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我们家里的老大，我是家里的老小，我们俩相差十七岁，所以当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不熟悉我们的人会以为我们是母女。

大姐出生于一九五四年，那时父亲在外工作，为了帮母亲照顾弟妹，也为了帮家里打柴抬水，她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她在村里的保健站就站稳了脚跟，输液、打针、接生、上环样样精通。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可以出去学习然后就可以转成正式医生的机会，身为大队书记的伯父对此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她把这次机会给了村里另一个女孩，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的大姐被刷了下来。

失去了这次机会的大姐又在保健站干了三年后就嫁人了。姐夫是附近村子里的人，父母均已下世，当时是阳泉煤矿的正式工人。姐夫到我家相亲后没多久，大姐就跟着他走了。那时我还小，只模糊记得年轻英俊的姐夫坐在我家后炕里那条待客的毡子上，之后大姐就走了，后来我才得知大姐夫领着大姐是旅行结婚去了。

大姐结婚的第二年冬天，家里收到了大姐的来信，说她快生孩子了，让母亲去伺候月子。那年我七岁，留在家里让二姐和两个哥哥照顾，估计母亲是不放心吧，于是母亲便带着我坐火车去了阳泉。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坐火车，我只是觉得新鲜，而母亲却是一路晕车，差点没坚持下来。

火车到站后我们又换乘了矿上的班车，然后又在黑暗中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到大姐家。黑天半夜的我没看清她的家在哪里，等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大姐家那两间逼仄的房子在半山腰，它的上面和下面还有好几个人家。房子的小自不用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竟然没有厕所，人们上厕所要走到很远的无人烟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曾有外国人去阳泉参观，指着半山腰的房子问那是什么，陪同的人怕丢国家的脸，犹豫了一下说那是鸽子窝。我不禁失笑。

在我们去了两三天后，大姐去医院顺利生下了我的外甥女。月子里姐夫每天上班早出晚归的，所以产妇和新生儿的照顾全靠母亲一个人，我能帮忙的地方只是每天和母亲去山下的水房里抬水。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外甥女满月了，而年关也近了，母亲和我收拾着准备回家了，大姐红了眼圈，依依不舍地在门口目送着我们。

接下来的几年，大姐又生了两个儿子，生大儿子时回老家坐的月子，那个村子正是母亲的娘家村。第二个月子依然是母亲伺候的，只是这次母亲没有带我，因为我又大了两岁，可能母亲会放心点吧。最小的外甥又是在阳泉出生的，那时姐夫的工作比较清闲，所以坐月子便没有让母亲去，由姐夫一个人全程照顾。

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大姐每年暑假都要回来住上一段时间，偶尔有事不能回来的时候很少。每次回来她总是大包小包地给我们带东西，有衣服，也有吃的。我上高中时好几件漂亮的衣服都是大姐给的，有米黄色的羽绒服，有白色的乔其纱衬衫。那件羽绒服我上班以后还在穿。我人生中第一件纯毛毛衣也是大姐给我织的，那件紫红色的高领毛衣我穿了好多年，一直舍不得丢下。其实多少年以后我才懂得大姐其实过得也很拮据，姐夫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她们五口人，除了生活剩下的也不多。可就是这样，大姐也总是尽其可能地履行着自己作为长女的本分，孝敬父母，关爱弟妹。

记忆中大姐每次离家的时候都会掉眼泪，母亲也会跟着流泪。远嫁的女儿真的不容易，眼看着父母日渐衰老，说不定哪一次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心中有太多的不舍，可自己的生活又不能抛下不管，所以也就有了太多的无奈。有一次大姐走后，父亲跟我们抱怨说，以后别回来了，每次走都是这样，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忙着替大姐辩解说，她是舍不得走，并不是委屈，莫非你连这也看不出。父亲不言语了，我想他绝对不是误会了大姐，而是面对分离场面时自己独有的一种排解忧伤的方式。

大姐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我们都不想让她每年走的时候都那样伤神，所以最近几年她的行程定下来的时候，最后几天我们总是让她来我们家，然后走的那天托人回父母家去取她们走时要带的东西。从我们家走，跟我们告别大姐至少不会像跟父母告别那样伤感，同样，父母不是看着她离去也不会太难过。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得知大姐的生日竟跟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同一天，于是去年她生日那天我给她发微信问候，没想到一天也没见回音。我微信上问外甥女那天是不是她妈妈的生日，她说不是，她妈妈是前两天的生日。我疑惑不解，大姐以前明明说过她的生日就是那天，为什么会不是呢？我绝对不会记错，莫非大姐糊涂了？我心中有了不祥的猜测，终于没有按捺住自己的急性子，当天晚上我拨通了大姐的电话，一问得知我记得没错，是外甥女搞错了，我长出了一口气，至少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大姐一切安好。

越来越发现血浓于水的手足亲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厚重的，惟愿此生的兄弟姐妹情能够以爱和牵挂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