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客卿将相为何能在谍战中KO辅政贤公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国中后期，即纵横之争最白热化的阶段，也恰是贵公子辅政模式与客卿拜将相模式不断PK的过程。两种模式在个别国家是并行的，比如赵国。楚是前者的极值，秦是后者的极值。
齐、赵、魏、楚的贤公子辅政格局，恰好分布于合纵连横最激烈最诡谲的阶段。在最初阶段，秦还不是天下首强，只是领跑阵营之一。齐国和赵国的崛起都不是靠贤公子辅政，但在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处于贤公子辅政状态。魏靠贤公子辅政只得了个回光返照。
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差异。我们对史书中屡屡出现的“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不可不循名责实。
要知道，当时不光是君主与贤公子竞相招揽人才，各国将相卿大夫也普遍养门客。但后者门客的数量级与用途，都与贤公子差别很大。使得各国布衣士人分化出几种不同的职业规划：
一是做纯学者，在稷下学宫或其他诸子私学。
二是纯做权臣门客，特别是贤公子辅政的环境。
三是以做门客舍人为跳板，被引荐，蔺相如的案例也是这样。
四是直接游说君王成为客卿。
五是走学吏路线从基层慢慢升迁。
从某种角度来说，贤公子对门客的管理方式，有助于吸收那种有一技之长却不适合混体制内的社会闲散人才。比如高薪养士的孟尝君，鸡鸣狗盗之徒照收不误。那些没有本事进学宫，又没有门路见齐王的人，大多汇聚在孟尝君门下，执行第一条路线。
而后三种路线，更多发生在客卿将相模式主导的国家。其中根由在于，贤公子辅政模式的人才选拔标准与客卿将相模式迥异。
四大贤公子的三千门客，也许只适合做权臣私家的智囊与爪牙，未必适合进体制内工作。如此一来，打手与军师型人物多投靠贤公子门下。而真正的将、相、守、尉之才不会甘于一辈子做门客，又无法与贤公子势力竞争，所以更倾向于去客卿将相模式主导的国家找机遇。
比如齐国蒙氏就是在孟尝君当权时期移民秦国的。
这种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对个人而言是各得其宜，对国家而言却是天差地别。因为，从根本上说，贤公子养门客这种求贤模式，留不住本土的高端人才，也吸引不了外部的高端人才。最终，会导致人中龙凤流失到对家。
也就是说，贤公子及其门客要面对的是一群质量有可能高到破坏列国平衡的劲敌。
当然，在合纵连横中，贤公子的门客不乏让列国将相瞠目结舌的出色表现。例如，帮孟尝君复位的冯驩，信陵君在赵王身边埋伏的眼线以及侯赢、薛公、毛公，说服楚王救赵的毛遂，都发挥了影响天下形势的作用。但这也恰恰反映出，齐赵魏楚的国家情报网太渣，过于依赖贤公子的私家力量。
在韩非看来，这容易导致两个隐患——“参疑”与“废置”。
参疑指等级名分混杂不明，君不君，臣不臣。其恶果是大臣架空甚至加害君主。废置指君王按照敌国的意图来任免大臣。于是敌国顺势控制本国决策层。显然，贤公子辅政模式比客卿将相模式更容易引发这两种问题。因为“1+3000”的权臣势力，比“1+n，0≤n≤100”的寻常将相的势力要膨胀得多。所以，君王很难对贤公子始终信任如一。而这种不信任，又因贤公子在诸侯中的影响力而招致较大动荡。
故而韩非指出：“‘参疑’‘废置’之事，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资其轻者，辅其弱者，此谓‘庙攻’。参伍既用于内，观听又行于外，则敌伪得。”（《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注意！这句“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道尽了谍战之精髓。
他举了两个例子——“秦侏儒善于荆王，而阴有善荆王左右而内重于惠文君。荆适有谋，侏儒常先闻之以告惠文君。鄴令襄疵阴善赵王左右。赵王谋袭鄴，襄疵常辄闻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备之，赵乃辄还。”
秦惠文王有个侏儒宠臣与楚王的关系很好。他悄悄收买楚王左右近臣，楚国一旦有谋划，侏儒就告知秦惠文王。魏国邺令襄疵买通了赵王左右近臣。赵王每次打算偷袭邺城时，襄疵都会先一步上报魏王。赵国见魏国有备，便放弃了。
问：这与信陵君门客深入赵王左右有何区别？
答：间谍所属单位不同。
贤公子情报传递路线是：敌国内奸——贤公子门客——贤公子。
上述两例的情报传递路线是：敌国内奸——大臣——国君。
秦侏儒与襄疵两人只买眼线而不结党，信陵君则是以私人势力为眼线。前者构建的情报网直属国君，后者是体制外的非正式组织（尽管贤公子本身在体制内）。中央集权制很忌讳失去对情报信息的全面掌控，萧何抢救秦丞相、御史府的图书就是出于这种考量。贤公子私家情报网的膨胀会引发二元政治，于是又回到韩非提出的“参疑”、“废置”隐患。
让信陵君落马的流言是晋鄙门客放出来的，晋鄙门客被秦国收买。魏安釐王出于对“参疑”的恐惧，反而做了“废置”之事。可惜除了信陵君党羽外，魏国没人能认识到这点，也无从纠正。
更糟的是，信陵君集团甚至没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在秦国，无论谁上台，情报网依旧是国家的而非私人的。但天下只有四位贤公子，信陵君还是其中独一份。而个人能力比他们强的客卿将相却是层出不穷。贤公子没有替补，客卿将相却板凳厚度爆表。这场谍战谁赢谁输，结局其实早已注定。秦国借魏人之刀打败魏公子，非幸也，数也。
13.吕不韦实验——向贤公子们的最后致敬
有些残酷。
信陵君死于魏安釐王三十四年，秦王政四年。
他在四年前，率五国之兵在河外击败蒙骜，还追击到了函谷关下。不久后，秦国买通晋鄙的门客，造谣中伤信陵君。当时秦王政年少，国事委托大臣处置。蒙骜、王齮、麃公等人为将军，屡攻韩魏。总领军政者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的相邦文信侯吕不韦。也就说，用离间计除却信陵君，就是吕不韦的主意。
有些讽刺。
《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吕不韦觉得秦国雄强于诸侯，自己贵为天下第一强国首席权相，不能像四公子那样招致天下宾客，太没面子了——司马迁认为这是吕不韦也来个养士三千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养士三千肯定是受四公子的启发。不妨把这看作吕不韦是对贤公子们最后的致敬。
有趣的是，吕不韦招揽的门客多为学者辩士。他把这些人组合成一个编辑部，合著出二十多万字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吕氏春秋》。这个用法前所未有，是他的独创成果。除此之外，吕不韦此举还有两重考虑：一是为秦统一天下储备更多的精英，二是彻底断绝六国再出一位贤公子的可能（若干年后的燕太子丹有这个潜质）。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场实验。一个关于客卿将相模式主导的纯法令型中央集权制国家与“贤公子”集团能否相兼容的实验。
吕不韦非宗室贵戚出身，而是沿着客卿将相模式路径起家的布衣之士。但他与春申君一样，有拥立新君之功。更有利的是，秦王政要唤他一声“仲父”。这多少抵消了他出身卑微的先天不足，可以扮演近似“贤公子”的角色。
在经济基础方面，尽管秦国采取虚封制，吕不韦没有治权，但他的食邑有雒阳十万户。除了春申君淮北十二县户数不详外，他的势力远超另三位贤公子，据说家有僮仆万人。横向对比一下，张良家族五世相韩，秦灭韩时，张良只有家僮三百人。当时的韩国已经弱成渣。秦韩权臣家产的差距，从侧面反映出秦国的富强程度。
许多人因吕不韦的商人出身与“政治投资”而颇有鄙夷。但文信侯的眼光、手腕、气度在战国末期也是超一流的。他在秦国推行了多项新政。尽管后来秦王政与他决裂，但还是继承和发扬了他的不少政治遗产。秦国能摆脱邯郸之战以来的低谷，能解决棘手的继承人问题，文信侯吕不韦功不可没。
然而，吕不韦没想到的是，自己意外制造出了嫪毐这个秦国史上最奇葩的bug。
《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史记·吕不韦列传》：“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吕不韦、帝太后赵姬、嫪毐之间的八卦在此就不赘述了。我们只需要注意，嫪毐的权势竟能与吕不韦分庭抗礼，还造成了秦国内部的分裂。嫪毐如同“贤公子”势力般膨胀，还发动叛乱，好在最终被王权弹压。吕不韦也因此案牵连而失势。
与四大贤公子相比，吕不韦也算得上公忠谋国之辈。别看他养客三千，却没遵循贤公子辅政模式的基本思路——把这股势力完全变成私产。除了那些编书的人外，他还精心选出优秀的门客……上交国家。
《史记·李斯列传》：“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此得说，说秦王曰……秦王拜斯为客卿。”
李斯曾为吕不韦的舍人。吕不韦发现这楚国青年颇有理政之才，就让他做郎。郎官是国君的侍从官，可以视为国家高级储备干部。果然，李斯为郎官侍奉御前，得以向秦王进言，被拜为客卿。
他的实验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单纯的嫁接。贤公子辅政的资本是数千门客的智谋勇力。但门客对增加吕不韦的政治资本意义不大，更多是锦上添花的形象工程。这也决定了吕不韦实际上的执政根基，与其他客卿将相并无本质区别——都高度依附于王权，分分钟被摘。
秦王政不忍对吕不韦致法。一来，他功高劳苦；二来，众多宾客辩士替文信侯。但吕不韦回到自己的封邑时，“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可见，其声望已然超过了从前的四位贤公子。秦王政对此不满，写信责备他，并下令将其全家迁徙蜀郡。垂垂老矣的文信侯饮鸩自杀。
吕不韦死后，他的宾客与不少秦臣窃葬其遗体。秦王政大怒，做出了如下处罚：
“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史记·秦始皇本纪》）
至此，吕不韦的实验以失败告终，秦国回归了彻底的客卿将相模式。同时，秦王政借鉴了齐国稷下学宫模式，设博士官若干。
贤公子辅政模式的一切残迹，从此隐没于历史长河，只留下后人不断传诵的《魏公子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