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端午的小长假还是太小了点,假期时节,出行的人好比七夕的喜鹊,约好的倾巢而出,奔赴着浪漫约会,但也阻塞了各条公路。这好像有违喜鹊的初衷,本是一心搭桥造路,却反而使之堵得更加彻底。于是便吓得部分喜鹊闭门不出,而我便是其中一只。
其实自从年后回到上海,便一直想回家一趟,并不是因为思乡情绪的泛滥或是心中有事牵挂不下,而是总觉得回家是一件应尽的义务,这其实是比较可怕的。欲望和责任是两种不同的驱动力。回家这种事不应该是以某种履行责任的形式来完成的。都说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回家应当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迸发,而不是自我约束。以义务来要求自己完成,恐怕不久会生出抵触情绪,这是值得警惕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买上了回家的车票,在小长假的后一个周末。
回家的旅途比较漫长,但总归是轻松的,能够放下一切的焦虑与不安,那是一种久违的舒畅自在。周末也是城市放松的时候,大巴车也可以在出站后四处接客,交通上的管制对其也是网开一面。司机降价出售车票,无需走站内税务,买票的人也可以省掉一些开销,这是一笔怎么算都划算的买卖。期间便接上了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十岁出头,一个三四岁左右。妇人艰难的领着两个略显拘谨的孩子上车,倒是显示出久经磨砺后的干练。一手抱住半大的弟弟,肘间还挂着一个塑料袋的吃食,一手推着哥哥道‘找个位子先坐下,妈妈找个并排的空位一起坐’,顺势取下肩上的背包,放下手中的弟弟,探出头四处向内张望。似乎坐大巴车的人都喜欢靠窗而坐,因为脸可以向外,车内便是另一个世界,车外的世界才是自己的。上车太晚,车上最终没有并排的两个空位留给她们。于是这母子三人最终被拆散在临近走道的三个座位上。大巴车继续在城市中穿梭,高楼寰宇,曲折的立交高架林立,钢筋水泥总是拒人千里,令人生寒。
出城之后,路边的农田花木便柔情许多,像漂亮姑娘一般,让人见了心情大好。中年母亲分别用手机和平板安抚了两个孩子,车内多出了些许嘈杂的谈话声。偶尔冒出的两句乡音也让人倍感亲切。
到县城已经是晚上了,回镇上的班车早已经打了佯,倒是滋生一些近乡情怯的情愫,便索性在城内修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坐上那狭小紧促的班车回家。颠簸和噪音是他最大的特点,跑起来就像是在泥浆中癫狂的非洲水牛。这是连接着农村与城市最廉价的交通,却总是显示出与小镇的敦朴和城市的光鲜的格格不入,他介于两者之间,又皆不相同,当属城乡结合的代表产物。
回家的交通是像中国的社会民情调研,从省际到市县到乡镇再到农村,交通工具也逐级演变,也许不知不觉就会让人多出了从中央到地方视察的钦差大臣的错觉,不见得在“中央”有如何的出息,却总可以在“地方”上趾高气昂,八面威风。母亲知道我回来,要去镇上接我,顺便买些吃的回家,似乎也把我当成了某个钦差大臣,也好趁着机会好好在镇上逛一逛。
踏出班车的那一刻,我看见了一条熟悉的街道,街道车流不少,嘈杂声却盖不住清冷。两侧的门面早已不是印象中的模样,但总是透出斑驳的锈迹与灰尘,混乱的电线盘交错结,地上的铺砖本是整齐平坦,如今也变得坑洼不平,突起得像是老人的驼背,凹陷的便是那脱去脂肪的腹腔。谁家的妇人端出一盆涮锅的水,随意的泼洒在在凹凸不平的的砖块上,并不带有一丝心疼,连水在砖面上都不愿意生出流动的气力。前头那棵粗大的合欢树倒是开出了鲜艳的冠状花朵,花叶拥促,挤的想难民营中求生的难民。由于紧贴着路边的商铺,雄伟的大树也只能无奈的妥协,倾斜着向路中心伸展,像一个颤巍巍摇摇欲坠的老人。路边的摊贩大爷倒似乎是极有个性的行为艺术家,顶着草帽坐在坡脚的木凳上,酱色的皮肤耷拉在脸庞骨架上,若不是眼珠还偶尔无力的小角度转动,便活像一件雕塑,瓜果生蔬随意摆放在地,等待着如他一般的顾客。
已经太久没有在镇上逛街了,小时候的回忆现在也只能找到些边角的意象。
小镇不处江南,却也曾不少有水。一条不宽不窄的河穿镇而过,在东面折弯向南,凌水之上架起一座东西走向的的拱桥,取名富墟,人们的美好希望总寄托在桥梁道路之上,这在全国都是一样。桥上的两个字已经不像曾经的金光熠熠,在暗淡的阳光下总显得落寞几分。桥下曾有一个早餐小店,也炸油条,是最令人回味的。新炸好的油条金黄焦脆,又不失酥软,但需配上小镇特产一物,才最得味。用发好的面切成手掌大小,蘸水后贴在火热的炭炉壁上,期间需不断的用手从下往上摊匀面块,一为黏在壁上不致掉落,二为摊薄快速烤熟。炭炉极像是一个大罐汽油桶,中心便是烧的红成宝石的炭块,为保炉温,上面仅开了脸盆底大小的洞。面块要贴至内壁,则需要人的整条手臂伸进炉内,倒是考验胆气和耐力。小店的老板娘是个精干的女人,她抄起面块,稍一拉扯,轻轻缺过碗中清水,单手挑着面块便迅速探进炭炉,左右扭动腰肢,手臂跟着进出火炉,在贴好的面块上来回摊过,不多时便可将一炉贴满。手撑着火炉稍作休息后,拿起火钳快速铲起面块。烤好的面块方言叫潮排。大概是因为整齐而略显粗糙的手指踏出的辙印很像是扎起的排筏。烤好的潮排递给她的男人,早上的时候来不及放入保温的斗中,早有人立在一旁等候,烘烤的食物最在意出炉的那一刻钟,那是潮排的豆蔻年华。小镇的人们也深知这一点,一块潮排卷起一根油条,长短刚好,麦色裹挟着金色,鼓足了韧劲,一口扯开,麦香与油气便铺满舌尖。小时候跟着父母到镇上赶集,得先到小店停下自行车,这是父母与他们夫妇建立的默契。我是最愿意去的,老板娘总是非常客气的将新烤的潮排递给我,即使经常因父母的欠疚而落空,但尝到的那一刻便十分满足。
小店隔壁是批发超市,印象中拥挤不堪,二十个平米的房间放有两个货架,不过好似货架也无所用,货物早已堆满了整个房间,猛一看甚至不会注意到货架的存在。奇怪的是每次有人买东西,老板总能迅速找到。老板是个老实人,话不多,但是老板娘却洋气的很,烫着一头金发,她的身材一如她的超市,臃肿富态,让人一看便知她的生意极好。粉底打得极浓,口红深重。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她引领着镇上的时尚潮流。这是一个精明的女人,超市的进货、出纳等都由她来操办,售货送货则是她安排自己的丈夫去做,哪一天送哪一家的货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倒显得她有点强势。精明强干的女人往往也更容易挑起男人的轻浮,但足够精明的女人也够在此乱象中游刃有余。一些送货的厢货司机总是不坏好意,却从未在他那里讨到便宜。老板娘整天离不开计算器与账本,计算器按得风声水起,按键下的音铃和她的声音一般,叽叽喳喳、转换极快,倒像是射击中的突击步枪。她也是个喜欢串门的人,但即使串门,也没有放下过那一个计算器。
再一次经过那桥,如今的早餐小店早已换过几次门庭,从营业厅到餐馆再到营业厅,装修已是面目全非,潮排的踪迹全然不见,但隐约似乎是闻得到的香味。早餐店老板身体欠恙,一家已经跟着儿子住进了县城。隔壁的批发超市却意外的一直还在。细细一看,老板娘正坐在路边打着麻将,左手叼着香烟,右手理着牌张,脸上黄斑赫赫,还是一头金发烫卷,却极其毛糙凌乱,脚上撒着人字拖鞋,粗壮的腿伸的老远,肚子上的赘肉仍耷拉下来,跟着她的争吵而颤动。在她的手边,一包红盒香烟取代那个已经不知踪迹的计算器。
母亲到了市集。买好了东西后叫我回去,坐在电动车的后座,路上颠簸得像进了筛子。“这路怎么这么差?”“什么时候好过?南面新建的水泥厂,来回走重载车,路都被压坏了”。
路上传来一阵丧乐,我问道:‘又是哪里的老人去世了?这两年怎么老听说有人死去呀”“太多了,现在家里没有青壮年,全是老人,是人哪里还有不死的?”
是啊,哪有不死的,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