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罗素《西方哲学史》，罗素认为，哲学家都是他的环境的产物，既是因，又是果，他们是他们时代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所以罗素在写作中加了一些他认为很有用的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内容。罗素的想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的“知人论世”。但罗素的看法并不是人人认同，艾耶尔写《二十世纪哲学》，意在写成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续篇，他认为罗素在社会政治史方面的涉足，并没有使他更好地阐明那些他试图与这些因素联系起来的哲学家的观点，所以艾耶尔写《二十世纪哲学》时，对其所集中讨论的哲学家的传记细节就谈得很少，“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指出他们相互影响的那些方式”。
我觉得艾耶尔不是反对“知人论世”，而是认为罗素“论世”的内容对“知人”帮助不大，作为哲学史，他论世的内容太多了，作为社会史，论世的内容又太少了，在写法上他不苟同。罗素在写作中引入政治史内容，跟他本人就是政治的积极参与和介入者应该是有关系的。罗素的兴趣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哲学，他六十多部著作中有二十本是纯哲学的，由于家族传统，他终身对政治有兴趣，成为贵族之前，他曾三次竞选国会议员而未成功，两次是代表工党利益参加，一次是作为国家妇女选举权联合协会的候选人参加。因为政治原因，他曾两次被监禁。他是一战时的反战派，二战后又赞成以使用核武器来威胁苏联。他的政治态度和兴趣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反映，可以通过考察对几对概念的区分来考察。
第一个区分有关于纪律。罗素把公元前600年到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区分为两类，就是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和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从而指出纪律主义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之间的巨大鸿沟。纪律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交替得势，结果及时暴政和无政府的无休止的反复，作为自由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罗素认为自由主义学说是要避免这种反复的一个企图。第二个又是对自由主义的区分。罗素把卢梭和康德以后的自由主义的两派分为“冷头脑派”和“软心肠派”。前一排由边沁、李嘉图和马克思，按逻辑发展到斯大林，后一排经费希特、拜伦、卡莱尔和尼采，发展到希特勒。只有美国完全避免了这两种倾向的发展。两种区分贯穿了罗素的哲学和政治叙述，荣耀归于美国自由主义。这种想法推到极致，不难达到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观点，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成为最后的福音。
这次读，主要读了讲笛卡尔的一章，参考了一些相关书籍，过程中有点零星的认识。
第一，是罗素和黑格尔在撰写方式上的不同选择。罗素先讲笛卡尔的数学、物理学、力学、宇宙演化论等科学方面的观点，然后集中介绍其形而上学。黑格尔则是基本是按笛卡尔《哲学原理》的次序讲的，从逻辑和形而上学开始，进而到笛卡尔的物理学、数学和伦理学。黑格尔指出，在笛卡尔的时代，我们所谓的哲学知识和当时所谓的科学认识是没有分开的，人类的全部科学都算作哲学，于是出现了集各种科学之大成的哲学体系。笛卡尔的理论，形而上学是基础，思维与存在通过上帝的沟通，才使外部世界的认识得到保证，所以黑格尔的写法读起来比较顺畅一点。
第二，关于笛卡尔的哲学在当时的影响。罗素这方面着墨不多，至少不象对洛克的巨大影响那样描述，这可能是因为洛克的影响是延续到现实的，而笛卡尔虽被奉为现代哲学的开端，但他的哲学却更像是一种被后人克服的学说。可如果不强调一下笛卡尔哲学在当时的影响，再讲后世对他哲学的超越的重大意义就是不可理解。G•布朗《笛卡尔哲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说，17世纪中叶以后，笛卡尔精神渗透了一切知识领域，以致它不仅支配了哲学领域，还支配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甚至在神学领域，它也肯定了自身的权利，使神学具有了一种新的形态。
卡西尔也指出，17世纪中叶，由于笛卡尔哲学的胜利，使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对笛卡尔、马勒布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体系哲学对理性的认识，才能凸显出启蒙哲学重新定义理性的重大价值。卡西尔《启蒙哲学》认为，在笛卡尔等人的体系中，理性是人和神的头脑中共有的那些真理的王国，在18世纪，开始以一种比较朴素的方式看待理性，理想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而是一种并非遗产的后天获得物。理性不是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被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通过和存在概念的对比，理想作为一种作用概念，出现在18世纪。
第三，几个细节。关于笛卡尔《谈谈方法》，笛卡尔于1635年写了《折光学》、《大气现象》、《几何学》，由于出版商催促，匆忙写了一个序言，总名为《谈为了很好地引导理性并在科学中探索真理的方法，外加折光学、大气现象和几何学，它们是这个方法的实验》，由于书名太长，简称《谈方法》，作为《折光学》等三篇文章的序言，出版于1637年。笛卡尔的朋友曾劝他书名用“论”，笛卡尔说该书只是个“意见”，不敢用“论”，最后决定取名为“谈”（Discours）。王太庆先生译《谈谈方法》是用“谈”，庞景仁先生译《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提到这本书也译为《谈方法》，何兆武先生译《西方哲学史》是在60年代，出了好几版了，还是用《论方法》，没有表现笛卡尔的意图，是应该改正的。说到王太庆先生译的《谈谈方法》，王先生写得序言《笛卡尔生平及哲学》中认为，笛卡尔最初发表的《谈谈方法》只有两万字，就加上了三个附录即《折光学》等三篇文章，这是把三篇文章和《谈谈方法》写作的先后顺序给搞颠倒了。
另外，王太庆先生认为，笛卡尔哲学中引入上帝观念，只是暗渡陈仓，是通过上帝的存在作为心和物的共同来源，通过上帝的绝对客观来保证科学的客观，从而为发展科学来打掩护。这种观点和那种认为笛卡尔坚持传统信仰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不过我认为并不可靠。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上帝是作为联结思维和存在、真理和实在的纽带而存在的，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是第一要义，存在（或说是广延）并不在“我思”（或直接确定的认识）之内，对存在的认识的真理性，要以神的存在的证明为基础。上帝的存在才保证了一切真理的来源和有效性。上帝概念是其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少了这个概念笛卡尔根本不能服人，实际上他的《淡淡方法》、《第一哲学沉思录》也在反复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在他的发展这那里，只有通过上帝这一中介，我们才能认识外部对象，才能作用与外部对象，到了马勒布朗士手里，还发展出了万物皆备于上帝的论断。讲笛卡尔瞒天过海扯着上帝的幌子目的是偷运科学，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