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几篇小说看卡夫卡的表现主义风格

世界其实是一个客观的世界，但因为人心的不同，这同一个客观的世界在不同人的眼里会呈现出千万不同的样态。比如在卡夫卡的眼睛里，和在歌德的眼睛里，世界肯定是迥然相异的。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卡夫卡是一个梦幻者，他的创作经常是完完全全以梦的特点构思并写出来的。它们把各种梦的那种不合逻辑的、压抑不安的滑稽模样，这种奇怪的生活的影子游戏精确地描摹出来。”

卡夫卡的小说很多是残篇，有些甚至是日记式的，随笔性的，心血来潮式的几段文字，即使完成的小说，也有一些结尾看上去不了了之，但卡夫卡的代表作，还是结构完整，中规中矩，甚至布局紧凑的，如《司炉》、《判决》、《变形记》、《中国长城建造时》、《在流刑营》，其中我个人比较喜欢最喜欢《司炉》和《判决》，大概主要因为二者有经典小说的布局，是卡夫卡在结构上非常完美，符合我们阅读习惯的作品。

《变形记》：外形变了内心没变所带来的痛苦

在《变形记》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叫格里高尔的青年，他有父母，有妹妹，有一个看上去和谐、温暖的家庭。某天早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格里高尔先是行动受限，变成甲虫之后他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的身体，下面很多细小的腿，挪动非常艰难，时刻受到限制，这是身体受到的限制。随之，他失去了人类的语言，用他同事的话说，“这是动物的声音。”语言的丧失带来了与人类的情感隔离。连母亲看到他的时候都大喊救命，往后逃离。但就是在这种时候，格里高尔想的还是“一家的未来都有赖于自己，”因为此前他一直通过艰难的工作为全家糊口。为了避免令人恐惧，变形后的他退缩到自己房间，却因为身体变宽，无法通过门口，被父亲猛力一推，“猛地远远地弹进了他的房间，顿时满身鲜血淋漓。”

格里高尔的痛苦都是不被家人理解的，“他们肯定也不愿让格里高尔饿死，但也许他们与其亲眼看他怎样吃饭，还不如听人说他怎样吃饭。”“他们肯定”这四个字，说明了这想法来自格里高尔，他从亲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境遇。这里面所透出的心理的细微、敏感与悲伤，那种微观的痛苦的内心世界是令人惊异的。外在变形，内心没变，周围的环境对他来说随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母亲和妹妹还是保存一些日常生活延续下来的亲情，尽量照顾格里高利的生活，尤其妹妹，在父母都不敢看到这只怪异的甲虫后，只有她还在想方设法整理他的房间，抬走家具，让他行动更方便些。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为了一幅心爱的画不被妹妹拿走，保留下他以前作为人生活时的唯一物品，他到处爬动，不意碰见并吓住了母亲，这时父亲回来，格里高尔其实很想尽快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身不由己，而父亲“觉察不到格里高尔细腻的心理”，他很愤怒，不断将苹果向他丢去，直到一个苹果狠狠地砸进了他的肉体，格里高尔受了重伤。

接下来，“妹妹对格里高尔的事已经厌烦了，”他几乎不再吃东西，因为没人再照顾他。因为家庭失去格里高尔的工作收入而陷入困窘，便接纳了三个房客，某天晚上妹妹为房客拉小提琴。格里高尔认为妹妹的演奏妙不可言，“这里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对她的演奏表示赞美……他要向她说出心里话，告诉她，他曾经下决心送他去音乐学院学习，如果没有这飞来横祸，他早就向全家人宣布了”。但这时房客看见了他，他成为全家的耻辱，家人这时很自然地用房客的眼睛来看格里高尔，他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羞耻甚至恐惧的怪物，他被加倍的嫌憎，连妹妹也对父亲说，“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他”。

后来，在经历种种的生存折磨之后，格里高利终于在一个夜晚孤独地死去，瘦成了一个干瘪的外壳。尸体被老妈子用扫帚推拨时，站在一边看的母亲身子动了一下，好像要阻止扫帚，但她终于还是没有这样做。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被丢进了垃圾箱。家里人如释重负，开始了他们摆脱了格里高利之后的生活。

那种神经的敏感细微是深刻到骨髓的，其实除了格里高利变成甲虫这件事，其他的细节都是写实性的——主线的荒诞与细节的写实共同构成了卡夫卡与众不同的小说风格——包括甲虫的每一次行动，吃饭和饮食，都写的非常逼真细腻。他的痛苦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间房子中。

《中国长城建造时》：卡夫卡提前看到了中国

我注意到，卡夫卡的小说多次涉及中国，《中国长城建造时》，还有《中国人来访》、《一道圣旨》等，其实卡夫卡的作品极少描写外国，除《犲狗和阿拉伯人》，似乎唯有中国是个例外。

我还注意到，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奥地利，奥地利是八国联军之一，1900年曾入侵中国，所以卡夫卡对中国的关注，是在这个时代的基础之上。当时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海盗式的欧洲，以及随后崛起的美洲，都睁着一双好奇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中国，而在卡夫卡的作家的目光中，这是一片广袤、悠久而又古怪的国土。

《中国长城建造时》，是作者玄想的，又不失合理性的关于长城的构建过程中，一些匪夷所思的可能性。作者假想自己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参与了长城的建造。“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但这显然是外国的学制，与当时的中国无关，这也是卡夫卡小说世界的众多悖谬之一。小说写道，建造长城的浩大工程是五百米一段，分开来建设然后互相衔接，这样的必要性来自，“你不能让他们在一个离家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山区，经年累月，一块接一块地往上砌石头。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因此，人们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筋疲力尽，百无聊赖，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会合的兴奋之中……”

接下来，作者以一种不大像小说的方式，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这片广袤的国土上，君权与民间的生活进行了种种天马行空的分析和想象。这些思想不受任何教条、理性或者感性的约束，滔滔如江河，一泻而下。而在每一个河流的转弯处，又都有深邃的探索。作者从论述长城建造的可能性开始，从宏观的视角切入每一个微观，但却有令人诧异的准确性。

比如修筑长城的民工，“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连环。”这是作者1917年所写的小说，今天回头去看，它却令人意外地准确描写出了1917年之后，中国红色政权几十年间的真实形状。

从长城而及君权，而及帝国之庞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由君权而及百姓，百姓的生活和古老帝国的皇帝其实是无关的，“在我们各个村子里，早已死去的皇帝，大家还以为他还坐在龙位上。……皇帝只活在歌谣里。我们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街坊欣喜若狂……”其实这也正是人类生活与历史之间的荒诞之所在。

由百姓而及所在的村庄，在中国东南方这个村庄中，一个钦差大臣到来，“偶尔来到我村……稽查税收……每个人脸上都掠过一丝笑意，悄悄地向旁人递个眼色……以便不让当官的察看到……以便不得罪他。”官员与百姓间的关系、形状准确生动，让我想起见过的领导视察的场面。

“村口的小圆柱上盘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可是对村里的人来说京城比来世还要陌生。……结果我们的生活就颇为自由，无拘无束。”最后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正如加缪所评价的，“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彻着卡夫卡的全部作品。”

《村庄里的诱惑》：卡夫卡的发散性思维

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不是跟着现实的僵硬的走向，而是一直跟着发散性的思维，甚至有时候，这些思维发散到极为开阔的场地，如树根的根系一条一条变细，变长，深入泥土的深层去探索水源和养分，但忽然也就停止了，令人茫然不解。

《村庄里的诱惑》便是如此，一个外地人，来到一个僻静而悠闲的村庄，到处都是浓荫绿色，但当他决定在这里住下来，接触必须接触的人，比如旅店的老板夫妇……便逐渐感到不快。后来“我”在晚上住下来，陪伴的有这里的孩子们，月光，小狗——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这只小狗，将很大的篇幅给它。因为睡觉时躲避狗的缘故，“我”不小心碰到了孩子，然后孩子们都醒来，他们都在午夜的月光下跑出去了，他们跑出去之前仅仅来得及告诉“我”，狗是克鲁斯特尔太太的。

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我”也跟着起来跑，后来是，一个房门开着的房间里，灯光下，一个娇柔的女性在写着什么，然后狗去了那里，孩子们也都去了那里，后来孩子们都睡着了。“不时有个别孩子抬起头来，但看到其他人也都还在这里，便又躺了下去。”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卡夫卡的作品，看上去，他所描述的对象总是有点琐碎，即使在他的代表作中，也是有些篇什写着写着就兀自往一个胡同里拐去，而那个胡同是一个来自想象的胡同，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胡同。事情之间的过度并不明晰，甚至在为写这个笔记，再次翻看的时候，我才将这个女人与前面一提的狗的主人联系在一起。作者更不表述观点和情感，一切都似乎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中又有一些不合常理的描写，也许这也正是卡夫卡尽管被推崇，但一直被指责难读的原因吧。

《乡村医生》写的是一个医生午夜去十里外的地方给一个人家的孩子看病，却没有马车，谁知他去猪圈的时候，从里面闯出来两匹马，马的来源没有交代，然后他便风驰电掣地去了病人家。他发现病人的腰部有一个疮，玫瑰样的鲜艳，却生满了蛆虫。那个少年的病人说：“……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我来到世界上，这是我全部的妆奁。”“我”，也就是这位乡村医生说，“我告诉你吧，你的伤口还不算太糟糕，不过是被一把斧子砍了两下……许多人献出他们半边身子，而几乎听不到森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向他们接近了。”卡夫卡的敏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有多么敏感，就会有多么软弱和痛苦。接下来，是医生离开病人，往回返。

他找好自己的衣服，但是来不及穿，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而他的大衣被马车的钩子上剐住了。结果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年人赤身裸体地坐着尘世的车，驾着非尘世的马，四处漫跑。我的皮大衣挂在车的后面，可我又够不着它，而病人中那些心灵手巧的家伙都不肯来帮助……” “一个后继者正在抢我的生意。但毫无用处，因为他不能取代我。”焦灼的梦魇似的感觉，弥漫了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乡村医生让人联想到作家自身，鲜花一样的伤口如同就是人类的精神之病。而医生赤身裸体天马行空在冬天的雪夜，则是一种作者小说的精神象征吧。

《判决》：父亲带来的压迫感跟随一生

《判决》是卡夫卡唯一一篇节奏紧凑，叙事写实的小说，因着《判决》的存在，我以为卡夫卡在其他作品中是完全能够设置经典小说的结构而刻意不为的。

格奥尔格继承了父亲的生意并越做越成功，他是个快要结婚的青年，有一个在国外做生意多年的朋友，那人的生意不景气，状况惨淡，所以格奥尔格给朋友写信，从不敢谈及自己的成功，以及近乎美满的爱情，他甚至不敢邀请朋友回国，担心自己生意做得好，相形之下朋友更加难过。但几年来朋友一直态度疏落。

在听了女友的意见后，格奥尔格决定把自己即将新婚的消息告诉朋友。他回到家里，一边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心里考虑着婚后如何重新安排父亲的生活，让他更加舒适幸福，一边谈及要给朋友写信的想法。

但当他走到父亲的房间，谈起这个朋友，父亲却表示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于是他提醒某年朋友来到家里，曾与父亲亲切交流的情形，父亲这时指责他道：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远远大于对你的打击，意思是儿子对其母感情淡薄。

当他把行动不便的父亲抱到床上，为他盖好被子，父亲却一下子掀开并扔了出去，“这是我最后的一点力气，但对付你足够了，绰绰有余。”父亲很不客气地说，并忽然承认了那个朋友的存在，还以此指责儿子，“他要是我的儿子，倒很合我的心意。正因如此，这些年你一直欺骗他。……幸好当父亲的具有看穿儿子的天性。”他的每个态度，每句话都充满了敌意。

但格奥尔格反而觉得，“那位父亲突然如此了解的朋友，以前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打动过他的心。他似乎看到他在辽阔的俄国落泪受苦。……他干嘛非要远走他乡啊”。他总是顾虑重重又体贴周到。但父亲的指责却在继续：是未婚妻撩起了裙子，露出了大腿，所以你去亲近她，并毫不顾念故去的母亲。说出这些话后，父亲的表情竟然逐渐喜形于色。

这种来自父亲的父子之间紧张的对峙关系，接下来达到高潮，因为父亲忽然揭晓了谜底，“我始终是强者，比你强得多……我和你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你的顾客也都在我的口袋里呢……他已经多年不来，所有的事情，他比你自己还要清楚一百倍。他左手拿着你的信，看都不看就揉成一团，而右手拿着我的信，举到眼前阅读……他什么事都比你清楚一千倍。”原来，在格奥尔格因为体贴而隐瞒各种得意之事，给朋友写信之后，父亲却将真相也一一写成了信，随后寄到了那个异国朋友的手里。小说的主人公，格奥尔格，此刻终于在心里低声喊着：“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然后冲出家门，冲过街道，坠落到了大桥下的河水中。

《判决》的副题是“献给费丽丝”，卡夫卡一生未婚，费丽丝是卡夫卡1913年29岁时认识的女友，卡夫卡与之两度订婚，两度解除婚约，前后跨度4年。写作《判决》的时候卡夫卡认识费丽丝不久——为什么要将这么一篇小说献给刚认识的女友呢？在他那么多的作品中，好像只有这一篇作品是指明献给他人的，而这一篇小说的内容，和献给的对象之间，联系卡夫卡的生活，便有了令人深思的意味。

卡夫卡是法学博士，25岁到保险公司就职，之后一直工作在这里，也一直写作，直到去世。去世之前，对保存其手稿的朋友提出了全部销毁的要求……除了这些，卡夫卡是犹太人，生活在捷克，三个姐妹后来都死于法西斯集中营。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夜

六月二十七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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