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和仁：成人就是有伦理地爱

Mogobe B Ramos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本文探讨了非洲和中国哲学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即 ubu-ntu 和仁。这些概念的哲学意涵是多种多样的，但却有共同的诉求，即在生活的复杂统一性中寻求真理。根据这些哲学理念， 真理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关于爱的生活实践经验，用于寻求关于个体和包括所有生命在内的所有其他人类的正义与和平。如果没有将其他个人作为一个本体论的对等对象而实际接受下来，那么关于他人的爱、与他人的爱以及献给他人的爱都是不可能的。这是通过坚持真实来公正地对待自身。这意味着接受一种伦理诫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放弃自我欺骗。这种放弃的基础是承认对自己的爱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它接受与他人的关系，与他人接触，以此作为实现真理、正义与和平的基石。因此，ubu-ntu 和仁的基本论点是，作为人就是去完成伦理上的爱；它是一种“不忍” ——一种人道的心灵（goba le pelo）——通过和其他人一起寻求真理、正义与和平来寻求爱。为了说明这一点，ubu-ntu 和仁将在本文中被放置于一种对话的语境中。

一、问题的语境

由于许多原因，人类来自非洲的这一科学发现，特别引人注意。首先，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从非洲出走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似乎促进了通过人类之间的差异而对身份进行肯定 。通常，对差异的关注导致并且仍然导致人类之间有时会发生致命的冲突。这种持续致命的冲突似乎忽视或忽视了当代科学的发现：“在 DNA 水平上，我们 99.9％都是相同的（identical）。无论您选择从世界各地选择哪两个人进行比较，这种相似性都适用。因此， 通过 DNA 分析，我们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家庭的一部分。”（Collins，2007：125-126）作者使用“相同”的概念很重要。这突出了人性的同一性（oneness）。
其次，“关于发现的学说”（the doctrine of Discovery, Miller, 2011）通过发明虚假的本体论等级来强调人类之间的差异，这种等级基于那种具有粉红色肤色的、在符号上被指称为白人的虚构的种族优势。结果，大部分人类被奴役并被迫进入结构性和系统性贫困。通过微妙的强制和操纵使这种情况正常化，现在它已经偷偷地获得了自然的状态。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以“贫困”、“发展”以及“就业”和“失业”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名，关注这一条件。尽管在世界许多地方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但认知性奴役——“关于发现的学说”的原

始认识的活生生的残余 ——继续加剧了广泛的全球经济和社会不公正。没有认知正义，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完整。
今天，北方富国表示他们面临着“移民”和“难民”这两方面的问题。 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过度热情地吸引和吸收来自外国的“移民”进入他们自己的国家，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种热情的目的是让“移民”作为工人参与到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之中。 然后，“移民”成为解决经济重建问题的方法。 经济重建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 这不需要特别的抗辩说明。 经济重建的成功使许多国家进入了社会福利国家。
各种复杂的原因加在一起促使北方富国采取政策遣返愿意返回原籍国的“移民”。进入富裕的北方国家的“难民”的快速浪潮加剧了与“残余分子”分享财富的“问题”（弗朗西斯，2013 年：第 53 段）——人类作为人类的本体论的首屈一指的地位 ——被丢弃由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模式无情地进行。这个“问题”出现在大多数富裕的北方国家的人口正在减少的时候。他们有自制的人为问题，称为婴儿短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为问题可以通过欢迎“移民”和“难民”来解决。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很少被认真思考。相反，他们正在处理这种“危机”，主要是应该加强努力，说服“移民”返回原籍国，并确保最低限度的“难民”获得庇护。
在这场“危机”中，对于居住在南方许多贫穷国家的北方富国的众多经济难民却完完全全保持沉默。 这些经济难民的到来是掩盖在“外国投资”这样的幌子之下的。 它们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沃尔沃、福特、雷诺、捷豹、宝马、劳斯莱斯、阿尔法罗密欧、标致、菲亚特、梅赛德斯奔驰以及其他技术和“服务”。 他们在南方国家存在的不变和主要目的是赚取经济利益，从而增加财富。 在南方贫穷国家宽恕这些经济难民的存在，同时却不欢迎的作为被北方的富国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的和系统性产物的“移民”和“难民”，这样做的伦理基础是什么？
上述问题必须从这样一个前提得到回答：这不是第一次对金钱的无限和无节制的热爱导致了西方文化史上的道德堕落和颓废。“斯巴达人的钱非常特别。它是由铁制成的，并且非常重，以至于强壮的牛只能携带一点点。我们被告知，吕库古（Lycurgus）把钱铸造得很重， 目的在于让任何人都不会喜欢它，因为吕库古坚信金钱是万恶之源。”（Ogan，1938：575） 意识到他那个时代社会的道德堕落，西福德（Seaford）[的著作中]曾经引述，索伦观察到“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求]显得总是没有节制。[即使]对于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人来说，他们[依然] 渴望[自己的财富可以]翻倍。”（Seaford，2004：165）他建议“适度”作为随后道德堕落的补救措施。（Seaford，2004：166）但道德盲目性因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增加一个人的财富
而加剧（Arnsperger，1996：12-13），包括蓄意的集体自杀战略：可以灭绝[人类的]核武器战略[因其可以让交战双方]相互毁灭而被公认为是疯．狂．的．。因此，在古希腊开始生成的这种

“恋钱癖”（pecunimania）①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疾病，影响和感染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恋钱癖”继续受到那种关于“竞争”的错误观念的不断推动，[在这种错误的关于“竞争”的观念中, “竞争”被视为是]寻求对抗“他人”。（The Group of Lisbon，1995：90） 这已经把人类变成了无情地吞噬彼此的狩猎中的野狼。 富裕的少数人拥有经济权力，以此在为无限的金融利润服务的过程中，将大多数人强制[变成]伦理麻痹[的人]。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正是“货币的主权”（Vandevelde，1996：481-483）偷偷摸摸地替换掉了民主
（Herz，2001），而以勋阀政治（timocracy）②取而代之。 但没有伦理的世界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的家园。
第三，被约束了的推理（bounded reasoning）构成了如下一种盛行的理解的基础，这种盛行的理解认为，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和文化的界限就是要在这些界限之外的他者排除出去。被约束了的推理就是创造边界的认识论的诫命，其目的在于为我们周围存在的东西推导和附加意义。 被界定在边界内的东西通过与位于边界之外的东西相分离而宣称其独特性。这种观点也支持了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概念。 国家主权是公理，但其实际上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教条。被约束了的推理在认识论上是建构个人和集体认同所必需的，但在人类共存的构建和构成中可能却不具有伦理的决定性。这一附带条件将通过《月球条约》来例示说明。
根据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协定》（1979 年，俗称《月球条约》），人类已经表明，国家主权间的分裂对于建设和构成人类共存而言，在伦理上并不必要。这是通过无条件的、全面的和综合的放弃对于月球（包括其他“天体”）的任何部分的任何主权管辖权主张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选的是基于平等原则的公共的、多元[经济]的非所有权（non-ownership）。（Westen，1982：547-548）通常与疯狂相关的月亮，却应该为基于平等的、寻求正义与和平的人类关系的组织提供理智、清醒和坚实的伦理推理的灵感，这似乎听上去是悖谬的。特朗普总统最近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打算拥有“太空武力”，这无疑是对由清醒却疯狂的推理所带来的伦理条件的威胁。（Ramose，2016：78-81）
关于《月球条约》的关键点在于，它的伦理维度原本应该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际关系领域得以实施。地球母亲是所有出生于她身上的偶然的本体论的面包篮（the contingent ontological
panarium）。没有一个人是地球母亲的陌生人、“移民”或“难民”。即使是没有签证的鸟类也会迁移到世界任何地方。毕竟，边界可以被理解为形成流动而复杂的整体的可穿透的交叉线条。 这种理解为人类寻求回答世界上人类意义的问题开辟了道路。我们现在转到我们刚刚描述的背景下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考虑将集中在非洲关于 ubu-ntu 的哲学以及中国的关于仁的哲学上。对这些哲学的吸引力在于承认跨文化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要求。

① 恋钱癖（pecunimania）在这里是指以计成本式的地追求利益或利润为动机的、对于金钱的疯狂的热爱和迷恋。——校者
注
② 勋阀政治（timocracy）指的是一种以资产资格来作为参政标准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资产的所有者才能够以参
政。——校者注

二、跨文化哲学

今天非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也发生在遥远的过去。（Needham， 1975：170-190）人们可能会认为交易并不仅限于商品，可能还有文化交流。 鉴于此，让 ubu-ntu和仁进行对话的做法也并不奇怪。ubu-ntu 和仁之间的对话是跨文化哲学的重要进步。 要理解跨文化哲学作为我们时代的伦理诫命，就应该承认理性并不会由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导致人类对同一组问题给出相同的答案。因此，关于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就出现了。 人类存在的这种状况对于寻求在一个星球上共同生活的“道”——一种真理的道路——构成了一种挑战。
与 ubu-ntu 和仁的哲学一致，我们认为“真理”是多元经验的复杂构造，具体化为关于实在的特定方面的特定时间和可变观点。 因此，“真理”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永恒存在，它不能先验地、独立于鲜活的人类的具体存在经验而存在。（Bohm，1993：16-17）真理之道是在给定的存在条件下对于最佳伦理结果的不懈追求。寻求道，（Chang，1958：51）即寻求真理的道路，是挑战对于物质的、精神的和文化的边界的理解，这些边界作为不可渗透的孤立的封闭存在并不关注其他被排斥的人类，但是为了那些边界中人的幸福可以允许这些被排除之人重新被包含在内。
跨文化哲学或世界哲学多元化所必需的条件之一是要预设所有人都有理性的力量。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并不总是被预设的——例如，在西方的哲学传统当中[上述条件就不是总是被预设的]。 （威廉姆斯，1990 年，艾萨克，2004：35-37，以及，Wrenhaven，2013：10-21） 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教皇保罗三世就没有必要发行 Sublimis Deus 训令。（Hanke，1937：
71）该训令开头的句子就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动物”，这一点很重要。 同样地，西方的哲学传统中的女性也并不总是被赋予理性的力量。（McMillan，1982：1-15; Spelman，1983： 17-30）
对于一些人来说，差异的爆发[可以]被解释为反对。反对的逻辑经常遵循压制的道路， 甚至是通过对差异的破坏，来维持一个人的原初立场。然而，面对差异的反对逻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理性必须提供的唯一答案。理性的力量还规定，差异可以被解释为与另一个人进行辩证和批判性接触的邀请，而另一个人仍然可以学习自己和他人。这是转型学习。实现转型学习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愿意倾听。（Kimmerle 和 van Rappard，2011：12）这必须基于认识到一个人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与另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处于同一水平，因此可以进行比较。从这个前提开始的比较是非预谋的（Healy，2000：64-65），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建立思维方式的层次结构，而是与道德评估相结合。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在没有事先和巧合地认可比较的方法或目的的情况下进行比较的有效性问题。暂停对比较方法和对目的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辩证和批判性讨论提供了空间。

上面讨论的“可比较的有效性”（Healy，2000：65）的条件必须得到以下原则的补充： 人类在作为人的本体论地位上是平等的。 生物学、生理学、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差异是不能被用来使这一原则无效的。 因此，本体论平等原则成为参与世界哲学多元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连同前几段提到的两个条件，这一原则使对话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的平等”）。（Healy，2000：65）前述所提到的所有三个条件共同构成了跨文化哲学的伦理基础。（Wimmer，2002; Kimmerle，2002; Kimmerle，2009; Leezenberg，2010：38）

三、Ubu-ntu 和 仁

Ubu-ntu 是自远古以来，非洲班图族人民的哲学（Ramose，2005：35-46）。与中国哲学一样，它特别强调哲学的实践意义和生活体验。Ubu-ntu 是一个行动词或者动作词（a doing
word）；它是一个概念上类似于 umu-ntu 或 mo-tho、与人类有关的动名词（a verbal noun）。作为一个抽象的动名词，ubu-ntu 通过活动找到具体的表达，更具体地说，通过人类的伦理行动（即 umu-ntu）[而获得具体的表达]。Ubu 和 umu 遵循相同的逻辑，即它们是无限的抽象概念，表示普遍性和不确定性的最高水平。只有当它们与后缀-ntu 组合时，它们才会假定一个特定的字符，即 ubu-ntu 中的 gerundive 和 umu-ntu 中的具体名词。与 ubu 和 umu 相关的不确定性强调了对作为一致性的本体论理解，因为运动被认为是存在的原则。在这个推理中， 表现出整体性（Bohm，1980）的存在的多样性被认为是受到变化、时间性和消逝的影响。
此外，将运动识别为存在的原则是 ubu-ntu 的流变模式语言的基础; 一种适应哲学观念的语言，即在各种具体表现中不断运动。rheomode 语言与任何主义性的推理是不相容的，因为这种推理倾向于通过教条固定思想来声称不变性和永恒性。Umu-ntu 作为一个具体的接受者产生了一种认识论。认识论是基础，由此我们毫无疑问地认识到它与本体论的同时性，对于道德的出现，这种道德称为 ubu-ntu。只要 umu-ntu 继续成为正在进行的本体论的具体化， ubu-ntu 的伦理就围绕着 umu-ntu。
根据我们在前两段中的解释，人性是 ubu-ntu 的核心意义。 通过对其他人的肯定性承认作为自身的本体论平等，通过道德行为来肯定自己作为一个人，这是引导道德生活的条件。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 ubu-ntu 和仁之间具有重要的相似性。用孔子的话来说：“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道德生活是通过与他人分享善良和生活必需品来追求共同福祉，不断学习成为人。
已经有人注意到，在许多文本中将仁描述为“人性”。我们要特别强调这种“人性”概念，因为它同意我们对 ubu-ntu 作为人性的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不允许在先的、对任何伦理原则的教条性的迷恋，这在如下时刻显得尤为关键，即：那时候的生活现实可能需要修改或完全放弃现有原则从而让位于能够更好地响应于给定情况下的新原则。
“促进生命，避免杀戮”（Bujo，1998：77）是 ubu-ntu 伦理学的出发点。它派生于存在的所有领域。其持久的原则之一是：mo-tho ke motho ka batho。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价

值试金石。 因为这种人类行为应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道德的。与隐喻相反的人类行为在隐喻意义上减少了涉及非人类地位的个体。在这一点上，据一种班图语 vernaculars，在这种情况下，北塞索托：gase motho selo se； 含义：这个人已经贬低到了非人类的水平。与这种指定相关的蔑视表明了对所讨论的不道德行为的强烈谴责。
中国哲学中的“气”的概念与非洲哲学中的“非洲生命”或“非洲生命学”密切相关。
（Nkemnkia，1995：165-70）在中国哲学中，“气”被理解为分别由男女也就是阴阳之道组成。这两个原则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挑战着人类寻求真理的道路。（van der Leeuw，2010：118）在本文中，挑战仅限于分配正义问题。这个挑战的基础是人的政治层面。中国哲学中的王道将与非洲的“生命互助”哲学、北苏托班图语中的 letsema 或加纳阿寒语中的 obra ye nnoboa 一起考虑。（Wiredu，2002：293）接受这一挑战是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背景下，给出仁和 ubu-ntu 哲学的共同的回应。

四、“不忍人之心”照亮了通往正义的黑暗之路

孟子作为孔子教义的传播者和转化者之一，有这样的说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Fung Yu-lan，1983：119）为了不让人遭受痛苦、为了不对这些痛苦做被动的旁观，“不忍人之心”寻求预防、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方法。在 ubu-ntu哲学中，“不忍”被传达为 goba le pelo，意思是，拥有一颗人道的心。拥有人道心灵的人类会被其他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痛苦所打动。这个 motho wa pelo（具有人道心灵的人类）是通过做必要的能够促进生命和避免杀戮的行动来积极响应的。我们对杀戮的理解是，它是一种可以终止另一个人生命的物理行为。它也可以是一种心理行为，例如酷刑，或者对人精神的破坏。
“不忍”是人际关系领域的伦理诫命，[它同样也适用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这不仅仅是宣言，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愿意在必要时为了挽救别人生命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意志。赋予他人生命最终是为了在正义的具体历史斗争中，捍卫真实性（Kung，1968：36）。在人际关系和政治领域，真实性和真理是实现正义和实现和平所不可或缺的。 具有“不忍人之心” 的政府才是管理分配正义的恰当的政府。
重要的是，“不忍”[在英文中]被翻译为“unbearing”（“不可忍受”）。这里的重要意义是“仁”这个词。① “仁”是构成“人性”的四个基本原则之一。其他三个是义（正义）、礼和智。（Chang，1958：45）仁是一种整全性美德的名字。它要求一个人将五件事付诸实践。五件事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Fung Yu-lan，1983：73）伴随上述五种实践，一个人还必须具有五种儒家美德，

① 在这里，作者似乎混淆了汉语当中“忍”与“仁”这两个字，即使在作者所引用的《论语》的相关英语翻译当中，其实“不
忍”和“仁”也是有所区分的，前者被译为“pu jen”，后者被译为“Ren”。因此，论文作者在这里的由“不忍”（特别是将“忍”由“不忍”当中拆离出来）进行引申，进而讨论“仁”的处理方式，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校者注

即，仁、义、礼、智、信。（Fung Yu-lan，1983：27）这种“人性”的承载者就是圣人（Fung Yu-lan，1983：117）并且应该成为统治者。
作为“人性”构成要素的“不忍”的各个方面的理解，翻译到 ubu-ntu 伦理学中就是：kgosi ke kgosi ka batho；国王通过与被统治者在王国中寻求正义与和平而获得王权地位。 反对这一目标的国王不被视为圣人，应该被免职。（Davidson，1973：195,197,204）从非洲和中国哲学的两个角度来看，圣人都是是必须追求政府“王道”的人。

五、王道或王道政府：“letsema”

在中国古代，井田或“井田”系统[原本意在]使贵族阶层受益（Fung Yu-lan，1983：10-11）。 孟子将其转化为对农民和农奴有利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意涵的经济制度”（Fung Yu-lan， 1983：118）。这种转变显示出与 Julius Nyerere 的“Ujamaa”思想的惊人巧合。（Nyerere， 1975：512-15）虽然冯友兰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的”，但从非洲哲学的观点来看，它将被描述为“共产主义的”。 在这种背景下，letsema 制度是非洲分配正义管理的“王道”。letsema 的非洲哲学基础是生命互助论（obra ye nnoboa）。
土地确实分配给个人用于自用，以确保生存。土地的种植不是家庭的唯一关注点。相反，其他家庭参与耕种土地的理解是，他们的土地也将由社区的其他成员耕种。此外，公共耕地也是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土地的收益是为了被保存在 seshego 的人。国王根据他的议事者的建议，根据需要向社区分发收益。这个机构的基础仍然是合作，并且这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最后的效果是和互相抱团行为的最初动机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人民和一些当代非洲人民能够生活，这样便“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Fung Yu-lan，1983：119） 前一段所描述的情况的特点是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福祉至关重要。这肯定了 ubu-ntu 道德
的另一个格言，即 feta kgomo o tshware motho。这意味着无论何时人们在保护另一个人的生命，从而促进其福祉和积累财富之间做出选择，那么选择权应该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命。因此， 金钱——如果有的话——在尊重、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生活和福祉方面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与今天不同，pecunimania 则是最偏远的可能性。
社区的构成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家庭在事实上先于人们通过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社区、联邦或国家。[社区、联邦或国家]这些人类的人为聚合体是为了达成如下目标：确立确保个人和集体福祉的最佳条件。上述目标的无法达成就构成了拒绝联合的理由。（Rerum Novarum，第 10 段）今天，《月球条约》就是和平拒绝国家的活生生的例子。

六、结 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金钱为万物衡量标准的财阀政治取代了王道政治。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结构性的、全体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的三位一体的——贫困化正滋养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的、激烈的进程。这种情况是对古代中国和当代非洲某些地区所理解和实践的关于分配正义理念的挑战。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化的条件下，在寻求 “不忍人之心”之“道”时，调用 ubu-ntu 和“仁”的原因。
地球母亲提供饮用的水是为每个人准备的，她提供的面包也是如此。地球母亲是所有人类的食物，人类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共同分享和一起食用。这需要彼此相爱，而不是靠经济祭坛上的利己主义，这种经济坚持强制排斥他人并产生暴力。非洲智者 Ogotemmeli 通过双关语提醒我们道德与爱的智慧：“每个人都给予所有其余的人，所以他也从所有人那里得到了。人与人之间永久交换，无形的流动不断运动。 如果要遵守普遍秩序，这一定必须如此。因为给予和接受生命的力量是好的“。（Griaule，1965：137）这就是 ubu-ntu 道德的流变模式。Ubu-ntu 和仁最适合单独描述或共同描述为“爱的哲学”（philosophiae amoris）。

（译者：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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