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书桌前听凡凡电话里诉说自己牵牵扯扯的感情，微信上收到所教的第一届学生班长发来的信息：
龚老师身体最近不太好，一直在做血透，近期准备要换肾，有时间关爱一下他呀。
龚老师是我大学毕业后在宁波任教的高中学校的同事，当时他任学校的教导主任，是我担任班主任班级的数学老师。作为学校领导，他对我这个新教师很多帮助和指导；作为同事，给予我这个外地来的小老师很多关心和鼓励；作为任课老师，非常支持和配合我的班主任工作，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和敬重。而我敬重他的原因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还在于他往往身不能自己却依然爱岗敬业——1999年龚老师三十多岁，做了换肾手术，定期去医院治疗检查，不断的跟排异做着斗争，但是，只要他能行动就穿梭在学校里。
高三孩子晚补到九点，他辅导着；孩子们入寝铃声响过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班级秋游爬山，他跟到半山腰，跟孩子们一起发出青春的誓言和呼喊。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学校里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办公室的灯亮，那么龚老师一定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08年我离开了宁波，开始跟老师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鼓励我到上海好好安家立业，还曾经寄给我很多专业发展发面的书籍督促我学习。近些年，忙于琐事，很少想起故人和旧事了。
看到班长的信息吃了一惊，挂掉手里的电话跟学生了解了大致的情况。六七年没有联系了，龚老师又处于病重阶段从哪里问起呢？怎么聊才能带到关心和问候又不至于让龚老师平添伤怀呢……我思忖良久，拨通了学生提供给我的电话。
哈哈，龚老师，是我。今天是重阳节，想要祝你节日快乐，又觉得不合适，哈哈。
哦，是袁宁。怎么不合适，我也到了重阳的年龄了。
你五十多岁，尚是壮年，听你声音辨气质容颜还是当年。
哈哈，哪里哪里？有老了就要承认自己老。
……
接着，我问及了龚老师正在读大四的孩子的情况，汇报了自己家庭和工作的近况，小心翼翼的问道他身体的近况。
身体，还行！还的肾已经跟了我18年了，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今年上半年很多指标就慢慢不对了。
没关系，不是啥大事儿。
生活上能自理，我今天就是自己开车来血透的。这不，左手还挂着针呢。
是，有可能的话可以换个肾了。
嗯，现在肾源很紧张，各地医院排队等肾的人都很多。
十几前，被枪决的人的肾都用于医疗用途了，近些年被国家禁止了。
是，我暑假的时候在网上也打过一个其他渠道的电话，说要80万，买卖双方都分别在不同的医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手术，太不靠谱了。
等吧，现在医疗条件也好了，血透也不比以前痛苦了。现在做血透反而有轻松舒服的感觉……
我原以为，我们的通话会是伤感而沉重的祝愿和叮嘱，而我会因此抑制不住的难受。但是，没有。龚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底气十足，透着一股子劲儿。即便聊到未知的换肾的大问题，轻描淡写好似在说别人家的事儿。他说他不做血透的时候还去学校，没办法事儿太多。实际上，事儿不可能多到他不去就推进不了，工作已然成为了他血液中流淌的因子，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惯性。
心有所系，少惶惶然。龚老师的这份执着和爱可能是他生病的一个诱因，但也因此是他一生幸福的源泉。有种记挂，有些牵绊，刚刚好。
龚海晏，是老师的全名。翱翔大海之上，日日安。祝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