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要成为极端主义者？为什么他们不能社会化地支持技术促成的社会福祉，或者社会化地对加密货币进行一般支持？大型运动的本质告诉我们一场大型运动的追随者无法成为另一场的追随者。并且大型运动是赢家通吃的局面。这与加密货币中的情况是一致的——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也处于赢者通吃的地位。
加密货币周围自然会形成帮派。为了能够吸引到新成员（通常是从与其相竞争的帮派中），这些帮派中真正的信仰者展开了焦灼的竞争。他们知道增加其成员（即增加最重要的、真正的信仰者），便会加大其加密货币胜出的可能性。
这些帮派在加密世界成员常出现的地方随处可见，例如推特、Reddit和Discord，他们常常在这些地方拉拢他人加入自己的加密货币阵营。有一个名为Maximalist的英文词汇，便是为了描述这类行为，而给这群人打上的标签。（译者注：按照字面意思，Maximalist应该译为“极多主义者”，但是为了方便中文读者理解，译为“极端主义者”似乎更佳。）我一直批评这类行为，因为它与对他人不厚道相联。弗莱德.怀尔森(Fred Wilson)最近对加密货币的极端主义行为表示了抱怨，他说道：
“如果某人想要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我们应当对此表示理解和欣赏。但如果这种深信引致了仇恨，肮脏和嘲笑，我们就应该表示拒绝。我们应当呼吁其回归常态，并且对此拒不接受。”
我同意仇恨、肮脏和嘲笑是糟糕的。我们应该呼吁其回归常态。但是站在极端主义者的立场来讲，我期待更多的极端主义者出现。如果你持有一种加密货币，并希望它能够成功，很显然你就想要更多的人像你一样持有它。成为一名显眼的极端主义者(visible maximalist)便能促成以上想法。
以下是一项名为《友谊悖论与在知觉和社会规范中的系统性偏见》(2016)的研究，该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作为一个显眼的极端主义者可能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好。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朋友总是拥有比他们更多的朋友。这被称为“友谊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悖论呢？很显然，拥有更多朋友的人有更大的可能性被他圈子里的人观察到。假设一个人拥有1000个朋友，他就会在这1000个人眼前晃来晃去，并给他这1000个朋友以一种感觉：我的朋友人脉真广。假设一个人没有朋友，因为没有人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就不再任何人的视线之内，也就没有人会把他归入“朋友少于我的”朋友集合之中了。
对于这个理论的直观理解可以看看下图。图片数据来自詹姆斯.科勒曼（James Coleman）1961年关于中学生友谊的研究。以上节点表示的是女孩，而连线则表示她们有共同的朋友。每一位女孩被标注的第一个数字代表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而第二个数字则代表其朋友们所拥有的朋友数量的平均数。以左下角的女孩为例，其数字表明她有两个朋友，而这些朋友又各自拥有2个和5个朋友，后两者的平均数为3.5。从图中可知，除了少数特别活跃的社交分子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朋友的平均朋友数量都要高于自己的朋友数量。
图片表明了为什么你的朋友可能比你有更多的朋友
这种现象使人们相信，某种特定行为比它事实上来得更加普遍。它创造了一个现实扭曲(reality distortion)，这鼓舞了更多这样行为（找朋友）的出现。这最终创造了一个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让我们用推特的关注者的场景来考虑一下这个现象。
1.一名普通推特用户史蒂夫发现，绝大多数其所关注的用户都比他有更多的关注者；
2.史蒂夫相信他的关注者数量低于平均水平；
3.史蒂夫更多地参与和使用推特，这推动了其关注者做出同样的行为；
4.这进而推动更多用户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引导更多人参与推特的反馈循环。事实上，以上调查的作者强调，友谊悖论会被社交媒体放大。
一项由霍达斯（Hodas），库迪（Kooti）以及勒尔曼（Leman）在2013年做的关于推特行为的研究表明，98%以上的推特用户的关注者数量比其所关注的人的更少：通常，一个用户的“朋友”数量比其关注者的要多1000%。鉴于社交媒体的用户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少年用户增加，一小撮最受欢迎的用户受到极端曝光的现象正在变得势不可挡。
由于先前研究工作的积累，霍达斯等研究者对反馈循环已经十分了解了。但这些研究者想要知道连接性更强的个体（more connected inividuals)——例如有更多朋友的人，与比连接性更弱的个体想比，是否表现得不一样。
他们发现连接性更强的个体更有可能被其在社交网络中看到的行为所影响，并且如果他们将从类似行为中有所收获，他们将积极地同更多人建立联系。而这些自然的个体行为会影响整体行为。
研究者们这样总结他们的发现：
有两种基本力量在起作用。第一种是联系人最多的人最容易与他人互动，因此在战略补充（或替代）的任何环境中，他们的行为受到的影响最大。第二，如果人们对某项活动的喜好不同，那么从该活动中获益最多的人选择拥有最多的关系。
那些有更多联系人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这样的行为。而喜欢这样行为的人更有可能寻找更多的联系人。这两股力量使得更加多的人关注这一行为，进而实际地增强了其普遍性。
他们使用青少年饮酒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论点：
因为青少年饮酒（或者大规模饮酒）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花更多时间与他人社交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理由在小时候开始饮酒，即更可能成为那些较早饮酒的人 。因此，经常被其他人视为朋友的学生更容易饮酒，这就导致样本偏差和偏见，其与数据一致，这一结果反馈给其他学生，并使得整体更偏向于饮酒。
就像喜欢有朋友的人(或喜欢喝酒的人)，在更多的人有朋友或者喝酒时开心一样，拥有加密货币的人喜欢其他人拥有相同的加密货币。
这就是“极端主义者悖论”：
1.连接性越强的人越有可能支持极端主义，因为后者于他们而言显而易见；
2.极端主义者寻找更多的联系人，因为极端主义类行为的增加会有裨于极端主义者；
3.被感知到的极端主义行为增加；
4.导致事实上的极端主义行为增加。
为什么人们必须成为极端主义者？为什么他们不能社会化地支持技术促成的社会福祉，或者社会化地对加密货币进行一般支持？大型运动的本质告诉我们一场大型运动的追随者无法成为另一场的追随者。并且大型运动是赢家通吃的局面。这与加密货币中的情况是一致的——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也处于赢者通吃的地位。
总之，极端主义者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存在可能比极端主义者想的还要好。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购买加密货币就是像喝酒一样的社交行为。人们购买加密货币的自然动机是同更多的人连接，这使得普通人觉得有更多的人购买加密货币，进而事实上促成更多的购买加密货币的行为。
换言之，这种“病毒”正在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