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和儿媳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读研究生的。毕业后他们回北京工作了十来年。去年（2015年）9月，儿子重返墨尔本。今年5月，儿媳和孙子也正式移民。9月初，我们老两口来墨尔本探亲。那时，北京还是“秋老虎”天气，墨尔本却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在儿子他们的新家里，盖着暖暖和和的羊毛被，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天蒙蒙亮时，我真切地听到了“姑姑救”的叫声，迷迷糊糊地，还以为是又回到故乡了。
我的故乡是晋北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我家院子里有几株榆树，树上常有“姑姑救”站落并鸣叫。
那“姑姑救”究竟是一种什么鸟呢？它的体形比灰瓦鸽子略小一些儿，颜色也略浅一些儿，学名大概是叫“斑鸠”。因其叫声像‘’姑姑救‘’，故而故乡有此俗名。记得在我八九岁时，听一位有文化的大爷讲：早年间，一个小孩住在姑姑家，外出玩耍时，被狼叼走了，小孩大声喊叫着：“姑姑——救！姑姑——救！”后来，那小孩变成一只鸟，还在叫着“姑姑——救！”我不知道这故事是他编的，还是他听别人讲的，不管怎样，应该算是民间传说吧。请注意，它的名称和叫声是有区别的：“姑姑救”是其名称，“姑姑——救”是其叫声，叫声后面的那个“姑”音是拖长的。
不论是在省城上大学时，还是在北京工作后，一回到故乡，总能听到“姑姑救”的叫声。尤其是在天明时，那叫声常使我想起童年往事。
那是1960年的一个春日（已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个年头），我家院子里晒着蒲根，母亲在择拣刚挖回来的野菜，有甜苣，也有苦苣。榆树上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一只“姑姑救”，少气无力地叫着：“姑姑——救，姑姑——”第二声后面那个“救”没有叫出来。母亲抬头望了一眼，说：“连姑姑救也饿坏了。”母亲的话触动了我的灵感，我随口就编了一首歌谣：
姑姑救 ，谁来救，饿成一把干骨头， 浑身没有二两肉。
姑姑救，没人救， 我们饿得也难受， 蒲根野菜填饱肚。
母亲听了我编的歌谣，无声地笑了，脸上还泛起光泽——那是她脸部浮肿的反映——她的脖子瘦得只有薄皮了。我那时11岁，也很瘦。后来肠胃一直不好，病根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姑姑救’’是一种留鸟，在我的故乡，在中国很多地方，一年四季都能听到它的叫声。我一直认为，它的故乡是中国。邻国有它的踪迹，不足为奇，而在相距十分遥远的澳大利亚，也有它的身影和声音，怎能不令我惊异呢?那一声声“姑姑——救”，在我听来，都是乡音。我很想问一声这些唤起我故园情的鸟儿：你们是何时“移民”到这里来的？
10来岁时，我学会用双手和嘴结合，吹出跟“姑姑救”叫声一样的声音。多少年来，在野外有高大树木的地方，我一吹，人们总往树上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编导，拍摄了一部《玉米秸秆栽培双孢蘑菇》的科教片。河北涞源是一个拍摄点。一天， 拍摄结束后，当地领导建议我们去爬山，那是一处著名的景点。时值黄昏，山区一片静寂。我在山路上休息时，吹了几声“姑姑——救”，传得很远，似有回音。没想到，真有一只“姑姑救”跟着叫了起来，我 吹一声，它应一声，仿佛遇到了知音。不一会 儿，又有两只先后加入。一时间，人鸟争鸣，深谷回应，群山助威，晚霞舞动，那是怎样一场空前绝后的合奏啊 ！
2007年，我随农业影视考察团出国访问。在走向金字塔的路上，游人众多，人声吵杂。两位同行者跟我学吹“姑姑——救”，他们只是能吹出一些声音来。一位白人小伙跑到我面前，两手抱团，有点走风漏气地吹了 两声“姑姑——救”。这让我十分惊喜。他示意我给他表演一下。我也吹了两声。他夸张地笑着，竖起拇指，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跑走了。
来墨尔本不久，我们散步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那里有大片的草坪，还有不少高大的树木。我吹了几声“姑姑——救”，不远处，一只“姑姑救”也连着叫了几声。儿子说：“它在回应你呢。”我感到很亲切，就像他乡遇到故知。4岁半的孙子要我教他，他吹不响，就用嘴叫，绘声绘色地，把我们都逗乐了。
我跟孙子说，一来墨尔本，我就发现，这里也有“姑姑救”。孙子说，澳洲什么鸟都有。我还给孙子讲了半个世纪前我编的那首《姑姑救》歌谣，他很快就背会了。我知道，他现在理解不了，将来可能也理解不了，可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还想告诉他，我的童年虽然说不上是幸福的，但也决不是苦难的，应该说是快乐的。
“姑姑救”的叫声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活跃了我的思维，丰富了我的人生，愿它再伴我度过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