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

今年是我进入震旦学院的第一年，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我几乎都按照父亲柳文耀的意志而活。

在那时，只要按部就班就会成为上海名媛的我从来都未曾想着以后的日子。

少女懵懂的时光里，不知国家是怎样的，也不知世界是怎样的，在父亲造就的环境中生存，一眼望得到尽头，自然也就无所谓未来。

外人眼里的柳眉是一个商界大亨的女儿，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上等人”，我虽不以此为傲，但在那个时代多少有些优越感。

淑女一词大概是远观者看我作秀的评价，现实中的柳文耀女儿可是个文明的叛逆者。守规矩却傲慢，这个评价我是最认可的。

具体是哪一天我忘了，只记得当时床头窗外的桃花开得甚好，粉嫩粉嫩的，喜鹊也叫个不停，沉浸在梦乡之中的我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意外即将来临。

“快起床，柳眉，你今天还要上学呢”

“要迟到了，大小姐”

前一秒还在流哈喇子的我忽然惊醒。

睡梦中被人打扰的滋味可不好受，心中那无处寻觅也无法消散的怨气逐渐滚成了一团火焰。

可是这团火焰再大却也不能烧毁我对“不迟到”的最后坚守。

此时柳文耀正襟危坐在餐桌前，好像就等着瞧见自家闺女的狼狈样一般。

简单洗漱后，我就急冲冲地下楼。不一刻，父女两人的眼神就对上了，但此时我心中只想给他来个白眼，话未说出一句，就顺手抄起餐桌上的一个三明治，背着手风琴，气势汹汹地出了门。

路上越想越气，父亲一定是故意让母亲和保姆不叫我的，这件事儿等晚上回去必须要说清楚，否则一股气憋在心中，难受极了。

我跑着跑着，终是火速赶到了学院内，嘴里叼着的半块面包都还未来得及吃完。

但就在我即将踏进教室门时，教学楼下却朝着这个方向传来了一句不大客气的话：

“哎！背手风琴那个，快下来！”

我被这个声音震慑住了，年轻人本该发出清脆或是爽朗的语调，但他是满满的厚重感，具些诱惑，莫名令人沉醉。

可正在坚守“不迟到”的我来不及陶醉在这个“不礼貌”的声音中，只想着赶紧解决问题。

回头一转，错确在我，刚刚不小心推翻水桶，水撒了一地。

顺着声音往楼下望去，一群人中有两个少年格外地惹人注目，尤其是那个个子较高的人，一双眸子里有我之前从未看到过的清亮。

“对不起啊，我赶时间。”

说着我就往下扔了十个大洋，心里想着我还急着去上课呢，根本就来不及下去，即使那桶水浇透了这两个少年和他们正铺在地下卖的书，十个大洋用作补偿也应是够了的。

但那年长一些的人好没道理，继续用他那厚重的嗓音喊道：

“你什么意思？快下来！”丝毫没有要放过这件事的意愿。

我一听就来劲了，之前在家中憋得一股怒气再也无法压制，一股脑儿地要喷泻出来。于是索性将“不迟到”丢在一边，像是扛着重机枪要去跟别人拼命的架势一路穿过楼梯，奔向那个少年的身边。

“有你这么丢钱的吗？”少年继续发问。

周边的同学也都聚集了起来，熙熙攘攘的，作为校董股东女儿的我有些恼羞成怒。

长这么大，还没谁会真的这般当面指责我，这一局要是不扳回来，我还怎么在学校里做人啊？要知道，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可都是有些来头的。

“我不是已经给你们钱了吗？

“看你们这打扮，这些钱不仅能买你们的书，还可以让你们吃上很多顿饱饭。”

我瞪着眼睛，竟能毫无顾虑地直说出这些话来，连自己都大吃一惊。

估计一是当时的情境所致，二来也不知为何，与这个少年一对上面，我好似就可以忘却那些世俗之事，诓人的礼教和规矩在此刻不大作数了。

“谁要你这些钱了呀？”

“再说有你这样天女散花似的撒钱吗？”

少年略带着怒气，事态变得愈发严重起来。

但我当时更直观的感受是这个人的语气像是在对一个不大礼貌的孩子进行说教，正气中还有些古板。

这种教育式的批评令我彻底下不来台了，心里盘算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找个由头将这个眼前的人直接赶出去。

“讲规矩是吧，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们是哪来的？我好像没见过你们呀？”

我瞅了一眼地下的书，没好气的质问道。

“姐姐，别生气，我们是震旦学院的学生，今天在这里勤工俭学摆地摊。”

站在刚刚那个高个少年一旁的小少年带着稚气说着。

“姐姐，我们在买的书是新青年，新青年能解放大家的思想。你听说过李大钊吗？”小少年带些劝诫的语气试探道。

本来这声“姐姐”还让我有些释怀，看眼他们后继续听这个小少年说下去，但他这下一句话顿时有了那个人的影子，我大致能猜到这两人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了。

怒火又继续烧了起来。

“我不知道李大钊！”

“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你们在这摆摊就是违反了学校的规矩。”

一声驳斥让我的隐藏多年的本性暴露无遗，之后的日子里也一直在为今天的无知感到羞愧。。

“我们读的是震旦学院的赴法勤工俭学班，怎么，去法国能勤工俭学，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就不能了吗？”

少年丝毫没有慌乱，带着他那有理有据的正义感与我打起了辩论。

“那你想怎么样？钱，我已经给你了；这个楼，我也下来了。”

“十三本，一共是两块八毛六，这是打湿了的书钱。”

“外加一句，’对不起’。”

他一边摆弄着书，一边计算着，说后一句话时，还特意顿了一下，拉长了“对不起”三个字的尾音。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是挑衅？还是正义战胜歪理后的喜悦？

我已经分不清了，可能两种都不是，但这的确触及到了本人骄傲的底线。

“不可能，我的字典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三个字。”

我这个企业家的千金当时瞪大了眼睛，怒目而视，毫不犹豫地朝着他喷出了这句话。

此刻气急败坏的我脑海中能想到的只有之前计划好的行动：将这两人赶出去。

话不多说，撸起袖子就开始抄起他们兄弟俩摆地摊的家伙事儿，准备从学校门口直接扔出去。

无论身旁的同学们如何劝说，也无法撼动我做这件事的决心。

开始这个少年还很强硬地拦着我，但当我喊出“你要耍流氓啊？”，他就立刻收手了，只得无奈地在一旁看着。

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真的对校园同学进行了一场有声的暴力行动。

伴随着夹着若干本新青年的包袱的一声落下，两个少年有些气馁地收拾起来，将摊位摆到了学院外一边的路旁。

看着这一切的我依旧没有丝毫要彻底收手的意思，甚至关起了学校的大门。

这一刻，我好像一个被装在套子里的人。

身在这个套子里，我的眼睛被蒙了起来，不大看的见套子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也并未想着真的看看这个套子有多大，有多能装。

下学回家时，我在车上悄悄地往他们的摊位方向瞧了瞧，出人意料的是，学校里没有兴起的生意，在上海的街道上变得逐渐兴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