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管子》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西方古谚亦云：Duo cum faciunt idem，non est idem.（when two do the same，it isn’t thesame），不论何种方式、哪种文本，无非是巩固读书方法，以某一视角，探赜整全的中西人文精神。
2.阅读古典文本切忌两点，一是执古以绳今，厚古薄今也应考虑今日之不同情势，真正的学问是宜于古而不戾于今的；二是执今以观古，现代人的空前自信似乎总以今人之框架视界重构古人，“勤于理解”终究只是“擅自误解”，“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嬴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因而，如何更加正确的理解古典文本，也是对我们读书的一个分析判断。
3.“诗言志”的开山纲领似乎提供了一个关于诗的界定，即诗非神秘主义倾向的迷狂（柏拉图），而是诗人思想、情感的发露，然而《左传》：“诗以言志”，此“诗”特指《诗经》，即以引用诗经从而言志，故《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卢蒲癸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所谓“诗言志”确实呈现出这样的对立：一方面，诗乃诗人主体人格所出，是诗人真正自由的表达，不拘泥于某一派别，这时“志”可看作为“情志一体”，即孔颖达《礼记正义》所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另一方面，多数诗人无法脱离自身时代与身份，所谓“表露情感”亦是表达对于社会中人和事的观点和态度，并希望发生影响，于是诗歌具有的最初的政治性、修辞性。《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志”，此处之“诗”已然为各家所用，这种服务于某种先在观念的政治-艺术话语莫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灵感和迷狂？
4.哲学的学习刚开始极为清晰，掌握了那些中介入门材料后，就以为掌握了全部。抛开中介进入原典后，正像所有伟大心智那样，会感到无比的惊异与困惑，常常越深入越不解，明白与顿悟只是少量和片刻的，而每一次清晰与透彻则很危险，且不断接受自我否定。虽然在知识与理解上存在焦虑，但智识上却相当安逸。
5.我们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不是成体系的获取，同时经常也无法成体系的输出，只有在特定时候，应时而主题化部分材料与观点（构境），杂糅之后呈现出来。况且伟大的著作本身并不是严格逻辑化的去写就的，经典们与经典的阐释者们的区别在于后者更突出更集中，又因为时间的关系，经典中的论证在我们看来很不充分，而它的解释物正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已经存在某种判断了。现实状况是，许多知识或许已经忘记，因此一遍又一遍的翻开那些经典；许多知识我都忘记我还记着它，因此无论是阅读、思考还是谈话时，它们会突然蹦出来为我所征用，我感到兴奋和激动，虽然这样是十分危险的。
6.没有一种真理不是复杂而动人的，它包含错误且模糊不定，亚里士多德论错误为后人思绪的先启，海德格尔认为有多少假象就有多少存在，齐泽克坦言抛弃错误则是对真理的丢弃；真理亦包含着怂恿与劝退，如同尼采与施特劳斯意义上区分读者的德性。艺术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真理质量的显现，或者干脆可以说艺术就是哲学作为真理的质量。
7.因此我们没有可能真正掌握哲人的教诲，我们只可能不断实现自己的目的，更何况我们始终在用母语言说和思考，这是我们永恒的形式因，很多时候我们所思考的也是一种存在于外语中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