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历史总是偏爱的。

在中国历史是官学，帝王身边总要有史官作起居注，王上的一言一行都得记录，以示正统。新的王朝要为前朝著史书，列述帝王将相的事迹，以示一脉相承。代代史官著出二十四史，白纸黑字是历史的脉络，贯通了华夏的数千年，清晰可见。在中国历史是显学，文人必备的学问，付诸笔端的文章多不胜数，有借古喻今，有品评先人，或议论得失，或感慨兴亡，若是所学不精，居于庙堂之上缺些治国的凭据，处江湖之中也难免在夜航船上丢人喽。民间更爱谈史，汉末三国的历史流传了数百年，又慢慢衍生出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后来被罗贯中编成一部三国演义，让这段历史成为国人的最爱。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喜爱谈古论今，也许是秦皇汉武，也许是刘邦项羽，历史里总有聊不完的故事，数不尽的豪杰。在中国的街头巷尾，随意寻位路人说到历史也可以讲的头头是道，这和西方真是不同，问他们一个普通的市民自己国家的历史，很多人都是糊里糊涂，若再问这城市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

中国人太喜欢把历史当作镜子，唐太宗就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国人凡事都要往史书上寻范例，有了古人背书，自己的行事就正统多了，正确多了。然而讽刺的是，千年来中国的王朝更替的最频繁，盛衰就这么循环着。北宋的司马光写出《资治通鉴》，作为皇帝的执政参考书，希望皇帝从历史教训中学到治国之术，这本书称得上传世经典，但写出它的司马光从历史中看出什么来了吗？他看到的是法不可变。他作为守旧派的旗帜和王安石的变法派死磕，让朝廷在神宗皇帝死后尽废新法。在我们现在看来，若要北宋王朝的延续，变法是理所应当的，司马光怎么就不能从历史中看出来呢。史学大家如陈寅恪，他们自然最洞悉历史，可在自己的人生中一样看不清天下大势。倒不是史学家们学问没做好，实在是因为历史是门变化的学问，从过去的历史里找出与时事完全相同的情境本就不可能，又怎么以史为镜呢。

我们现在看古人的历史，自然可以轻易的点出是非对错，但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更不能说明我们比古人更高明。回看历史容易，看透时局却难。我们能笑谈古人的成败得失，却难得意识到自己的是非对错，更多的人们只能是随波逐流，各安天命。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很多扔下土地跑出去打工的农民得以发家致富，成为企业家，他们那些辛勤耕作的同伴却还是农户。但这些走出去的农民真是都是有特殊的品质，胜过他们当年一起耕作的同伴吗，只怕不是这样，他们身上确实有优点，但更多的只是赶上了时代的滚滚浪潮。所以才有人杰们的感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谓汹涌澎湃，固然有些英雄人物翻云覆雨，改变时代，但更多的人只能随着浪潮前进，有几个人能把握自己乱世中的命运。日本侵华的时候，论中国将亡的学者大有人在，却不意味着他们是祸国之人。国共内战的时候，跟随国民党甚至最后离开大陆的人很多，也大有爱国之士。更多的时候，人们不过是因缘际会走上一条路，亦步亦趋的作出一些事。人们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一点时空，想到的自然也很有限，做的不过是蜗牛角上争是非，谁能看的到历史呢。

历史容易说来，但细节总难以回溯。抗战期间的蒋介石有几分抗日几分反共，西安事变的爆发张学良有几分为自己几分为国家，谁能说清呢，“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间的人事都不是黑白分明般的简单，若我们后人高高在上地盖棺论定，恐怕是“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很多在战争年代饱经风雨的老人，并不愿意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桩桩历史事件，这或许也是因为无从开口吧，是是非非哪能简单的说清楚呢，不如闭口不言。

历史读的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历史上的人们，无论平凡还是伟大，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又仅有那么一席之地，走过自己的匆匆数十年。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亿万万这样的人创造出来，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部分。这洪流浩浩荡荡，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常人能做的就更少，但我们都有幸参与着历史的一个个片段。当我们用自己的选择，发出自己的一点力量，做着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也就见证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