用简洁扼要的说辞概括完曲折的经过，就像前几次和法官的谈话。
大四上学期，上完了本科最后的几门课，其中的一门就业指导，期末作业是上交一份求职简历。
我填的工作方向依然与本专业毫无瓜葛，虽然并没有招来老师的发问与质疑，最终收到了一份不好不坏的面试邀约。我的私心在投递岗位的属地上袒露无疑，好像两个月的实习本身无足轻重，能找到一个靠近邯郸路二百二十号的机缘反而更加紧要。抵达上海，是在元旦过去的第五天。坐在从虹桥到南京东路的地铁车厢，每到一站，都会不自知地去适应上海二号线与南京二号线迥然不同的广播语音，仿佛只要熟悉了提示音陌生又冰冷的语调，就真的能融进这座城市的一个部分。地铁上邻座的阿姨对着电话另一端，控诉今年的生意有多么不顺，这季度的货又被扣在海关动弹不得，但临了没忘劝说对方还得相信自己，她很能旺别人财运，同她做生意总是好的。
面试约定在隔天上午，一家经营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本土企业，传言周璇都穿过他们做的衣服。是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牌子，尽管把它的名字同杂志编辑组合在一起，又多少有点违和。来回聊了快两小时，话题的大部分，都围绕着在学校主编的刊物。离开时有顺道扫几眼走廊的装潢，和想象中坐落外滩的单位不同，构架成“回”形的墙上，透出来的像是七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那种金碧辉煌，往日奢靡似乎已在潮涨潮落里褪去，如今再回头看，反而能从繁盛的粉刷看到几点无名的哀愁。
来上海之前其实就劝慰过自己，能成就成，成不了就当作是来上海玩一趟。考研的最后一个月，已经没办法强迫自己写出点什么新东西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图书馆五楼的沙发上度过的，反反复复地记，断断续续地忘，乃至于最后都不确信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能倒背如流的东西。可以打印准考证的那天，同样也用差不多的话和自己讲，能成就成，不行大不了就再来一年，没什么关系的。可面试的结果出奇顺利，考研却让我短暂地享受完被麻痹的迷醉后跌落万镜楼台。事实证明，那句“没什么关系的”，并非发自真心。
看房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想在上海找到价位合适又交通便捷的短租房，远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东奔西走的路上，忽然觉得租房子才应该是社会化的第一步程式，再烦琐的实习就算搞砸了总有别人顶上，而看房的挑选与摇摆才是真正独立面对某种真实。一座建在闹市区的公寓，低价能租下的只能是没有窗户的那一排，而另一排的房间，窗户只有一块电脑屏幕那么大。朝南的总是比朝北的贵上许多，往往朝北的房子在介绍上会用西北、东北的字眼混肴视听，好像在方位上加上东或者西，就真的能有阳光能短暂点燃不见天日的庸常。这里有很多人住在没有窗户的鸽子笼，也有很多人住进朝北的格子间，每天的指望都停驻在要是遇上个晴天就好了，起码黄昏时候能斜斜洒进来几缕绵软的日光。还算满意的一间，最大的缺憾就是朝向，临别时管家很熟练地开导，朝西的房子其实很适合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刚好傍晚打进来的阳光能烘暖房间，冬天回来后屋子不会太冷的。想来他应该对所有看房的潜在顾客都套用同样的说辞，而实际上，他的劝说是有动摇我的，几经纠结，我也确实选了那一间只有二十五平的单室套。
在同等的价位，我确实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说是朝西，入住后打开指南针，发现房间还是朝北得更多一些。有几秒钟的愤慨，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来说受到了蒙蔽，望着窗外车来车往的高架，桥的彼端除了一个加油站与几栋居民房，还有一座看着就会造成严重光污染的写字楼，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期待着能从对岸玻璃外墙的反射光汲取到一点不经意的暖。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选择那间房是对还是不对，毕竟终年冲洗它的，只是往往复复的、将晚未晚的暮光。
定下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地理位置上与复旦的接近。虽然两公里的距离着实要走上一阵子，但好像只要住得离它稍微近了一点，我离创意写作的梦也能更接近一点。入住当晚，我急不可待地跑了过去，沿着外墙走了又走，栏杆上校徽的标识成了唯一能触碰到的开关。校门口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在等红灯，骑车的占了大部分，旁观他们鱼贯而出、鱼贯而入，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会不会也有成为他们的一天。耳机里放着备考期间循环过的复旦校歌，终于走到校门的正中央，远远地凝望被夜灯照亮的四个字。几个月前的某个夜晚，在梦里我终于得偿所愿，周遭是新生报到的现场，来了辆要带我们去往中文系办公室的校车，我很笃定地没有上去，自顾自地要步行着去找，因为想亲自去丈量，我与这座伊甸园的最后一公里路。
梦的最后，我屡次碰壁，怎么都没有找到西主楼的目的地，拐进过几处奇怪的角落，在错综盘绕的楼梯间迷失在了分岔的迷宫，就像卡夫卡笔下声嘶力竭的K至死都未能进入的城堡，隐喻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不清楚那天晚上站在门口把校歌听了几遍，但确实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圣地，是无数个日夜泪流满面都在抬头仰望的光，甚至于把“自由而无用”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即使我也清楚得很，真实的它远不会是我想象中那么完美。听起来，把一所学校视为生活的意义相当荒唐。可是人，总归要相信一些东西的，我的精神自留地。
实习的两个月路过复旦很多次，有些是无意的，有些则是刻意的，很喜欢听到公交车“下一站，复旦大学”的播报，总觉得如此日常的声音，是把这里彻底纳入生活场域后才该听到的，尤其是喇叭里捎带的上海话，总是能抚平一会儿等待分数的惶惑。就这样，我终于也住进了自己的鸽子笼，在早晚高峰的地铁站，乔装成一个与千千万万的沪漂所差无几的城市零部件。在虹口足球场，从三号线换乘八号线，站内贴满某个网文网站的广告，附带的人气排行榜，贴心地按照受众区分了类别。奇异的标题与夸张的封面拼凑出电梯旁的两整幅广告，巨型背景板前站定住的，是自动让出步梯左侧供人奔跑的他们，没人在意总裁是否拥有惊心动魄的爱情，也没有人关心穿越后会遇到怎样的权位争霸，明艳的插画蛊诱他们从不满足与不甘愿中抽出身躬逢一段惊心动魄的奇遇，而他们的无动于衷在夸大其词的标语前又像极了一场行为艺术。
我在实习单位做编辑，那里三十岁以上的员工，交流都用的上海话。本来觉得做刊物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按照以往的经验一步一步地来就好。刚来的前几天，被问到对板块设计的建议，说了许多整理出来的想法，看着主编一条条地记在本子上，心里觉得，这里可算没有白来。但建议终究也只是建议，他没有再提及变更栏目的决定，继续按照往年的版式一期一期地审阅。本以为他们选择我是因为文学的功底，后来才从交给我的选题中慢慢领会，他们看中的，是财经专业的学习背景。
我焦灼地等初试成绩，不止是我，办公室的他们同样在等。在公布成绩前的周末，我去了一趟静安寺，把能拜的佛像挨个拜了个遍，临走前还拍下了屋顶上醒目的“同登彼岸”。紧接着去了常德公寓与作家书店，沿着巨鹿路，在那所“花园单位”门口深情地瞻仰，偏执地认为，如果成绩还不错，迈进这里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两天后，当我真的拿到了一个能够进入复试的成绩，尤其是出乎意料的写作分数，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对自己到底配不配拿下这个分数的迟疑。在习惯了不顺遂的生活后，真有一份珍贵的邀约摆在面前，其实会下意识地不敢接受，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有享用它的资格。
为了好好准备复试，我向实习单位提出离开，出租屋正好行将到期。坐车回家的前一晚，我又一次走到复旦门口，摸着外墙的砖块，哼起听了无数遍的校歌。我没有为上海之行的结束觉得伤悲，舍不得与放不下的，是这座有可能接纳我、也有可能拒绝我的校园。我安慰自己只是短暂离开，顺利的话，我会在这里开启人生的新阶段，会实现很多年前立下的心愿，成为怡微老师的学生。好像只要能拿到复旦的入场券，我的人生就能变得顺利一点，对过去的波折能既往不咎地释怀。如果可以，我愿意把前二十二年的遭遇，当作是进入复旦中文系要付出的代价。心甘情愿地置换，只要真的给我这个机会。
录取十一个人，我的初试排在第九，大家的差距都很小，竞争激烈。
准备复试问答的过程，像重新爬梳了一遍自我，对以往的种种悉数开始了回忆，在直面很多问题的时候，回头看写出来的答案，往往出乎意料，旁观者清。
复试当天，和先前排演过的一样，我回应着老师抛来的提问。决定生死的半小时，一连串答了十几个问题，自以为还算是顺利，结束后还自作多情地揣测，既然问了那么多，或许是对我的经历感兴趣。关掉摄像头，我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反而是觉得有什么东西，一下子从身体里被抽空了，支撑自己走过很长一段路的依仗没打招呼地消失，一种莫名的无意义感弥散在体内，我与精神上的颓唐安静共处了三天。直到收到了复试淘汰的短信，我一时间只感到局促。
我在三天的等待期，竭力地扼制自己飘忽的想象，它像一个羞赧的秘密，不敢公之于众。不断地自我催眠，但凡对未来幻想得过了火，它就会相应地和我扯开咫尺天涯的距离。我想不明白与它失之交臂的理由，那条短信给我打了当头一棒，而面试成绩在几分钟后，又给经年燃烧的心愿泼上一盆凉水，坦途幻化成深渊。很难解释清楚，文学，或者说写作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当然不会认为，一次复试的淘汰，就代表我被否认了全部，我只是恨自己的软弱，好不容易都走到这一步了，却还是两手空空。兴许我的运气，在得到一百四十五的写作分数后，已经消耗殆尽了。之前从来没获得过这么大的肯定，就像有一束光，突然打错在了戏份寥寥配角身上，留驻的几秒，是他的高光时刻，但对旁人来说，不过是一次忽略不计的舞台事故。
四年前，在怡微老师的活动现场，签名的环节，她问需要给我签些什么，我脱口就说，“我希望成为老师您的学生。”她给我签了一行“欢迎报考我们MFA”。后来谈到目前学的专业，我照实说了会计。她慧黠地笑了，讲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备考的间隙，我时常还会拿出那行字反复端量，尤其在拿到考研准考证的当晚，像是要盛装赴往一场试炼，希望下次站在她的面前，不再是以读者的身份，亲自告诉她，我真的和四年前约定好的那样，有报考复旦的MFA，我也真的有，必须选择它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