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新（內蒙古大學中文系）：《酒入诗肠句不寒——古代文人生活与酒》后记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
又到了北风劲吹、天寒地冻的时节，洁白清寒的雪也该轻盈地飘舞了吧。用不了多久，一个砌玉堆银、粉雕晶琢的世界便要悄然诞生了。我急切地盼望这样的时节，因为那是围炉饮酒的绝好时刻，刘禹锡所谓“帘外雪已深，座中人半醉”（《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筝歌送酒》），苏轼也深爱此种境界，略改刘诗为“坐中人半醉，帘外雪将深”（《临江仙·冬日即事》），用在自己的词中。喜欢酒，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围炉饮酒、欢情畅言的感觉。由饮酒进入到对古代文人生活与酒之关系的探究，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山水田园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有年，无论是嵇康、阮籍、陶渊明，还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的生活和诗文中无不弥漫着酒的芬芳。要想深入了解这时期的文学和这些天才的诗人，就不能不了解他们与酒搭成的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看来，文脉与酒脉是相连的，在追求精神自由和心理能量的释放上，诗与酒是相通的。当诗人们举起清樽、痛饮高歌之时，除了我们所能体验到的，他们应该有更为深广的忧愤和感慨吧。阮籍喝进去的是薄劣的酒，吐出来的却是鲜红的血；陶渊明愿意沉浸在自己的酒境界中，就是要和那个他厌恶透顶的罪恶肮脏的现实隔离，哪怕是暂时的隔离！李白举杯邀明月，酒和明月陪伴着孤独的诗人，成为他举世唯一的知音。酒迎知己，酒送离人，酒抒愁怀，酒遣悲愤，以酒忘世，以酒逃世。那旷世的胸怀、干云的豪气、济世的热情，最终伴随他们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虽然这其中不无苍凉与悲壮、辛酸与无奈。酒沸腾了他们的诗意人生，也见证了他们的悲苦命运。
我身边有几个要好的朋友，我称之为韵友。我们时常以酒相会，雨天雪夜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候，酒慰藉并连通了孤寂的心，让彼此都觉得温暖。陶渊明说的“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其七）、“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是我们乐于体会和渴望进入的境界。在酒酿就的感伤而又温馨美好的氛围中，暂时忘却了生活的清寒和苦恼，虽然我们也知道，明天酒醒之后还需早起，还需不倦地去跋涉追寻。茶使人清醒，酒令人沉醉，让人超脱现实。我极赞赏我的朋友对酒的理解和透悟：“我与酒的缘分尚浅，却喜欢，就像老友，不轻易相见，见即不忍分别，就是在心中怀想便已温暖体贴。喜欢酒的芬芳清冽，喜欢酒友的真淳、坦荡、多才，喜欢饮酒时物我两忘的心境。欢乐时多饮几杯亦不觉醉，悲伤时难胜酒力却不禁手把酒杯。无声的酒流入心田，浇灌出豪情的歌、浓情的话。酒助诗兴，酒发真情。生活中不能没有酒的滋味。”我以为，这与《随园诗话》（卷六）说的“俞又陶喜席上酒佳，谢主人云：‘疏花似月将残夜，好友如醇欲醉时’”，有异曲同工之妙。何况，酒时常酝酿家庭般、节日般的氛围，既温馨又浓烈，给我清寒寂寞的读书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莫大欢喜。酒后的心灵晶莹剔透，自由飞翔，不设防也没有疆界，纯是审美之境。有时酒触发的即使是难以抑制的悲情，因为那也是从晶亮澄澈的心河深处流淌出来的，所以格外动人情肠，让人怀想。黄庭坚的“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是我时常在心底吟诵的，“一杯酒”“十年灯”写尽了欢聚时的真情和美好、分别后的孤独和思念。
苏轼所描绘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的生活图景，一直是我所渴望把握和重现的。想要把握和重现这样的生活图景，我以为，旅行应该是最好和最正当的路径之一。经过长期坚守和不断的自我验证，旅行事实上成了我个人唯一真正的喜好。长路漂泊，寂寞无依，当然少不了酒的深情相伴。每到一地，我就喝一地的酒、吃一地的菜，酒也就因此成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钥匙。如在绍兴喝的是“花雕”“女儿红”，在西双版纳喝的是新酿的苞谷酒、木瓜酒、竹筒酒，在丽江喝的是荞麦清酒，在桂林、漓江喝的是桂花酒，在湖南永州喝的是“异蛇王酒”、在九疑山的苗寨里喝的是苗族同胞自酿的“瓜箪酒”，在南昌和庐山喝的都是“四特酒”，在西安、宝鸡喝的是“西凤酒”“太白酒”，在太原、五台山喝的是“汾酒”“竹叶青”，在西宁、青海湖喝的是青稞酒，在敦煌喝的是“敦煌液”，等等。这些酒虽然不如“茅台”“五粮液”大名鼎鼎，但价钱便宜，特色鲜明，更适合我这样的“杖头钱”不多的漂泊之人享用。于是在或浓烈或醇香或清淡的酒里，你喝出的是“趣”是“真”，是此地的文化历史、人情冷暖。
如同由衷喜欢陶渊明进而探究陶渊明，写成《自然之子：陶渊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喜欢山水进而探究山水，写成《山水风景审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诗心妙悟自然——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二书一样；由衷喜欢酒，我就不能不去探究酒，探究酒与文人生活的关系，于是也就有了第一篇、第二篇正式酒论文的发表：《中国古代文人与酒之关系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1期）、《从陶诗看陶渊明与酒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2期）。到后来，我的研究生张慧芳同学为我提供了方便，使我得以在她供职的《呼和浩特晚报》上连载了二十篇讨论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与酒之关系的文章，这就为本书的成功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她辞职了，她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我心有担忧，但还是赞赏她的决心和勇气并且祝愿她早日成功。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特别得到了崔丽同学（虽然她已经毕业，我还是愿意这样称呼她和她的同学们）的大力帮助。她生活工作的城市是国家图书馆的所在之地、：，她为我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帮我借阅、复印了一些有关酒文化的著作，这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不仅如此，崔丽同学还把自己平日里关于酒和时间问题的思考提供给了我，其思考所达到的深度为我所不及，经她许可，我把她的部分思考成果吸纳进了我的论述中。还有南京大学的曲金燕博士帮我复印邮寄来了《黄侃日记》、苏州大学的赵娜博士帮我购得《黄侃传》并复印邮寄来了《黄季刚诗文钞》。因为潜心思索，又阅读了不少酒文化及相关的研究专著，这就使本书的写作能够建立在一定的起点之上，以期不辜负自己这一年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辛劳。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把“鲁迅先生与酒”“黄侃先生与酒”两篇放在附录部分，是因为本书的主体是古代文人，而鲁迅先生和黄侃先生属于近代学者，但他们与酒的关系独特，颇具代表性，不可以不写。值得一记的是，九月初我到国家图书馆寻访酒文化研究著作，一天，在偌大京城的一家小酒馆里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王凯、呼和两位老师意外相逢，有些落寞的我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慨，惊喜之余，三人便开怀痛饮，直喝得天昏地暗、心中却是一派浩荡，至今回想起来，仍觉趣味无穷。就在我进入写作的最紧张之时，老朋友托娅教授慷慨馈赠我一箱子“古越龙山”生产的、绍兴咸亨酒店专卖的八年陈酿“太雕酒”，午夜小酌，味道悠长，妙不可言。书定稿之后，崔丽同学和我的研究生刘少丹同学、文艺理论硕士点的研究生张强同学又帮助我精心校阅了一遍书稿，从而避免了书中可能出现的更多错误。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社长石斌教授初读书稿，便慨然允诺出版此书，由衷的信任让我感动不已。老朋友彩娜教授欣然担任此书的责编，精心编校，友情可感可铭。在此，我真诚地感谢在成书过程中给我帮助的友人并郑重许诺：此书正式出版后，我还会请你们喝酒。这回喝好酒、好久。
2006年12月9日记于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2006年12月30日再记，其时风雪苍茫，天地人心一片洁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