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和王阳明的学问体系有何异同，这是学者不断讨论的问题，我不揣浅薄，也想说说自己的一孔之见。
朱王在根本上是没有不同的，在大本大源上是相同的，他们的共同追求都是达到“万物一体之仁”，因为他们认为“仁”是天地人相通的地方，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生之德”，即生生之谓仁。也就是说他们都以“仁”为天地人之通德。但是同样的发端，理论体系却大相径庭，截然有别。
朱王有五点不同。
首先，对世界的看法上，朱子明确划分“形而上”的“理”的世界和“形而下”的“气”的世界，将世界观定位为理气二元论，尽管朱子认为事实上理不能离气而独存，但是他又强调未有气之前，先有此理，所以在逻辑上，他还是认为理气二元；而王阳明却很少提“形上形下”，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是一个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形上世界只存在于形下世界中，上达只能通过下学才能体认，极高明只在道中庸里，只有一个世界，理气二者一体不离，所以阳明在世界观上是典型的一元论。这是二人的第一个不同。
其次，在本体论上，朱子以理为本体，认为“性即理”，阳明以心为本体，认为“心即理”。朱子“理生万物”，以理作为世界的本源性存在，世界因理而存在；阳明认为“心外无物”，世界只是因我心存在，远继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近承陆九渊“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是二人第二个不同。
第三，在工夫论上，朱子偏重道问学，阳明偏重尊德性。朱子虽认为“道问学”最终是为了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但是精力有限，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道问学”上。阳明则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所以直接从根本处下手直接做“尊德性”的工夫。陆九渊说心学是“易简工夫终久大”，贬理学是“支离事业竟浮沉”，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朱子病在泛滥无归，学离宗旨，导致只知不行，流于虚空。阳明学说有头脑，有宗旨，然后据旨学问，所学有本，所以处处能知行合一。但是由于其说易简，容易流于不学之病，阳明虽无此病，但其后学却大害此病，最终也难免蹈虚之病。这是二人第三个不同。
第四，朱王在气象上不同，朱子气象严谨，阳明气象和乐，相对来讲，阳明更近圣人。说起气象不同，朱子更像程颐，阳明更像程颢。程颢接待学生，让学生感觉“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而程颐接待学生，学生则“程门立雪一尺深”。《宋元学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方刚，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形容朱王差似。这是二人的四不同。
第五，二人在功业上不同，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备，尤其是军事建树，多为后人称道，心学灌溉亦多影响；朱子以著述成名后世，无人可出其右，其理学思想亦自成一家，影响后世。朱子多学，广大精微无人可比，阳明重功，尊德重行后世鲜及。这是二人的五不同。
《易》曰:“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朱王尽管不同，走了两条不一样的路，然而二者却同出一源，同求一道。此道何出？自孔子孟子，至于程朱陆王，无非此道，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二程以前，儒家把“仁”视为孝悌，恻隐，博爱，博施济众等，而这些只是“仁”之用；到了二程，他们把“仁”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仁”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提出“生生之为仁”，这样，“仁”完成了体用一源的解释，因此，“仁”也具备了万物一体之理的内涵，真正在理论上事实上成了儒家的“道”，至此，儒家完成了有体有用的完备的学说体系构建。自孔子孟子到宋明儒乃至后世儒家，皆以“仁”为最高追求。心学也好，理学也罢，汉学也好，宋学也罢，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罢，无非是求“仁”，只不过，有的走远了，有的走弯了，有的走山路，有的走坦途，无非是此仁。
易简工夫终久大。试看今日，心学大盛，《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形容心学，可谓有理。心学，或许正是儒家昌盛今日的入门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