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很难读下去的《资治通鉴》

不用说原文，即使是能把柏杨或者黄锦鋐翻译的《资治通鉴》读下来的，我都非常佩服，粗略地翻过这些书，实在是太枯燥了，对于这种编年体的书籍，古代的皇帝们真有这耐心来阅读《资治通鉴》吗？

直到熊逸版的《资治通鉴》出来，这种跳出《通鉴》讲通鉴的模式，让我终于有机会读读这部古代皇帝看的书了，毕竟这是咱中华的宝典啊，但是一开始读就差点打了退堂鼓。

这源于司马光开篇的一大通“臣光曰”：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这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那套东西吗？遵守这套东西，真能治国了，为什么六国还是被秦国灭掉？

《资治通鉴》选择了“周威烈王 23 年”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代作为开端，原来这一年，周天子一道诏书把魏斯、赵籍、韩虔三位大夫封为诸侯，从而正式宣告魏、赵、韩三国取代了原来的晋国。

但是史实中，在周天子下诏书前的数十年，晋国早已被智、魏、赵、韩四大家族架空，后来魏、赵、韩三家联手灭掉智家，三家分晋也早已成为事实，周威烈王不过是顺应趋势而为之，但司马光恰恰认为这事关重大，他批评三家分晋是“礼崩乐坏”，周威烈王承认魏、赵、韩为诸侯，属于“坏了名分”，从此导致了战国的乱世。

晋国国君懦弱，魏、赵、韩三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属于自己的地盘，实属自然。但司马光置这种既成的事实于不顾，硬要抱怨“坏了名分”，我想当今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处事，定会被人贻笑大方。

我突然在想，这样不顾事实，只关注那些传统德立场的《资治通鉴》，对我们现在还有用吗？

在战国时期，吴起、商鞅、李斯，不都是变法改革强国的经典案例？这里关“名分”什么事情？虽然这3人的结局都不太好，但是他们的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光的思想一开始就暴露无遗，让我坚持读下来阅读的动力，并不是要借鉴什么，我就是想看看到底司马光是怎么被打脸又能自己圆过来的。

02 《资治通鉴》本质是“司马光思想集”

结合到北宋的时代背景，由于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改革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大大挤压了司马光的政治空间，司马光官场失意，我不知到底是是司马光本来就崇尚儒家，还是儒家的思想特别适合打压王安石，总之，在《资治通鉴》中，是满满的儒家学说。

司马光花了这么大功夫写《资治通鉴》，不外乎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是“礼崩乐坏”，必然祸国殃民，这需要引起皇帝的重视。

继续读下去，我就开始明白了，原来《资治通鉴》不是中立地分析所有的事情，而是专门拿那些有利于保守派，不利于王安石改革派的案例来说事，说到底，《资治通鉴》不过是司马光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资治通鉴》本质就是司马光个人的“思想集”而已，想把《资治通鉴》当成历史来客观“通鉴”的，要小心，真不知道那些帝王读了《资治通鉴》，会不会被带沟里呢？

熊逸的《资治通鉴》版，没有照着原文翻译，而是参考大量司马光看过以及没看过的材料，真正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由此，我也发现了司马光贯通全书的“招数”，就是突出符合儒家思想的事件。

例如，在谈到智瑶的家臣豫让，屡次刺杀赵无恤未果，最终身死的事件，《资治通鉴》有选择地摘录《史记》中的描述，强调了豫让为了维护君臣之道至死不渝的形象。但在《吕氏春秋》、《史记》中，就提到了豫让在当上智瑶家臣前，曾经先后当了范家和中行家的家臣，后来范家、中行家的地盘都被智瑶瓜分了，从这个角度上看，豫让俨然已经类似吕布这样的“三姓家奴”了。

为什么豫让没有对范家、中行家“至死不渝”呢？豫让留下的这句名言可以解释：“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明显是让“君君臣臣”有了前提条件，这些内容司马光肯定不会收录。

03 司马光算得上“中庸”吗？

中庸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中庸思想强调要慎重处理权力和利益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和集中权力。在教育上，中庸思想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自律、恰当的行为和道德品质。在家庭和社交方面，中庸思想强调要遵守礼仪、尊重他人、保持谦虚等。

以前，我以为“中庸”就是“折中、和稀泥、墙头草，两头不走极端”，我一直好奇这么一个思想，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怎么就能成为儒家的集大成智慧？

事实上，简单的折中、和稀泥都是没有原则的，而真正的中庸，在内心要以理性思考为原则，不以外界情绪偏好所干扰，对外则要根据环境因地制宜而不走教条。

也就是说，假如你遇到一件事情，经过理性对环境、条件的考量后，判断走极端方式是最合理的方式，那么即使走极端，这也是“中庸”！可见，中庸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排除“外界情绪偏好”影响这一点，与佛学的“空”，老子的“道”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一点上看，孔老夫子过于强调礼乐名器的思想也很极端，但是我们回到他的那个年代背景，人类社会非常暴力而不稳定，强调尊重权威和传统，各安其位，确实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孔老夫子周游列国，都在宣扬他的思想，希望建立和谐、稳定、公正的社会，可以说他当时的思想是时代所致，他的确是在践行他的“中庸”。

而司马光，似乎是他在打着儒家思想的旗号，为其政治党争开路，只要王安石做的事情，他通通否定，不用说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从现在来看似乎是更科学的模式，就连王安石辛苦打下来的西夏土地，在王安石倒台后，司马光都要还给西夏。

虽然，归还西夏土地更有可能是北宋当时合理的选择，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司马光主张归还土地，是为了打压前任宰相的功劳，从他对改革派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他并不“中庸”。

我认为，迂腐是儒家思想的时代产物，但是司马光把儒家的迂腐在《资治通鉴》中发挥到了极致，我认为我们要学的不是孔老夫子的具体思想，而是他“中庸”的智慧。

关于司马光，我说的只是个人看法，欢迎交流，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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