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重现只能重复，我们所认知的历史是不是基于客观世界规律加以主观意识推断的产物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换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推断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历史本身。
黄仁宇老师以另一个角度去看历史而写下的《万历十五年》使我感触良多。与历史书平白直抒不同，黄仁宇笔下的历史更偏向于细节，偏向于人的情感，欲望，矛盾，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大明王朝。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而人类的命运不过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个人的生死，王朝的兴亡，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也许是必然的因果，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一切的故事都围绕着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干支为丁亥。平平淡淡的一年也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年。这一年万历年满23岁，风华正茂，首辅张居正也已作古，作为朝堂内外至高无上的皇帝，万历第一次感觉到了重权在握的感觉。可是天不遂人愿，天下从来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天下，即便贵为九五之尊，万历也不能随心所欲。他既无法提拔得意的臣子，亦无法给予心爱之人正统的名分，礼法将万历束缚在万人敬仰的龙椅之上。
此处不得不提及一人正德皇帝，他是万历的叔伯，他与万历一样，生在帝王家，但他的性情却和万历皇帝相反。正德生性洒脱，贵为天子亲上战场杀敌，对于群臣劝阻置若罔闻，喜怒行于色，好恶言于表。正德皇帝的事迹也算明王朝历史上的一朵奇葩。我们再回过头看万历皇帝，不难发现万历统治时期的失败其实也是一种注定的结局。自幼在首辅张居正和太后慈圣的教导下的万历，对于礼法教条有着一种无奈的尊崇。他既无法凌驾于礼法之上，又不得不推崇礼法，加之首辅张居正死后缺乏贤士督导，朝中文臣派系斗争不休，国本所归又不能如他所愿，曾励精图治的万历皇帝如今心如死灰，只能放弃心中宏图大志，安于现状，不理朝事由此至明王朝逐渐衰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明王朝的衰败除去自身政治结构的失衡，还离不开一个人——张居正。贵为帝师，位极人臣，明王朝唯一一位被封为太傅，太师的臣子。张居正的一生风光无限，他所实施的"一条鞭法"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使如此，张居正死后也遭到了清算，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家属或饿死或流放，连张居正本人的死首也险遭开棺鞭尸，也正是张居正的死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明王朝再无贤士来督导万历，国无谏臣安可久乎。
为何如此，以政治的角度去看张居正的一生，你可以看到，张居正为人臣，事无大小亲力亲为，鞠躬尽瘁，为臣子算得上一代忠良，但张居正也犯了一个臣子的大忌，位极人臣不懂权利缩放，功高盖主而不暂敛锋芒，与他政策不符的人，不是被贬值罢黜，就是流放他乡。朝中文臣以首辅张居正为主，其他派系皆无法与之抗衡。而身为君王的万历皇帝是不愿看到这个现象的，制衡权谋本就是帝王心术，任何平衡只要被打破就会造成后果，而这个后果只能由张居正本人来承受。所以在张居正死后，声讨张居正的人越来越多，清算也越来越狠。其一点，张居正执政事必亲为，为臣却不能审时度势。也许正因为位极人臣，长期出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张居正失去对世事变化的洞察之心，若想使一个人死亡，预先使其疯狂。
既然提及张居正还需说到一人，张居正的后继者——申时行。前任首辅的下场申时行还历历在目又怎敢再重蹈覆辙。相比张居正的亲力亲为（或者独断专行），申时行的为人处世则带着"和事佬"的态度。上达圣听，下为百姓，中合群僚。既要传达万历皇帝的旨意，又不能触及满朝同僚的利益，还要为百姓某得福利，这是门技术活。正如同申时行的理念"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调和阴阳也。（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可以说在论做臣子的身份上，申时行是万历皇帝心中最为舒服的一个，申时行在位期间将朝中局势保持在一个很好的平衡之上。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申时行无疑是非常确信这一点的，在他的认知里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这即是"诚意"。然而这也产生一个弊端，他不能对现有政治局势做成太大的改变，申时行所做的就是维持这个平衡。当时的明王朝需要的是勇敢的政治家，敢于为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以一己之力撼动整个朝野，从而改变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可从申时行的角度来说在其在位期间能保持政治平衡不变，亦是常人难已及也，需知金无赤足，人无完人。
之所以将张居正和申时行放在一块，是因为此二人皆官至首辅，然执政处世为人孑然不同，下场也各得其终。而我要声明一点，无论是张居正还是申时行，他们的为人处世都是依当社会背景下个人的抉择，并无优劣，在其位而谋其职。
除张申外还有二人亦可放置一处共而论之，一位是古怪的官僚模范——海瑞，一位则是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古不乏为官清廉者，而海瑞可以算清廉者中的翘楚，身为都察院右御史，死后仅留白银20两不足葬资。海瑞从来就不相信治国大计能依照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实行，他相信的是法度，最高限度的执行法律，这一点以秦朝的丞相李斯不谋而合。可以说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在当时那个朝代微乎其微。朝中势力盘根交错，文臣派系各占山头，这时候杀出一个海瑞，无疑就像往平静的湖水掷入一块石子，虽未能掀起波澜但终究还是打破了平静。
是的，当时的明王朝，并不是万历一个人的天下，它是身居庙堂之上群臣的天下，亦是黎明苍生的天下。任何试图打乱这个社会秩序的人终究还是要归于这个社会的规则之内。一池污水冒出的白莲，要么污浊，要么枯萎。海瑞无疑是后者，虽然官至右御史，却无实权，文臣集团讨厌此人，张居正亦不喜此人，万历也对海瑞难生重用之心，而海瑞的官职不过是处于礼法的妥善安排，既要堵住朝野内外人的嘴，也要同时堵上海瑞的嘴。
相比之下，戚继光的命运就顺利的多，因为他是武将。明王朝重文轻武已是惯例，虽文臣视武将为莽夫，武将视文臣为缚鸡之力的书生，互不对路。可朝中权利机构皆是文官，纵然戚继光能做到驰骋沙场的将军，在文官眼里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大字不识，随时能夺其兵权，以莫须有之名杀之，武夫杀人，文官诛心。
幸亏当时戚继光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以至于不必陷于朝堂斗争之中，安心军备。既无后顾之忧，又得伯乐相助，戚继光的军事发展日渐壮大。他手下的"戚家军"纪律严明，锐不可当。为何要将戚继光与海瑞置于一处，其中缘由只因戚继光与海瑞在某种层度上其实可以算是一种人，他们都是愿意为了公众利益而自我牺牲的人，但与海瑞的清廉独行不同的是当时的戚继光算得上依附于张居正和梁梦龙之下，大树之下余荫庇人。戚继光当时的做法并不能说是摒弃操守，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然若是说历史，论及王朝同样离不开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会怎样的度过一生？李贽无疑是明王朝历史上最矛盾的哲学家，他一方面批判着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却又接受着上层阶级的救济，甚至所交好友皆出生于贵族。李贽他的思想源自儒，道，释，而他的行为却不在其中。李贽行事毫无规律可寻，就地打滚，闯入寡妇房中视为参禅。当众人谈及他的不拘行迹也毫不掩饰。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同，李贽的思想是超脱于儒，道，释，基于心学的延伸，他是现实生活中的梦想主义者，而他的结局注定是个悲剧。
1587年，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看似四海升平，无事可记的一年，实际上明王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无论群臣怎么斗争，皇帝怎样励精图治，它的衰败已经注定了，看似细微的改变日积月累下终于成为压倒明王朝的那根稻草。每一片雪花在落下的时候，都是微不足道的，落地即消散。但等雪崩来临的时候，每一片雪花却都不是无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