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国和蜀汉是两个极端，一个面积大、国力强，一个面积小、国力弱；一个立九品选官法，努力讨好士族，一个努力维持稳定，一味打压本土士族。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努力讨好士族的魏国渐渐的收揽民心，正统地位越来越坚实，而蜀汉渐渐失去正统地位，民心和士族成为绊脚石。
蜀汉也就面临一个问题：打或者不打。打就是通过北伐争夺正统地位，抢回话语权；不打，以蜀汉的国力，早晚被消灭。打是找死，不打等死。偏安一隅或许是蜀汉最好的选择。
长久以来，蜀汉力主北伐的主战派，一直掌握着朝堂的话语权。蜀汉四相，只有费祎是主安派，诸葛亮和姜维坚决北伐，但姜维和诸葛亮不同，诸葛亮能照顾主安派，不破坏生产力，姜维却连年北伐，穷兵黩武，不管不顾。
姜维缺乏政治韬略。陈袛虽弄权，但他和黄皓交好，全力支持姜维北伐。陈袛一死，姜维缺乏支持者，北伐阻力重重。所以姜维不管不顾的北伐，是迫不得已。
黄皓专权，姜维有心想除掉他，但刘禅不同意，说黄皓不过是一小人，不用太在意，还让黄皓向姜维谢罪。姜维见无法除掉黄皓，怕遭到报复，跑到沓中屯田了，不敢回成都。
司马昭三路大军伐蜀，钟会攻汉中，邓艾和诸葛绪牵制姜维。姜维急忙甩开邓艾和诸葛绪赶到剑阁抵挡钟会，钟会攻不下剑阁，有心撤退。不料，追赶姜维的邓艾从阴平偷渡成功，直抵绵竹，攻入成都城下。
魏军兵临城下，成都一片惶恐。刘禅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在朝堂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议题只有一个，蜀汉政府该怎么应对。
国难当头，主战派在外面，主安派占到了上风。这些人讨论的不是如何利用成都的数万守军，而是想着跑路。有的说，吴蜀一体，可奔吴，有的说南中七郡易守难攻，可奔南。
这个时候，一个主安派的代表人物，坚决反对北伐的蜀汉的大儒，直接变成了主降派，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刘禅向魏军投降。这个人就是光禄大夫谯周。谯周给出了几点理由：
第一，魏比吴强大，万一投靠了吴国，位居下臣，吴国再让魏国灭了，还是要去魏国，等于被羞辱了两次，奔吴不如降魏。
第二，要是奔南中，要早做准备，现在都打到城下了，灭亡在即，人心难测，不能保证没有坏心眼，趁您走向南中的时候兵变。
第三，南中表面臣服，难免没有异心，当初诸葛亮大兵压境才臣服。现在我们逃难，依靠他们，恐怕他们再次反叛。
第四，我们逃往南中，魏军势必穷追猛打。到时候，对外得抵拒魏军，对内要供给粮饷车马，又没地方收税，只能加重收南中少数民族的税，他们受不了，还是得反。
谯周这番话，不止说服了朝臣，也说服了刘禅。最终，刘禅听从谯周的建议，向邓艾军投降，同时敕令坚守剑阁的姜维向钟会投降。姜维投降后，试图复国未成，蜀汉彻底灭亡。
谯周不亏是大儒，单看他分析的这几条，条缕清晰，毫无问题，似乎降魏是最佳选择。然而，他忽视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其一，蜀汉真的无路可走了吗？其二，臣子的本分。
蜀汉真的无路可走了吗？当然不是，当时钟会已经被挡在剑阁准备退兵了，邓艾孤军深入，没有支援，成都尚有守军数万，东吴也已派兵援助。蜀军完全可以瓮中捉鳖。
可惜的是，主安派缺乏对双方军事实力的判断，错误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一味的认为一定打不过，干脆降了。刘禅虽然昏庸，但不是桀纣，虽然绵竹战败了，但是形势并没有土崩瓦解，钟会大军还在，为什么不君臣固守呢。
臣子的本分是什么？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作为一代大儒，谯周不是不知道，然而，他却食其禄而背其主，居其地而献其城，实属不忠不义之人。君子死社稷，投降，丢人。
土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同样是文官的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瓦剌打到北京城下，他依旧不让皇帝投降。这才是臣子的本分。谯周所为，适合他大儒的身份，明显是本土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排斥，不是臣子所为。
当初，针对姜维的穷兵黩武，谯周曾和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更是写出了《仇国论》。历代儒家学者都认为谯周此举，是在为投降主义鸣锣开道，丧失了民族气节。
《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而陈寿是谯周的弟子。陈寿在写史的时候，没有把他列为投降、谋反的人物，依旧把他同其他学者列为一传，而且评价也没有贬斥，反而颇多赞扬。
“谯周词理渊通，为世硕儒”、“谯周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
历来学者评价蜀汉灭亡的原因，无非四点：一，刘禅昏庸；二，黄浩弄权；三，陈祗乱政；四，谯周误国。前三个都导致朝廷腐朽，腐朽了就没修复的可能吗，何以直接投降呢？
对谯周这个投降派的评价，历来是褒贬不一。在萝卜看来，谯周是真的误国。您认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