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是家里长得最秀气的，也是最命苦的一个。
二姐长我五岁，按三年一代沟的说法，我和她之间差不多隔了两个代沟，所以，小时候的记忆里，没有和她一起玩耍的情景，零零散散的片断多是关于田间劳作的。那些记忆像是山野间的葡公英，一朵朵泛着苦香，绽开在年少的时光里。
那时家里人口多，爷爷奶奶年岁大了，父亲是村小的教师，工作极其认真，断不肯误了教学，因此，家里家外的农活便由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五人打理。我们五个长到七八岁时便都要下田务农活，家里的锄头在仓房里从大到小挂了一排，最小的一把只有尺把长的把儿。母亲说，那时，大姐不怎么会干田地里的活，加之身体弱，半个劳力都算不上。这样，二姐和哥哥十四五岁时就成了主力了。
那年春天，家里种了几亩黄豆，一时间长得苗青垄翠，很是喜人。可是，豆苗间的野草也一并茁壮地伸展腰身，时不时地冒个高在暖风中招摇。那时还没有农药，任何田地都要铲个两三遍。
爷爷虽然不下田，但还是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分派每日的活计。这天，天还没亮，爷爷便叫起了二姐和哥哥，让她俩去铲豆子。二姐不敢违抗，谁让她没有大姐那么得宠，又比不得我和小妹，连哥哥都被叫起来了，她能说什么呢!扛起锄头半眯着睡眼摸黑到了地头，可瞪大眼睛也瞧不清苗呀。两人在地头坐了约摸半个多小时，天才蒙蒙亮。前日闲淡，二姐还笑着说起当时的情形，她为家里做了好多活，竟都毫无怨言。
二姐的农活干得利落，一点儿也不肯落在人后，无论什么活，除了母亲外，她是最快的。那些年，家家粮食不够吃，秋收时节，常有半大孩子结伙去田里捡庄稼。各家的孩子都不少，三五成群地自成帮派。那天，大姐和二姐、哥，也许有我，去东甸子捡包米，大姐说，那天好几家的孩子在甸子里晃荡，二姑家的两个表姐妹也在。因为是表亲，所以就混成一帮了。正在这时，二姐发现了田里有一铺子被主人遗落的包米，一声不响地迅速包抄而去。二姑家的梅表姐见了也凑过去，见是一整铺子包米，也动起手来扒。二姐见状，也不搭言，只是手上速度加快。只见她并不将包米扒干净，而是先将它们掰下来，一穗一穗掖在身后。嗬，说时迟，那时快!一铺子包米，梅表姐只得了两三穗而已。
二姐从来都是过日子的好手，她吃得了苦，受得了累，只是命不济。
二姐出嫁那年刚刚二十岁，姐夫家两间茅草房，一垧薄田，还有九千元外债。那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可二姐扛下了。二姐脾气犟，不肯轻易向别人求借，哪怕是自己的娘家。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吃过青包米面饼子，怀孕时缺少营养，到现在我大外甥都是一副黑脸膛，从来就没水灵过。但是，再困难的日子，只要肯出力，就会有希望的。十年后，二姐买了新的砖瓦房，还带着大院套呢!
然而，好景不长，住上新房的第四年，眼看着租地丰收了三万斤包米，可以把新旧债务全还上了，二姐夫竟突然病倒了，肝病，晚期。消息像是晴天里的炸雷，全家人都蒙了。二姐夫是抱养的，根本没有直系亲人，医院已不肯收治，又没有特效药物可买。父亲四处打听，终于去辽宁抓了一些中药回来。望着日渐消瘦的丈夫，望着年幼尚不知事的孩子，任是钢铁铸就的人也会垮掉的。二姐那些天常常偷偷落泪，有时会半宿半宿发呆。终于还是留不住人，二姐夫撒手走了，丢给二姐三四万元外债。房子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夜，那么黑，那么漫长。
那年，二姐常回母亲那里，人一下子憔悴了好多，做事也没有了先前的劲头。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才决定改嫁，毕竟她还年轻，后面的路还很长。
以前，我不懂怎么心疼二姐。这几年，渐渐觉得她心里的苦，只是她不曾对我们说罢了。觉得她像是山野间最平凡的一朵葡公英，苦涩的根扎在贫瘠的土地上，举着小小的花朵，泛着浓浓的苦香。于是，我常打电话或微信给她，虽不能常去看望，但只要是她的事，我必定会全力以赴。可说到底，我能帮的也只是些表面功夫，真心地希望她余生的每一天，都能顺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