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0年阳历10月13日，是我母亲孙普芹73岁大寿。如果父亲仍然在世，他是84岁高龄，比母亲整整大了11岁。

    我出生在一个重组家庭，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北一个平凡乡镇的派出所所长。在老亲戚和老乡亲闲语中了解到，想当年父亲一米八四的大个，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性格柔滑敦厚、为人热情、对人善良。在位时，为老乡亲们办了不少难事、棘手事，不论童叟，凡是登门，必茶饭寝居一应招待；不论大事小情，一定鞍前马后、安排妥帖。

    因此，在乡邻中得了一个好印象、好人缘！不足之处便是他对待小偷毫不留情地“毒打”。

    有人说，他抓获了一个小偷，为了表示对小偷的信赖，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松了绑，小偷乘机溜走。父亲再捉住他时就把他绑在了树上，用皮带狠狠地抽。路人看到小偷被打的如此惨烈，便向父亲求情，但父亲仍固执地没有罢手。

    他毕竟是我父亲，那就给这个行为定一个“嫉恶如仇”的帽子吧，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有抵触——只不过一个小偷，何以要“滥用私刑”呢！父亲的善良，我不能全盘认同了。

    以前的事只不过道听途说，具体何因何果不能公正判断了。

    父亲在40岁左右得了重病，从此基本宅在家里，卧在床上，以应对随时随地突如其来的晕倒和四肢痉挛。据说这重病的起源与诱因来自于一场家庭变故——

    父亲的前妻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四多点。她伶牙俐齿、语碎言多。有一天她出轨了村里的另一个庄稼汉，被父亲正正好好捉奸在床。女人一羞之下跳了村南头唯一的一口井，父亲精神从此受到刺激，埋下了重病的祸根。

    在我母亲嫁给他的第二年，他就一发不可收地患病了，一病就是二十来年。1997年我上县重点中学高二时，父亲去世，去世的当天晚上还史无前例地为他的妻子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长寿面！第二天凌晨去世，母亲发现时身体已经僵硬。

    母亲是二婚。但她的第二次婚姻真是得不偿失。本来是在姥姥“跳井”的威逼之下嫁过去的，想想父亲毕竟是个端着铁饭碗、一月能领三十块“大洋”的公务员，也算是划得来，就勉勉强强嫁了。谁成想转年父亲病的如此严重呢！

    真是从一个苦海翻身又跳到另一个苦海，苦不堪言、苦如黄连！

    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因“夫妻性格不合”而告终。姥姥“嫌贫爱富”，看中了当派出所所长的父亲，逼迫母亲同意。

    以后很多年，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算不算爱情。如果非要算，那可暂且定义为日久天长之下培养起来的亲情吧！

    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他们丝毫亲昵的印象，更遑论牵手、拥抱和接吻了。唯一记得的是母亲与我拉家常时，非常崇拜和自豪地说父亲没得病之前如何如何英姿飒爽，如何如何思维敏捷，如何如何侃侃而谈能说会道……

    尤其讲述父亲在关键时刻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并列举了和邻居丰印大爷发生宅基地纠纷后，如何折冲樽俎、舌战群儒、逼退“顽敌”、凯旋而归的故事。

    听后，我也觉得父亲原来竟是如此的优秀的人！

    父亲则对母亲俯首称臣、耳提面命。自己不能劳作，不能挣钱（病退后所得的补助极其微薄弱），全家一切事务全由母亲一人打理。也幸亏母亲有一副铁打的好身板，骑行一天到山东德州进布匹打个来回，第二天又到集市上贩卖而精力充沛，平时还伺弄着三四亩水浇地，以及二家合养的一头老耕牛。

    父亲很乐意附和着村里人称母亲为“铁娘子”。

    虽说他们的爱情平淡的近乎无影无踪，但我却能感到母亲对父亲沉重的怀恋和心疼，经常会不由哀叹：“他命真不好，如果能活到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看病也能去大医院，唉……命里没那福分啊！”

    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为了能治好父亲的病，在半夜里捂着一把烧着的纸钱往村东头奔跑。香门（算卦先生）说这把纸钱路上不能熄灭，要正烧着的时候投到村东头的旱井里。

    母亲只剩几步快到达村东头时，纸钱已经燃尽并灼伤了她的手。母亲怒骂了一句脏话，然后把那捧灰烬扔进了旱井里。

    也许父亲的病一直未痊愈，只因母亲不能在那把纸钱红彤彤燃着的时候投进旱井里的缘故吧！

    我的父亲马桂森，母亲孙普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