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烟霞，淮南宿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九十一名南北歧路的读书人，由饱学大儒，逍遥名士，以至道士、释子等一代风流人物浮光掠影般走过，芜杂事迹或荒唐可笑或感人至深。终身未仕漂泊江湖的作者晚年回想当年也曾几番啸傲，几度徜徉，遂以天凉好个秋的语气写出所见悲剧及“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的感慨，行文方式异于《史记·儒林列传》的叙事旌扬，近于《春秋》曲寓褒贬。
开篇即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明初议定八股取士，作者借王冕之口说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随后果然“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百十个星君则到东南维持文运。
在周进、范进类儒生由落魄到发迹的榜样作用影响下，坚信唯有靠举业方可出人头地的儒生成为主流。马纯上古道热肠甚至呆板迂腐，却对以文章举业显亲扬名深信不疑，认为词赋坏人心术，而应学习《语类》、《或间》并逢人说项。鲁编修父女也认为八股文外都是野狐禅而苦心规劝蘧公孙。既有利益驱动，又有理论支持，迷信科举之风在五河县诸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科举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科举出身诸人中，山东学道范进不知苏轼为何许人，高翰林没读过《周易》，汤知县判案荒唐滑稽，向知县判案师心自用，江都知县贪赃枉法。也因为八股取士，选家马纯上没听说过李清照、朱淑贞，萧云仙、凤鸣歧及鲍文卿等虽有品行却无法拔擢只能奔走下层，杜少卿、牛布衣等名士以诗酒自娱。更多则是严贡生等惟利是图，众盐商附庸风雅，匡超人、牛浦郎之流欺世盗名···
作者真正寄予希望的则是庄绍光、虞育德等文质兼备的大儒，南京泰伯祠则象征礼乐教化，然而斯人去后，大殿破败无人问津，名士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是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婚、丧、祭，乡绅里头，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些贫贱儒主，又不过做的是揣合逢迎的考校。全书大意到此为止，“薪尽火传，工匠世俗都有韵”的作结则类似《桃花扇》因循传统而为悲剧强加希望。
书中讲诸多问题、人物都作为结果围绕同一中心，迟衡山总结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讲不成”。人才选拔标准与综合素质本身分离，与当下一般无二。明太祖出身寒微同情弱势群体，与严惩贪污抑制兼并等举措相配套，八股取士除借程朱理学禁锢思想外，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相较于词赋取士显然对于寒门子弟更加公平，但只是相对扩大统治阶级来源，普通农民仍难以有钱和时间接受教育，阶级仍然分化。高考也久同样因刻板为人诟病，但片面强调“减负”“素质教育”恐怕又只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更加不公，阶级固化，统治者来源缩小而被削弱最终人亡政息，总而言之生产资料分配问题是根本问题，不能下决心壮士断腕的社会终将如明清十羊九牧而重新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