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我思恋一生的楝
文/王了一一
小区门口在值班室旁边的那棵苦楝树又开花了。这是一棵形状有些奇特的树。因为它是紧贴着那间小房子的一面墙长起来的，所以，有一边树头因为扫到房顶被砍了下去，所以它的主干在屋檐底下拐了一个弯儿，就像黄山松一样，只有一边树冠向着太阳很努力地生长着。
每到春来，绿绿的叶儿抽出来，不是多繁茂，稀稀疏疏的样子，一到五月份，满树细碎的紫色小花便闹哄哄地开起来。我仔细地观察了几年，发现它是立夏以后才开花，花期十来天的样子。花开以后它的枝叶才繁茂起来，一树碧翠当中一簇一簇的紫色花儿恣意张扬着，香气很特别，不喜欢的人谓之为臭，我却动了心地喜欢它的香气，不是平常花草的或浓或淡的沁人心脾的香而是那种幽幽的可以提神醒脑的药香。后来才知道它还是二十四番花信的最末一位呢。
每每经过它的身边嗅着它的香气，一副画面便没来由地映在脑子里，赶都赶不走：大大的农家院子里，一棵高大挺拔的苦楝树下，一个年轻的妇人正在一件一件地将箱笼中的衣物拿出来，一件一件地摆在辣辣的太阳地儿里晒着，不时地抚一抚落在发间的细碎的紫色小花儿。这好像是我极小极小的时候印在脑海里的画面，记得当时自己好想也有个箱笼，然后也能一件一件地把衣物拿出来晒太阳。那个妇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娘。
家乡的五六月份正是无风无雨太阳最好的时候，又不忙着农活，于是大家都会拣个响晴的大太阳天儿晒晒闷了一年的箱笼。
那个箱笼是母亲的嫁妆，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一幅绸缎做成的像裙的衣服，母亲晒时我经常拿过来裹在自己身上。后来才知道那是外婆成亲时穿的嫁衣，一件襦裙，其时外婆年已垂暮，瘦小枯干，我想象不出当年她穿着嫁衣嫁给外公的情形，倒是后来又听说母亲也是穿过的，而母亲年轻时也是水灵灵苗条条的俊俏妹子一个，我能想象出那件襦裙穿在她身上的模样，定是极美极美的。
母亲在她那一代人里算是有点文化的。外祖不似一般的农人放着儿女猪羊般地养着，有时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更别提读书识字了，因为他就母亲一个孩子，所以他送母亲去读书识字，所以后来母亲可以在生产队里做会计，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算盘打得可是好极了的。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她每年都有一些日子要到镇子上和各个生产队的会计汇账，因为我在家里是老疙瘩，还太小，每次她都得带我一起过去，然后母亲忙自己的，我便一边自己在旁边玩儿一边看着母亲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汇账时一般一呆就是一天，管中饭的，也就是那些日子，我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白面馒头。黄昏时分随着母亲回家，途中经过火车站，她有时候会给我买上一个黄灿灿的油炸花卷，我一边嘎嘣嘎嘣地嚼着花卷一边蹦蹦跳跳地随她走路回家……现在想起来那段岁月，竟然是有关母亲最美好的记忆了。
后来大锅饭的时代结束，包产到户，母亲的生产队会计生涯也告以结束。因为要忙地里的活计，对我们几个就不似外公对她那般，我们几个完全放养，学校是给你上的，但是上到什么程度是你个人的事儿。
说实话，母亲这一生真的没有什么大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活了这么大，印象最深的竟然是在我五六岁时弄丢了家门钥匙以后，被母亲拿着一根柳条抽了我一路让我必须找到钥匙的事。以至于直到现在每每姊妹几个聚在一起我还会忿忿不平地提起来，母亲只是无声地笑，倒是父亲，义正辞严：“干什么干什么？你打你娘一顿打回去？！”我自然是不能打回去的，但是细细想来，母亲虽然活得粗糙，却也没什么让我们记恨的地方，她只是因为她的母亲就是那样待她的，她又没有别的兄弟姐妹，所以对于自己的孩儿们，不知道该如何相待是好罢了。
我之所以说母亲活得粗糙，是因为她从来不去关心我们几个长成什么样儿，她只管我们吃饱穿暖就得了。关于成长的一切我都不懂，是大姐代替她替我们洗头洗澡，告诉我和我小姐姐女孩子特有的一些事情，就是哥作为家里的唯一儿子也不见她有什么特殊对待。反正我觉得自己就是野蛮成长的。钱在那时候自然是稀缺的物件儿，所以，能在母亲手里讨来零花钱是登天的事儿。过年时能得个一毛两毛钱，还真是过年了，开心！等我自己当了妈，孩子上小学后和我提到零花钱的事，她自己定了一个月五块钱零花钱的标准，我不放心地问:真够用吗？她说够用，于是我会固定在每个月的某一天将零花钱给她。钱给了以后她怎么花我不去过问，我不想我的童年在女儿身上重复，我不想女儿长大以后觉得自己的母亲活得很粗糙。
父亲那时在安庆上班，更管不了我们。等到他从江南回到家乡，我都好几岁了。母亲还是松了一口气，至少，偌大的家庭不用她一个人扛了。家里也不是鸡飞狗跳乱糟糟一片而是有了少有的融洽。
母亲不做会计以后，渐渐地就把自己的文化还给先生们了。一次看到她有模有样地在那儿看一本书，然后抬起头迷惑地问：“这个卖者来信是咋回事啊？”我也迷惑不解，说不知道啊，什么叫迈着来信？我爹扫了一眼，哂笑道：“你这还真得都还给你家老先生们了，那是读者来信！”然后这个梗被我爹拿来笑话了她后半辈子。
随着时间推移，姐姐们上了卫校出来工作，我上高中，母亲会在农忙时嘟嘟囔囔说什么人家养闺女还有个人干活，我这养了几个闺女一个也用不上！每次听到她说这些话我都会恨恨地想：“我们生下来又不是为了给你干活的！”但是还是竭尽全力地干着自己能干的农活儿。我记得我考上大学那年，干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开学报到时整个儿黑丫头一个，又瘦又小的，在赶去学校的火车上被人认为高中还没毕业。然后一个学期下来舍友们都很奇怪我咋像发面馍馍一样变得白亮亮的。
我大学的军训是在大一结束的暑假进行的。整整一个月，在西安那个毒辣辣的太阳的肆虐下，我好不容易回来的白色又成黑色了。回家那天母亲去火车站接我，等我大包小包地跳下车，就看到母亲直着眼睛从我跟前过去了，压根儿就是无视我。我看着她在我跟前走来走去好几趟实在忍不住了，喊了一声，她吓了一大跳，定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大呼小叫起来：“哎哟我的个孩子来，你这是咋的了？咋黑成这样了！”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说：“你是我娘哎，我再变成啥样了你也不能认不出来吧？还真有你这样的娘！”那个暑假，她让我呆在家里，闷白。
等我渐大，也渐渐明白了一个女人支撑一个家庭的累，所以我不再觉得她以前做的事情那么不近人情了。父亲不在家，孩子又小，家里的二十来亩地她必须一个人扛着，虽然有外公外婆帮着，但是她又怎么忍心让自己的老父老母过度劳累，所以她顾不上我们。家里的老屋是她和外公外婆燕儿衔泥雀儿垒窝一样一块土坯一块土坯盖起来的，一大家子人的开支她都得精打细算，不然挣的那点儿钱怎么够花？现在想想她那个时候所受的苦，就会眼睛发酸。她活得粗糙也罢，她不管我们也罢，但是不管是不是野蛮生长我们毕竟健康茁壮而且笔直地成长起来了！
自己成家立业以后，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给父母一笔钱，有一次大姐说，你不要给他们钱了你买东西给他们，拿着钱他们自己不花只会给他们儿子。我打着哈哈说钱给他们就是他们的了，他们爱给谁给谁嘛。心里却道：“我家老太太居然学会偏心眼儿了！居然知道疼她儿子了！有进步！”
十五年前的暑假随着出差的爱人我也“出差”到浙江，不料大姐一通电话我立马哭着跟头连天地往家里赶，她说：“咱娘脑血栓，正在急救！”等我回到家赶到医院，她已经被抢救过来了，只是嘴歪眼斜话都说不利索了。看到这幅场景我嚎啕大哭，那种恐惧无法用言语表达，好在她还在，好在她还在！不然以后我哪儿还有娘家可回？！这么多年来大姐却对她的这场病耿耿于怀，不是别的，却是恼怒她太不听话。她发病以前两个月，学医的大姐已经觉察到她血压太高有中风的可能，便开了一大堆吃的还有挂水的药给她送到家，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吃让她去挂水，她呢，阳奉阴违，一问就说吃着药呢，其实根本没有当回事。结果，两个月后凶险发作。大姐恨恨地说：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她只是哭只是哭，父亲叹着气对大姐说：“你也别生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照做就是了！”
十几年过去了，她的病不好不坏，每年乖乖地每个季度去挂一次扩张血管的水。她和父亲总算相濡以沫，共伴白头了。
门口的苦楝花开始落了。王安石在《钟山晚步》说：“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果然如此！一夜风雨，第二天一大早经过时便看到遍地落红，细细碎碎地铺了满地，意境一如诗中。
这棵树应该是小区刚建成它就落户门口，现在也算是元老级的存在了。而在我的生命中，母亲父亲必须是元老级的存在，我想，无论什么时候，那缕幽幽的药香都走不出我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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